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象看，契诃夫溫和圓融，沒有棱角，和任何人都不會發生激烈沖突，迥異于高爾基和托爾斯泰的烈性與好鬥。受到屈辱的時候，他從不出惡言，而是隐于人群，獨自慢慢消化和吞咽。他的喜劇《海鷗》被喝了數次倒彩。劇組人員有的昏厥，有的痛哭，有的豪飲洩憤，繼而大家發現契诃夫失蹤了。第二天，出現在人前的他，仍然是那麼平和，其間發生過什麼，他是如何度過崩潰期的，沒有人知道。
他比托爾斯泰姿态低很多。他出身低微，祖上曆代為農奴，到父親那代才贖身成自由人；他落筆很低，筆下最成功的角色都是農民、小商人、小修士；他自視很低，撰文的前十年都不署自己的真名。成年後，他視托爾斯泰為導師，用後者的救贖理論，以文為刀，力圖改良社會。最後他發現，過度介入的文字，完全喪失了小說的本來職責——他和他周圍的市井貧民，根本就是從同一塊布料上剪裁下來的。他實在無法擁有托爾斯泰那種俯瞰和救民于水火的半神視角。
我之前看過契诃夫的《薩哈林旅行記》，裡面描寫的苦役犯、荒涼的凍土，在平淡的口吻下，有種震撼人心的真實力量。這讓你知道，他所描述的東西曾經存在過。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契诃夫要在那個時候去西伯利亞考察苦役犯呢？當時的俄羅斯文壇正處于青黃不接的過渡期，托爾斯泰進入低谷，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白銀時代還未到來，整個文壇就剩他一個大腕。他為什麼要用這寶貴的大半年時間，在極不便利的交通條件下，去那個苦寒之地，做一個調查員就可以做的事呢？
現在我才想通，這種浪費，正是他的價值所在。這就是一個作家的良知、社會責任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把自己拴在當時已經陷入泥濘的社會現狀中，咬着牙，拼命想把它拖出來。托爾斯泰是向上飛升，最後成了宗教狂人；契诃夫是向下紮根，徹骨的寒心和絕望。
契诃夫的愛很低，從少年時代，他就拖着孱弱的身體養家。這個沉重的負擔，消耗了他所有的财力和生命力。他是一個憂郁溫和的男人，按照互補原理，他愛的女人，都是生機勃勃、充滿青春活力的。最終把他一腳踹上婚姻祭台的奧爾加，像試帽子一樣，不斷地調試着契诃夫的好感開關，揣測着他的易燃點。這個病弱而孤絕的男人，需要的是一個獨立而灼熱，且神經結實、性情剛烈的女性，她最終明白了這一點并且成功地實踐了。
後來，契诃夫總算結了婚。奧爾加是個萬衆矚目的大明星。他自己在荒郊野外養病，捉老鼠打發時日。俄羅斯的冬天陰寒濕冷，沒人添柴，沒人斟茶，沒人盡妻子的責任。妻子正在莫斯科徹夜狂歡和社交，享受着極緻的奢華。而他從不抱怨。臨終前，他焦灼得說不出話來，因為妻子為了看護他，沒有按時吃午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愛她甚于自己，力圖幫她成就自我——這是我很少在男性文人身上看到的優良品質。
（孤山夜雨摘自文化藝術出版社《私語書》一書）
契诃夫和奧爾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