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的那個冬天，發生了一件小事。五歲的我在那個冬天擁有了一件新毛衣。這是一件屬于春節的裝備。那個年代，很多小孩都隻有新年才有新衣。從它買回來之時，我就開始盼望時光加速，春節早點到來。
有必要描述一下這件重要的毛衣：它是粉紅色的，符合一個五歲小姑娘正常和欠缺想象力的審美；它是開襟的，兩邊各用當時流行的針法編出一道麻花。與平時常見的童裝毛衣略為不同的是，它有個外翻的方形領子，可以使這件毛衣的主人擁有一種超出年齡的莊重感。
大年初一那個早晨，我穿着新毛衣在家裡“巡演”了一圈，由于想象中賦予自己的光彩，難免有幾分輕骨頭。我在台階上跳上跳去，在天井裡蹿來蹿去，早餐還沒有開始，已經弄髒了手。然後我又去開水龍頭洗手，最後，不可避免地弄濕了新衣服的袖口。
在冬天，穿着濕了的毛衣非常難受，手腕那一截又濕又冷。這一天還沒開始，我還沒來得及走出家門，讓這件既新潮又高檔的毛衣為我赢回些羨慕的眼光，難道就要把它脫下來？我小時候很沒眼色，完全不知道當時大人在忙什麼，也不管大年初一最忌哭鬧。我被這件小事打垮，哭哭啼啼地糾纏着我爸，一定要他幫我把衣服袖子弄幹。
我爸正忙得頭上冒煙，大年初一的上午，在我們老家，除了要煮一種極為複雜的早餐，祭拜祖先和各路神靈，還要準備招呼前來拜年的客人。總之，在這個最不應該哭鬧的早上，我大哭大鬧；在這個最不應該打小孩的早上，我爸痛打了我一頓。
那件毛衣在回憶裡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不再記得它的命運，隻記得我媽和我爸大吵一架。一直以來，我媽護起孩子來有一種母獸般的兇悍。那不是她第一次因為我而跟我爸吵架，也不是最後一次，但這一場架吵得格外猛烈。
（二）
在這個本該阖家團圓的大年初一上午，我爸媽的戰争迅速升級。最終，媽媽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帶着我出了門。
我們先是去了外婆家。我呆頭呆腦地坐在外婆的床上吃東西，完全不知道我媽和我外婆在談什麼。沒等我手裡的東西吃完，我媽和我外婆也吵起來了。她們一邊吵，媽媽一邊把剛剛攤開的行李又收拾起來。然後，她拉着我，氣呼呼地走出了外婆家。
即使我當時再蠢笨，也能明白我們的處境：我媽沒處去了。她能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就是外婆家。那個年代不興投奔閨密，再說即使有閨密，大過年的，我媽還拖着一個五歲的我，去誰家都不合适。
我媽帶我徘徊了一會兒。最後，我們來到一家招待所，辦了入住手續。
那個白天是怎麼過的，我腦中一片空白。隻記得很晚的時候，媽媽還拉着我走在街上，商鋪都關着門，路上沒什麼攤子。
回憶在這裡有點跳躍，不知道媽媽用了什麼辦法，總之後來，我和媽媽在招待所的房間裡，兩個人吃起一大搪瓷缸的粿條來。
粿條是我家鄉特有的一種小吃，類似于廣州的河粉。我媽對食物似乎一直有很高的熱情，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她最重視的都是我的肚子；而每當我回憶媽媽，也是記得很多與吃有關的事情。
在冬夜，那是一碗配置極高的粿條，裡面加了肉丸、魚丸、豬雜、油渣、蒜蓉和芫荽，以及最為适當的溫度，給這個本該頗感凄楚的夜晚，增添了一份奇異的溫暖。
多年以後想起這件事，我感到費解的一點是，事情是我惹出來的，但我記憶中媽媽對我沒有一句責怪。甚至，我對那幾天的回憶盡是“現在隻剩下我們倆，我們要相依為命”的溫馨感。
（三）
回想起來，媽媽的一生确實沒有過過什麼好日子。之前的生活不必再提，2006年，我兒子出生，媽媽如癡如狂地愛着這個嬰兒，同時，她的焦慮也在倍增。
在小寶的嬰兒時期，媽媽最擔心的兩件事是：一、保姆在喂給小寶的奶粉裡摻了安眠藥；二、保姆把小寶拐走。每天，小寶睡着了，媽媽擔心；小寶睡不着，媽媽也擔心。小寶興奮時，媽媽擔心；小寶安靜時，媽媽也擔心。但凡保姆帶着小寶走出媽媽的視線，哪怕隻有幾分鐘，她都可能崩潰。
有時候，小寶不明原因地哭個不停，我滿頭大汗，無法止住他的哭聲。如果我爸在場，他必責問我，你是他媽媽，你怎麼能說沒辦法？那時候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本來就是無能的人，真不應該貿然生孩子。
其實我希望媽媽不要與我住在一起，我希望她輕松、快樂，隻有她輕松，我才能輕松。但是媽媽從我這裡離開後，還是偷偷打電話給我的保姆，詢問與我們母子相關的一切生活細節。她牽腸挂肚，無法放心。
我無法減輕我媽的焦慮，更無法減輕她傳遞給我的焦慮。我和她一樣，我們是任由各自的無力感蹂躏，并彼此擔心、互相怨怼的兩個人。
很多年來，我經常做的一個噩夢是，夢見我和我媽吵架。因為一些很小的事，不管我怎麼說，怒吼着說，哭泣着說，掙紮着說，自殘着說……從我口中說出的話，就像雨水滴落于荷葉，荷葉絲毫不為之所濕。我為這種溝通的阻塞而絕望，而我媽當然也在發怒。我們在激烈的對峙中，也在對彼此的愛中，互相耗盡了能量。
後來，我閱讀到相關的心理學資料，有很多心理醫生告訴我，這不是愛，這是控制。或者說，這不是健康的愛。他們甚至鼓勵我，要對這樣的愛說不，要承認，我受到了傷害。
這些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但是，這些類似的表述也令我感到不适。我知道，這種伴随傷害的愛、互相折磨的愛，也許确實不能得到讀者的好感；我也知道，按心理醫生所說，令我痛苦的愛，是錯的，愛應是快樂。但我正是在這痛苦中，看到了更深的激蕩。我知道，這就是我在人世間所能獲得、所能付出的最深的感情；我知道，它就是我所能體會的人類的情感中最深的那個部分。
相比于這種人類的胸腔裡能産生的痛苦的深情，心理醫生的說法，如同照本宣科式的隔岸觀火。
（四）
媽媽得了癌症之後，一直有個願望，就是到山清水秀、空氣優良且聞名世界的村莊——巴馬住一段時間。
我知道她有這樣的願望，但是每當提及成行的可能性，媽媽就會提到現實上的不便利，比如，要帶的藥很多，她暈車，而我們也不便請假，等等。于是，這個願望便一再被擱置。其實，媽媽是不想給我們添麻煩，她一生都沒有理直氣壯地提出一個“為自己”的願望。
直到媽媽病情愈重，幾乎連走路都非常艱難的時候，她反而強烈地提出，想去巴馬。
那時候肯定來不及了。她已經病得連走路都喘，下樓都需要坐輪椅了。
後來我猜測，去空氣清新的巴馬，也許是我媽能想得出的求生的最後一招。可是，太晚了。
其實她一生都想走到更遠的地方去，但前些年，我們總覺得：總會有一天，也許有一天，将來有一天，必然有一天……到那時候再說。
那一場我媽在健康的時候就應該進行的旅行，終沒有實現。
人們常說，人類的愛都是向下的，沒有人會愛自己的母親像愛自己的孩子。這是不是人性中悲哀的真相？
媽媽化療的時候為了增強免疫力而開了一些補藥，她總是問醫生，這樣的藥，她那個“氣血不足”的女兒是否适用，令醫生啼笑皆非。病重時，妹妹給她買了台吸氧機，那台吸氧機令她有了兩夜良好的睡眠，第三天她見到我，竟然提出讓我也戴着這台吸氧機去睡覺。
我上大學時，有次媽媽來學校看我，我和她住在學校的旅館裡，擠在一張床上睡。那晚我急性腸胃炎發作，手腳冰涼，上吐下瀉。我媽立刻沖出去給我買回來一堆藥，當她發現我手腳冰冷，便毫不猶豫地把我的雙腳抱在她懷裡。當時我已經是一個大學生了，有點兒不好意思，便縮了縮腳，她怒吼我一句，我就不敢動了。然後，我就那樣被她抱着睡着了。我想到這件往事是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抱過我媽。
（五）
是的，我沒有帶我媽去旅遊過，一次都沒有。
但她去了更遠的地方，她離開地球了。
我們在一起的回憶，失去了時間的維度，小時候的事和後來的事混成一片，不分先後，混淆界線，在腦海中陸陸續續地時浮時沉。
于是，我就想到了五歲那一年的那次出走。陰差陽錯，那就是我媽這輩子與我一起的，屬于我們兩個人的，唯一的一次旅行。
我猜測，那個新年，我媽媽是什麼心情，她知不知道這麼一次旅行，是一種隐喻？會在三十幾年後，越發清晰地被我放大了它的細節，懷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心情？
那個很小很小的招待所的有限的幾間客房，大概很少接待離家出走的少婦，還帶着一個懵懵懂懂的幼兒。她們在這座郵票大的城市裡流浪了幾個小時，然後她們把這場流浪偷偷修改了性質，變成一種犒賞。
我記得江邊的夜晚是那麼安靜。風從走廊吹過，帶來了江面上輪船的汽笛聲，那麼低回、遼遠，像一聲嗚咽。天地間充滿了巨大的甯靜，我心裡被不明所以的情感所鼓脹，仿佛輕輕一擠，就汁液淋漓。
在那個時候，我們是徹底地相依為命。
相依為命的意思是，其中一個人死後，另一個人的一部分也死了。
在目睹并想象了我媽的苦痛之後，我曾經不确定，我的獨活是否可以理直氣壯，是否可以順理成章。在那麼多的缺失、負疚、誤會之後，我是否還有幸福的資格。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多麼希望能與媽媽單獨相處一下，多麼想和她，真正地到遠方去一次。遠離争吵，遠離我們命運裡的人際紛擾，以及俗世中的熱鬧。
我現在常想象，我死了之後，是不是可以重新找到她，重新在一起。甚至我會想象到那個情景，她的樣子和健康時一樣，她在天上居住的地方，看到我風塵仆仆地來了。
媽媽！我這麼大叫。
她看到我，臉上那種驚喜但又好像覺得我很傻的表情，我都可以想象。
人不可能再死一次，所以我們就不用再擔心分離了。時間終于失去了它的威脅。
（林冬冬摘自《美文》2018年第11期，本刊節選，劉程民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