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德雙邊關系發展迅速，中德之間不僅在2011年建立了政府磋商機制，今年将在北京舉行第四輪政府磋商，而且，在習近平主席2014年訪問柏林期間，中德關系已經推進到了全方位戰略夥伴關系的高度。可以說，中德關系在中國與歐洲國家關系之中是最好的，扮演着引領中歐關系的角色。盡管中德經貿合作日益深化、政治互信不斷增強，但是，正如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英國廣播公司BBC等機構的民調所顯示的，德國人對中國的形象認知是西方國家中最為負面的。這與德國人固有的傲慢和批評特性相關，也與他們對中國故事缺乏了解或隻具有片面的認識有關。這就促使我們去反思如何能在對德傳播中講好中國故事，增進德國人對今日中國的了解，夯實中德關系的民意基礎。
目前我國在對德傳播方面，仍然存在着政府主導、宣傳味道濃厚、傳播手段和渠道有限等問題。與此同時，德國民衆有關中國的知識主要獲取自德國媒體，而德國媒體依然常常帶着“有色眼鏡”觀察中國、報道中國，習慣于以偏蓋全、盲人摸象。于是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的強化機制：德國媒體灌輸的片面中國形象在德國民衆腦海裡固化下來。而德國精英為了取悅于民，又不得不繼續傳遞這樣的中國觀，即便通過訪問中國以及和中國夥伴溝通獲得了對當今中國的新的客觀認識，他們也不敢違背已被媒體扭曲的民意而去傳遞真實的中國觀。
要改變這一現狀，就需要我們加大對德國講好中國故事的力度，同時，還要具備對德國講好中國故事的技巧。在筆者看來，我們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即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有戰略思維、需要具備“德國能力”、需要加強漢語推廣、需要多元主體和着力于糾偏。
需要有戰略思維
講好中國故事事關我國的國際形象，是我國公共與人文外交的重要一環。中國故事講好了，将有利于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引導國際社會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今中國。但是，要将中國故事講好，必須明确它所要服務的目标，即服務于我國的外交大戰略，服務于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這也意味着我們必須站在全局的高度，擁有全球的視角，來講好中國故事。
具體到對德國講好中國故事，就需要服務于提升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系，尤其應着力于提升中德兩國社會之間的互信與親近。與此相應，在傳播中，不能隻是介紹和傳播我國政府的政策和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果，而是更需要傳遞中國故事中的精神和理念。隻有這樣，德國受衆才更容易聽懂每一個故事，理解每個故事之間的關聯。
對德國講好中國故事還具有很好的輻射效應，正如前文所述，德國是西方國家中對中國的形象認知最為負面的，而且，德國目前在歐盟内居于領導地位。因此，如果我們有智慧扭轉這一片面認知，無疑會給我們在對歐洲其他國家講好中國故事時增加更多自信和技巧，并且，由此也能更好地發揮德國在中歐關系中的引領角色。
需要具備“德國能力”
2015年10月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前夕，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推出了《中國戰略》，這是該機構推出的首份國别戰略，其目的是增強與中國在研究、創新與教育領域的合作。在這個戰略報告中，德國特别提出要增強德國的“中國能力”，具體包括掌握和應用有關中國的普遍知識、有關中國的研究、創新與教育方面的專門知識的能力，以及在和中國夥伴交往中不斷提升這種能力。其實，在我國對德國講好中國故事方面，同樣需要具備一定的“德國能力”，也就是要對德國曆史和國情、德國人的民族特性等有所了解，并擁有與德國人進行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雖然德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推行以多黨競争為特征的西方民主體制，但德國在其發展曆程中曾經走過“特殊道路”，經受過納粹統治，戰後從分裂走向重新統一，這使得德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呈現出一些獨特的特征。例如德國特别具有曆史反省意識。為此，在對德傳播中，若能以古論今，強調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則更能為德國受衆所理解。
此外，德意志民族是一個善于思辨的民族，德國人無論精英還是普通民衆都習慣于批評和論理，可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看誰更有理”。有鑒于此，在對德國人講中國故事時，要有更強的思辨性，而不能僅停留在事實和數據的羅列上。對于我國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環境污染問題，我們也應帶着自我批評的态度坦然指出問題之所在。但與此同時，也要突出我國過去幾十年裡在這個領域已經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最新的明證是，生态文明建設的任務如今首度寫入了五年規劃之中。
另外，德國人的批評意識使得他們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在故事裡挑刺，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能失聲沉默，否則德國人會覺得他們得理了。此時，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能讓德國人信服，即使一時不能說服他們，也需要表明我們的立場和看法，讓他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雙方是有着不同看法的，并且在以後的某些有利時機，再次明确我們的立場，持之以恒地講，力争讓他們最終讀懂中國故事。
需要加強漢語推廣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國與國合作的工具。習近平主席2014年3月在德國柏林同德國漢學家、孔子學院師生代表座談時就曾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魅力、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過語言表達和傳遞。掌握一種語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國文化的鑰匙。學會不同語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性，進而客觀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處。”
講好中國故事同樣需要以語言為載體。一方面，我們要增加以德語傳播中國故事的數量和範圍。不過，簡單地把國内的新聞報道翻譯成德語，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不僅需要确保翻譯的質量，讓德國讀者能真正讀懂，而且，還應以德國人的閱讀習慣對“故事”做一定的編排處理。另一方面，要吸引更多的德國人學習漢語。在這裡，可以看一下德國政府對語言促進的重視：德國政府将德語對外傳播上升到了國家對外戰略的高度，通過形式多樣、内容廣泛的德語對外傳播項目，借助多層級、多領域和多機構的合作路徑，不僅傳播了德語語言，而且也夯實了德國文化軟實力。目前，我國在德國開設了多家孔子學院，在傳授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一個喜人的發展景象是，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德國人願意學習中文，希望了解中國文化，了解當今中國的最新發展。
德國學習漢語人數的增加，還會帶來另外一個積極效應，那就是會吸引更多的德國大學生到中國高校學習、交流，進而有助于強化我國的教育國際化戰略，同時，也能培養更多的“中國通”，充當未來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
需要多元主體
我們要善于抓住德國外宣的特點，并與此相應地講好中國故事。德國在宣介和提升本國形象的活動中占主角的并非政府機構，而是為數衆多的文化中介機構，其中主要的有歌德學院、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德國對外關系學會以及各類基金會等。政府與這些中介機構建立起了“公私夥伴關系”，從而提高了對外傳播的民間性，并通過讓各類主體參與，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各種社會資源。
我國在對德講好中國故事中，政府機構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為體，起着統籌協調的作用，然而政府機構的對外傳播容易被德國受衆感知為政府的刻意宣傳。半政府機構、民間機構乃至普通民衆充當故事講解員，不僅故事會顯得更為生動活潑，而且更易被德國受衆所接受。着眼于中德關系的未來，德國年輕人是一個值得我們特别關注的群體。一個良好的條件是，德國年輕人相對于其他年齡段的人而言，對中國持有更為積極的印象。在給德國年輕人講好中國故事方面，我們的年輕學生是很好的故事傳播載體。近年來，赴德留學和交流的學生數量很大，雖然德國學生對中國當今的發展很感興趣，但我們的學生既不具備講好中國故事的戰略思維，也往往沒有講好中國故事的意識和能力。因此，培養中國赴德留學生在這方面的意識和能力顯得極其必要和迫切。
一個與人員往來緊密相關的傳播方式是搭建網絡，目的是讓那些面向德國的故事講解員能相互交流信息和經驗，并使得這個網絡越建越大。與此相關，非常重要的是，組建一個知華、友華、親華的德國人的網絡，由他們一起來講好中國故事，其宣傳的力度會更大，也更易于被德國人所接受。
需要着力于糾偏
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我們習慣于傳播我國的傳統文化，包括京劇、剪紙等藝術作品，這些對于激發對象國受衆對中國的興趣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能隻講古老中國的故事，而是更要講當今中國的故事。講昔日中國的故事固然是重要的，這樣可以突出今日中國的變化和進步。然而，昔日中國的故事講得多了，也會進一步固化德國民衆的既有認識，畢竟雖然中國曆經了幾十年的巨大變化，正如華為公司的調查報告《中國與德國——認知與現實》所揭示的，“德國的中國觀不是建立在對當代中國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而是基本延續固化了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基本認知模式”，“德國人對中國文化的印象仍一成不變”。因此，有必要将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中國文化結合起來。
在故事内容的選擇上，我們也應有的放矢地去了解德國精英和民衆對中國存在哪些偏見和誤讀，“對症”講好中國故事。為此，我們應實時跟蹤研究德國的涉華輿情。其實一些民意調查的結果也提供了這方面的啟示，例如前文所說的華為公司所開展的在德中國形象調查。
德國媒體報道和民調顯示，德國人普遍覺得德國與中國之間的合作是中國獲益更多，認為中國通過合作獲取了德國的技術訣竅，繼而和德國制造形成了競争，奪走了德國人的工作崗位。針對這種輿情，我們應該讓德國人明白，德國與中國的合作給德國投資者帶來了哪些好處，讓他們明白德資企業在中國國内的良好發展，也會給德國國内帶來就業崗位。又如，德國人對中國的知識産權保護頗有微辭，他們往往持有一種靜态的先見，認識不到我國在知識産權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進步，這就需要我們就此多做解釋工作，讓他們知道，如果知識産權保護工作沒做好，我國國内的企業也會深受其害，而且也會損害國内的創新行為。因此，我國各級政府高度重視這項工作。另外，對于德國人經常提出的中國市場盜版産品泛濫問題，可以這樣解讀，恰恰是因為包括德國遊客在内的外國遊客購買這些盜版産品，才助長了這種盜版行為的滋生。
總之，對德國人講好中國故事，重要的是要在面對德國人提出質疑的時候，表現出充分的自信，通過闡明立場和說理論争，來使他們抛棄一些固有的偏見，了解、領會乃至贊賞中國。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