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刻，距離他首攀珠峰，已過去43年。1975年，夏伯渝作為國家登山隊的一員攀登珠峰，在遭遇暴風雪後下撤的途中，将睡袋借給藏族隊友，自己的雙腿因凍傷被截肢。
此後，一位穿戴假肢的人，開始了和這座世界最高峰的不懈角力——他堅持訓練直至殘肢受損，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截肢手術；他5次向珠峰進發，前4次均因自然原因被迫下撤。
媒體蜂擁而至，期待一位征服者的英雄形象。
“其實我一路感受最多的是恐懼。”夏伯渝隻是微笑，說，“多虧我這次趕上了好天氣。”
榮耀登頂
一位截肢者，當真是靠自己登頂珠峰的？
夏伯渝一行4人，除了他與攝像師，另兩位為夏爾巴人向導。他們屬于珠峰南坡在今年的登山季迎來的第一批攀登者，距離今年搭建登山繩索的夏爾巴人先頭部隊，隻相差了6個小時。
“雲裡面是一座座的小山頭，我們一路爬，一路看着太陽從身邊一側漸漸升起來了。”夏伯渝對沿途風景的描繪實在平淡。
即将登頂，最後的10多米，一起攀爬的其他團隊的登山者都在為他讓路。他記得，其他人緩慢離開登山的唯一繩索，辟出一條窄窄的通道。這短短的10多米，一路上響起了此起彼伏的掌聲。
他登頂之後最先做的，也是他記憶最深的，是通過珠峰大本營的電話連線，給遠在北京的妻子打電話。“我終于登上了珠峰的頂峰，實現了41年的夢想！”他在對講機裡喊得響亮，事後才發覺，一激動把數字說錯了，應該是43年，不是41年。
停留在海拔5360米處珠峰大本營的人們聽到了夏伯渝一行人登頂成功的消息，開始持續敲擊鍋碗瓢盆以示慶祝——這是夏爾巴人對每一個登上珠峰的生命的禮贊。
回憶這些時，夏伯渝正坐在北京市海澱區家中的輪椅上，凍傷後纏着紗布的兩側臉頰還在流膿，纏着繃帶的手指有好幾處凍傷發黑的地方。他把兩次截肢之後剩餘的半截小腿，輕輕往茶幾上一靠，假肢就倚在牆角。
一路之痛
“我看到他在脫下假肢檢查的那一刻表情複雜。是上，還是下？勇氣裹脅着恐懼共同存在。”全程跟拍的攝像師盧華傑，親眼見證了夏伯渝攀登中的遲疑時刻。
他的鏡頭常常對準老夏的雙腿。離開珠峰大本營後不久，夏伯渝的假肢就歪了，肌肉和假肢的摩擦處起了血泡。而為了防止血栓複發，他一直在服用可以溶解血栓的藥。也就是說，血泡一旦破裂，他很可能因失血過多而發生不測。
對雙腿截肢者而言，其實下山比登山更艱險。
夏伯渝準備了兩段白膠布，随時準備用捆綁殘肢的辦法，強迫殘肢進入假肢套内。但由于小腿殘肢當時已嚴重充血腫脹，他無法在下山路上将其固定進假肢内。“殘肢和假肢的連接方式，變成一個上下移動的活塞。”一路之痛，難以想象。
他的假肢常常深陷冰雪的裂縫裡，隻能靠向導把裂縫挖得大一點，使假肢可以緩慢拔出。
“一旦假肢徹底從腳上脫落，我就會凍死在那裡。沒有人幫得上忙。”從珠峰頂到海拔7790米的C2營地之間的距離，就連直升機也不能停靠，徒步是上山下山的唯一方式。
其他登山者走一個小時的路，他動辄就需三四個小時。徒步下撤到C2的最後一段路，夏爾巴向導提示夏伯渝——隻剩10分鐘的路程，可夏伯渝走了整整3個小時……
沒有“如果”
在大本營敲擊鍋碗瓢盆的人群中，有夏伯渝的兒子夏登平。這是他第一次親臨父親攀爬珠峰的現場。
1984年，夏伯渝的兒子出生。夏伯渝堅持要在孩子的名字裡用上“登”字。夏伯渝的妻子特地為孩子撰文并畫了一本十幾頁的連環畫《登山的人》，講述夏伯渝的登山故事。隻不過，她用了一種克制收斂的方式。在夏登平的印象裡，母親要傳遞的觀念是登山是一項危險的運動。夏登平如今在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當軟件開發工程師，體能很好的他并未從事運動行業。
或許是命運使然。1974年，體力、耐力超群的夏伯渝被國家登山隊的免費體檢吸引，機緣巧合，從青海省的專業足球運動員培訓班被選入登山隊。
“我們要創造世界上登上珠峰次數最多的國家的紀錄！”夏伯渝至今記得登山隊的這句口号。
1975年，中國登山隊決定選派100多名運動員第二次向珠峰發起挑戰，夏伯渝也在其中。他記得當時作為第二突擊隊的隊員，還承擔了運輸科學考察儀器和攝像的任務。
作為先鋒部隊，夏伯渝一行9人遭遇暴風雪。一位藏族隊員因為體力不支，弄丢了睡袋，體力保存尚好的夏伯渝決定在晚上睡覺時讓出睡袋。沒想到，在次日一整天的攀登之後，夏伯渝的雙腳被徹底凍傷，截肢成為唯一的選擇。
夏伯渝記得，截肢後，他在病房裡看電視時看見了隊友登頂的消息，心情複雜。
1975年的登頂之後，隊友們紛紛回到家鄉，漸漸失去聯系，也很少聽說有人再次登頂的消息。但對夏伯渝而言，一切才剛剛開始。
“如果當時和他們一起到達頂峰，我就不會再爬了。”夏伯渝極其坦率地道出兩種假設，“如果提前知道會截肢，我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但人生從來沒有“如果”。
“簡單”夢想
在公衆面前，夏伯渝很少提起自己接受第二次截肢手術的往事。
1975年，做第一次截肢手術時，他沒有選擇最安全徹底的截肢部位。“我是運動員，肯定希望能保留的肢體部分越多越好。”當時的截肢部位，被确定在腳面和部分腳趾處。
然而，由于他之後仍長時間堅持高強度賽事訓練，雙腳受損日益嚴重，直至1994年，不得不再次接受截肢手術，截肢位置大約在小腿一半的地方。而在兩次手術中間，他又經曆了無數次磨骨手術……
夏伯渝在首次截肢後進了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從事文職。幾乎同時，他進入國家殘疾人體育訓練隊，籃球、乒乓球、鐵人三項、攀岩……幾乎把所有體育項目摸了個遍。
夏伯渝直言：“我的夢想很簡單——從哪兒跌倒，就從哪兒爬起。”面對仍心心念念要登頂珠峰的老大哥，面對當時可憐的假肢制作條件，衆人隻能以沉默應對。
“我做第二次手術是為了能更好地繼續運動……”夏伯渝說到這裡，停住了。
2006年，新西蘭登山家馬克·英格利斯成為世界上首位登頂珠峰的雙腿截肢人士。夏伯渝得知後趕緊發去郵件，迫切地詢問：“假肢無法為身體提供感官知覺，該用什麼辦法體會攀登時的各種危險？如果登到山頂，假肢忽然失靈了怎麼辦？”
這位新西蘭的登山者給夏伯渝回複了郵件，答案卻是無解。
五次攀登“
一切都結束了！”盧華傑聽到夏伯渝疲倦地說了這句話。
對夏伯渝而言，2018年他第5次嘗試攀登珠峰或許是他此生的最後一次。4月初，當他到達珠峰大本營時，夏伯渝曾對一同前來的朋友柯慶峰說：“爬了那麼多次珠峰，我第一次感覺到身體冷。”
柯慶峰正在拍攝以夏伯渝為主人公的紀錄片并擔任制片人。身為企業經營者的柯慶峰從未涉足過紀錄片領域，認識夏伯渝七八年後覺得，這或許是他這一輩子唯一想拍的人。
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到珠峰大本營，需要尋找志願者。夏伯渝報名了。面對闊别已久的那座山，他說自己“回來了”。他甚至在那一刻産生錯覺——頂峰，從大本營望去，仿佛近在咫尺。
2011年，首屆世界殘疾人攀岩錦标賽，年逾六旬的夏伯渝參賽，成為年齡最大的選手，并獲得速度和難度的兩塊金牌。
2012年，他有一種強烈的預感——無論是目前自己穿戴假肢的技術，還是攀登珠峰的時機，均已成熟。2014年，他再度攀登，因為雪崩不得不中途下撤；2015年的攀登季，到達珠峰大本營後卻遭遇尼泊爾大地震。“我差一點兒在大地震裡遇難。當時我就在帳篷裡，一大塊冰山塌陷，幾乎所有的帳篷都倒了，唯獨我的帳篷沒有倒……”
2016年，是他距離頂峰最近的一次，僅剩下94米，但他決定下撤。“暴風雪太大，如果是我一個人，或許就上去了。但還有5位給我帶路的夏爾巴小夥子，我還是放棄了。”
那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次下撤。回到北京後，夏伯渝的雙腿，由于經常在極寒天氣下從事極限運動而患上了嚴重的血栓，被醫生下了禁令：永遠不準再進行極限運動。
他在最初的那幾個月反複告訴兒子：“我再也不想爬了，太累了……”
那一年，出于登山愛好而原本願意全額資助夏伯渝登頂的企業家，也縮小了資助額度。夏伯渝隻得拿出20多萬元的積蓄。精力、财力，正在一點點被這座山耗盡。但出院後的夏伯渝，最終還是改變了主意。“上次不能登頂是天氣的原因，不是我自己的問題。”他反複告訴自己。
今年的這次出發，得到了柯慶峰從财力到人力的全面支持。臨行前幾個月，夏伯渝每天清晨4點起床鍛煉，每天保證至少5個小時的運動量。
3月31日出發當日，他向家裡人交代了一番：自己買了什麼保險，什麼時候該繳水電費，一些不常用的物品擺放在哪兒……
“我心裡就那麼一座山。”他的話，與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裡留下的一句名言頗為相似——“因為，山在那裡。”
（遠山摘自《解放日報·上觀新聞》2018年6月7日，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