對我來說，中國是豐富多元的，或者說，她絕不僅僅隻有令人感到神秘的一面。每一個我所生活過的地方都在提醒我，這個國家是美麗的；我在每一個我所認識的中國人身上，都看到了這個國家對他們的激勵。所以，與其用簡單的正面或負面的詞語去概括，我倒是覺得用“魔力”二字更能描述當今的中國——既令人栗栗危懼又讓人心馳神往。
今天，我要寫一封情書，一封緻中國個體精神的情書。
成長
大約是在4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問我是否願意給她的一位正在經商的朋友教英語。當這位商人朋友來到我家時，我不得不承認，他的形象與我所預想的樣子大相徑庭。他身材略微發福，個頭不高，50歲上下，皮膚黝黑，衣着普通，留着寸頭。與其說是商人，倒不如說，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更像一個農民。
他的英語很糟糕，即使是一些非常簡單的單詞，他的發音也十分離譜。他的嗓門非常洪亮，不誇張地說，當他發音時，周圍10個住戶都聽得到。那次課結束的時候，他說他就住在我家附近，隻要我有時間，他随時都可以過來學英語。
在之後的兩年裡，他幾乎每天都會來我家，要麼是一大早，要麼是大晚上。而他之所以外表像農民，也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确實就是農民。他的家鄉在内蒙古的一個小村莊，他小時候家境貧寒。不過，雖然生在貧寒之家，他還是順利考上了大學，主修甜菜種植專業。畢業後，他進了一家糖廠工作，收入雖然不算高，但也達到小康水平。但就在他35歲左右的時候，那家糖廠關張了。就像當時中國北方的許多下崗工人一樣，他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生計一瞬間沒了着落。
好在這種看不到出路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很快，他從朋友那裡得到消息，他的歐洲同行們正在使用一種高質量的甜菜種子，配合上改良後的種植技術，甜菜的産量将得到顯著提高。
于是他下定決心，将自己微薄的積蓄拿出來，購買了一批新種子。他本希望把這些甜菜種子賣給糖廠，但大部分糖廠讓他吃了閉門羹。好在他懂農民。他決定把這些種子直接賣給農民，然後再教授他們新的種植技術。
漸漸地，他的努力為他打出了聲名，而糖廠老闆也開始對這個當年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推銷農”投來更多關注。後來的事情就簡單了，随着他年複一年兢兢業業的努力，他的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他自己自然也是賺得盆滿缽滿。
他後來告訴我，他第一次來找我補習英語那天，是他第一次和别人說英語。不過，雖然口語糟糕，他的英文閱讀能力卻令我啧啧稱奇。我後來發現，這個神奇的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他一直在反複閱讀一本有關甜菜種植方法的大部頭英文著作。那本書學術性很強，為了能讀懂，他幾乎把書的每一頁都做了筆記，整本書幾乎都被他翻爛了。
我教了他兩年英語，這兩年間，他從一句英文都說不順的“學渣”，慢慢進化成了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學霸，而且你要知道，他學英語的時候已經50歲了。學成之後，他開始滿世界旅行，不過他也沒忘了我，還會經常來找我聊天。盡管他的音量跟剛開始學英語的時候相比已經低沉了不少，但距離“悄聲細語”4個字還差得很遠。
不過我并不在意，他已經成為我很好的朋友。我還給他起了個綽号——考慮到他主營的業務、我們之間20多歲的年齡差距，以及他的富翁身份，我直接稱他為“SugarDaddy（糖爸爸）”。
我講這個故事，主要是想告訴大家，我在中國期間所見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常态是：他們有着充足的動力去提高自身，他們渴望成長并且願意學習。一個35歲的失業工人竟能白手起家，二次創業？一個年近半百的人竟會下定決心，學習英語？他隻是去做了，所以他成功了。
在中國的這幾年，我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所教會我的是：好奇心、邏輯思維、終極目标感，所有這些都要比自尊和驕傲更重要。
目标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我自然也和美國大多數人一樣，從小到大一直都接受本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們被告知，我國的政體卓爾不群，因為我們的國家賦予我們以自由。
這句話聽起來确實沒什麼錯，但我所理解的自由卻并非這個意思。自由絕不僅僅是某個政府或是某部法律所賦予人民的權利。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北京的8年時間裡，每一個步行回家的夜晚都不會讓我感到恐懼，我也不會去擔憂自己可能會遭遇什麼不測，但我在紐約和芝加哥的朋友就沒有這種感覺了。而在我看來，讓所有人都遠離這種恐懼也應該是“自由”二字的應有之義。
說到自由，我不得不提一下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的區别。
在美國，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相對恒定。在一個可見的未來，你大抵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但中國就不一樣了，在這裡，自由的概念更加“波動”，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就必須要學會如何去找到它。這麼說可能有些抽象，不妨用一句中國人都很熟悉的話來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覺得用這8個字來形容中國的自由，實在是再貼切不過了。
這類故事有很多，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我的中文老師給我講的那個。他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他說他十幾歲的時候特别喜歡聽國外的搖滾樂。不過他聽的光盤和磁帶與我聽過的不同，他聽的是打口碟和打口磁帶。
不隻是我的中文老師，在我的朋友圈中還有不少人聽過打口碟。而且神奇的是，雖然那個時代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20多年，但我還是能從這些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身上清楚地認出，誰聽過“打口音樂”。而且我發現這些人幾乎都有一個關鍵特征：精神獨立。
這種精神上的獨立是從他們在各自職業的打拼中看出來的，他們中有的是藝術家，有的是媒體人，當然也有老師、學者和工程師……有一位浙江的企業家就正在用這種獨立精神來打造他的企業，他說他的目标是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他所在的城市，繼而改變中國、改變世界。
從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獨立和自由。我發現當“獨立”“自由”這些抽象詞語以最積極、最健康的形式來呈現時，其實就是真理。而當這一“真理”落到人的價值層面時，它就變成一種誠實：誠實地面對自己，誠實地認清自己想要追求的東西，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價值觀，然後用決心和勇氣去實現自己内心的目标。
家庭
四五年前，我有幸加入一個項目，主要是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講解員做培訓。有一天，當我正在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閑逛時，一個巨大的浮雕石像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近它仔細觀察，發現它其實雕刻的是中國的一個經典傳說：《愚公移山》。
這是個非常典型的中國式寓言，通過它，你能清楚地感知這個民族一直推崇的精神文化價值：把握當下、堅持不懈、目光長遠。而在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下，這種價值觀恰恰也是此時的中國最應該堅持的。
但于我而言，這則寓言的關鍵詞在于“家庭”：愚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身份的？什麼是家族遺産？為什麼它值得一代代的人去為之付出？
我是家裡的長子，我的父親在家鄉經營着一項還算成功的生意。從他接手到現在，算起來已經43年了。再往前看，我的祖父畢生也在經營這項生意。我的曾祖父也是，我的高祖父亦不例外。
如果非要說有例外的話，那就是我了。我承認，這麼多年來，我确實和家庭推崇的價值觀格格不入，也正因為此，父親并沒有讓我來繼承這項家族産業。
這件事，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累積起來，讓我和父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僵，最終，在某次氣氛緊張的會面之後，我們彼此不再聯系了。我後來把這件事講給了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她是一位40歲左右的中年女性，她表示不是很理解我的心情。不過她既沒有責怪我，也沒有長篇大論教導我如何做人。
又過了幾周吧，我記得我随口問她，平時都是如何度過周末的。她告訴我，她每周末都會全天照顧卧病在床的母親。而這位年邁的老媽媽精神狀态并不理想，尤其是當她脾氣上來的時候，會對家中其他成員毫不客氣，無論是誰。
“這聽起來很糟糕，你應該很讨厭她吧。”我當時的回應很直接。
“這跟我讨不讨厭她沒任何關系。”她說，“她是我媽，這永遠不會改變。不管她做什麼，這個事實都是永遠不能更改的。”
她的話讓我思考良久。我想到了自己和父母的關系。我發現，雖然我一直都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個體來看；雖然我主動離開家鄉，努力去開創一個與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雖然我一直都覺得我的個體身份是由我的自由意志決定的，但它其實并沒有這麼簡單。我的身份同樣是由我身邊的人來定義的，也是由一些不可推卸的責任來決定的。這無關選擇，隻關乎事實。
自那以後，我和我的父母重新建立了聯系。我現在常常和他們聯絡，也時常去看望二老。随着聯系增多，我發現，我和他們有着許多相似之處，而我之前從未注意過。
如今，他們已成了我重要的人生榜樣，他們身上的不少特質也讓我無比欽佩。我知道，雖然我和父母相隔萬裡，我們所過的人生也有諸多不同。但作為兒子，我還是要一鏟一鏟去挖，努力移走那座矗立已久的“高山”。
對很多已經在中國有過長期生活經曆的外國人來說，與中國的這次“分手”會無比艱難。因為，不管他們承認與否，有一個事實是明确的：幾乎每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前都帶着一些希冀和期望，他們會為自己的中國之旅描繪一番願景。
當然，每個人期待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的人也許隻是謹慎的樂觀，有些人卻是抱着天真的幻想。但無論哪種，他們都把這種“樂觀”和“幻想”視為“愛”。換句話說，就是“我愛中國”。然而不幸的是，真實的中國并非如他們所願。所以一旦他們遇見更多的“現實”，他們的“愛”就開始減退，而那些幻想也就跟着一個個破滅了。
那麼，真正的愛究竟是什麼？最深沉和熱烈的相愛應該是兩個人在看到對方最真實的一面後，還能完完全全地接受彼此，用同情心去撫慰彼此的痛楚。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我在中國期間，那些對于我的人生具有非常意義的人，我會發現，在這裡，在這8年，我所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是愛的意義。
總有人會問我這樣的問題：“你喜歡中國嗎？”
坦白地講，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兒蠢，因為我有時候喜歡，有時候可能不喜歡，有時候可能既喜歡又不喜歡，所以對這個問題，我沒法給出确切的答案。而我能給出的答案是：我會永遠愛着中國。
（留痕摘自虎嗅網，本刊節選，邝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