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住養老院以後，母親依舊沒有從失智的陰影中走出來，她每天坐在養老院入口的大廳裡，像孩子盼着家人歸來一樣，朝入口處張望。那裡，已經被工作人員仔細地挂上了厚厚的棉門簾。有人進門的時候，棉簾子會被高高掀起。搶先進門的，往往是一個碩大的摩托頭盔，或者是一個高高捧在手上的保溫飯桶。
我已經來了多時，然而，她并沒有認出我，她依舊在焦慮地張望，在每一下門簾的掀動中經曆期待與失望，她在找尋她的女兒，或者她的故友。
有時，她把我認作養老院的護工，有時把我認作院裡的廚師，有時把我認作前來慰問的志願者。她抱怨我穿得太素淨：“你都不換漂亮裙子，待會兒怎麼上台表演。”
她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我可以信賴。她把腳伸出來，放心地讓我剪趾甲；她任由我幫她剪頭發，修出一個男孩般的鬓角；她也不反對我随意打開她的面霜蓋子，在她的鼻頭上點上冰涼的一坨，為了讓她安心，我在自己的鼻頭上也點上一坨，這個滑稽的舉動惹得她笑了。我替她抹開臉上的“雪花膏”，不知為什麼，我傷心起來，為了這熟稔又陌生的感覺，為了這近在咫尺的親密與疏離。
我多麼期待有一個回頭潮，能把她帶近些，再帶近些。讓她認出我，哪怕隻有10分鐘。
我去母親的老相冊裡找線索。想當年，我母親不但是舞蹈高手，還是運動健将。她有整整一本照片，詳盡地記錄了她從22歲到28歲代表廠乒乓球隊四處征戰的輝煌成績。照片上的母親，英姿飒爽。
我的腦海裡像劃亮了一根火柴——我可以嘗試在媽媽面前打乒乓球，喚醒她的一部分青春記憶。我向養老院院長建議組織一場乒乓球賽，由我和工作人員來打，讓老人們圍觀。沒有球台，我們把老人吃飯的桌子拼到一起；沒有球網，院長出主意，讓所有工作人員把自己的不鏽鋼飯盒排在“球台”中間，充當球網。
我與院長助理小周開始你推我擋地熱身擊球。養老院還真有幾副現成的乒乓球拍，因為托球行走是老人們的康複訓練項目之一。我已經20多年沒打過球了，抽殺已經基本沒可能，側身回球時差點閃到腰，推擋也會接二連三下網。
我完全處于下風，因為打乒乓球需要高度專注，而我，還要分神去觀察母親的反應。
沒過幾分鐘，老太太就高舉右手，做出叫停的姿勢。我配合地問：“咋啦，教練？”老媽嚴肅地說：“這位隊員，你怎麼能在這種球台上打球？他們欺負你！球台太短啦！”她招手讓我靠近，小聲對我說：“我的枕套裡藏了600塊錢，是我女兒給我的。她可是個好人，我看你也是個好人，就是太能湊合了，這麼短的球台難怪你老是接不着球，看着都替你着急。你快拿着這些錢，買一張真正好樣兒的球台吧！”
（陳海蓉摘自《西安晚報》2018年6月1日，杜鳳寶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