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俊中國傳媒大學講師、《現代傳播》責任編輯，博士
一、問題的提出：傳媒藝術講好中國故事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中國價值觀的世界影響力
傳媒藝術包括攝影藝術、電影藝術、廣播電視藝術、數字新媒體藝術，以及一些經現代傳媒改造了的傳統藝術形式。①在我國提升文化軟實力、塑造國家形象的過程中，在所有的傳媒、藝術與文化領域，傳媒藝術中的電影藝術、電視劇藝術、紀錄片藝術、數字新媒體藝術是建構的主力，它們在國際傳播中叙事的籌劃是否合理，策略的設計是否得當，能力的打造是否切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的效果和結果。其中，電視劇的國際傳播目前更多立足于亞洲（特别是儒家文化圈下的東亞、東南亞）和第三世界國家（例如依靠外交政治手段的推動）；電影和紀錄片的國際傳播則力圖直指西方主流世界；數字新媒體藝術更多作為技術強支撐以輔助提升傳媒藝術作品的國際吸引力。
當前，傳媒藝術無論是自身國際傳播力的提升，還是對包括中國價值在内的中國形象的建構效果，都與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大國地位極不相符。②就應對之策而言，我們需要首先厘清傳播的框架與層級。
中國傳媒藝術/影視藝術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過程大緻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講好中國故事”階段（解決内容的問題），需要依靠内生實力的鍛造，以具備“能向外說”的資格和能力；第二個層面是“實現價值影響”階段（解決價值的問題），需要實現外在效力的釋放，以達成“影響海外目标對象的價值觀與行為力”的訴求與目标。③當然，二者在實際的傳媒藝術作品的國際傳播中，是不可割裂的。
本文基于的問題是，當我們在第一個“講好中國故事”的層面，多有讨論之後，我們需要舉目遠望，思考另一個更為深邃的問題，這便是“講好中國故事”的背後，我們需要将什麼樣的中國價值告知世界，以推助乃至實現中國價值的世界性引領？
如果在講中國故事的時候，沒有恰當合适、一以貫之、反複提示的中國價值為支撐，我們的講述則各種叙事難以富有魅力，各種叙事也難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後者更為重要，如果中國傳媒藝術在國際傳播中的作品、叙事、手段、目标所要傳達的中國價值都是松散的，中國形象在西方目标傳播對象的感知中是淩亂的，那麼這種“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說東指西說西指東”式的傳播過程，自然難以形成集中的力量，快速、有效地實現中國形象與價值的世界認同。
二、大同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中華文化對世界的特殊價值建構
長期以來，在對外告知中國形象的傳媒藝術作品中，在價值層面往往呈現出兩個極端：一是極端“醜化中國”。此類作品，若是中方拍攝，則常有兜售政治符号之意；若是西方拍攝，則常受冷戰思維影響而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多半報以敵視，甚至全盤拒絕；二是極端“美化中國”。此類作品主要是“意識形态正确”為指導、“宣傳品”為形态的中國“外宣”作品，基本特征是全盤、單向，甚至“簡單粗暴”地放大中國的正面形象。前者會造成“有人看，但形象負面”，後者會造成“形象正面，但沒人看”。總之，它們都會造成在國際傳播中，海外目标對象對中國形象和價值認知的混亂，中國形象、中華文明在目标對象的景觀認知和價值認知中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這是被稀釋和沖淡的。
因此，面對前述種種的内容松散、價值混亂的問題，我們需要回到中華文明的價值觀本身，思考什麼才是中華文明價值觀對世界的特殊貢獻、集中貢獻，确定之後通過傳媒藝術進行聚合、彙聚傳播，有的放矢。當然這種價值的世界貢獻既必須體現中華文明的特殊性，不能不具區分度、識别度，又是能夠被人類普遍接受的，而不是異端的、淩厲的。而且作為國際傳播的策略，這種對世界具有特殊貢獻的中國價值的确定，應該本着集中、聚焦的原則。
針對這一話題，本文認為可将如下三點列入考量範圍，即：“大同之道”的處世宏旨，“君子之道”的處世秩序，“中庸之道”的處世方法。④
第一，“大同之道”的處世宏旨。
“大同之道”是儒家理想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的傳統處世宏旨。首先，血緣宗法的社會裡，國事、天下事是放大了的家事。國事、天下事再大，總可以“套用”家事的實踐與思維來解釋與解決，内心兼濟天下的愁苦抑或豪情便有了釋放的路徑。儒家的入世思想讓中國人心底總有“兼濟天下”的沖動，雖然在窮與困之時常常不得不退與隐。中國文人從心底都不容易隻躲進自己的小熱鬧、小溝渠中，而是心底總在自覺不自覺地吞吐天下。其次，這種大同之道還在于和而不同，在尊重不同中求大同，即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若将深谙“大同之道”的中國價值與形象推向世界，實則是将一種令人信任的價值與形象推向世界：在“大同之道”的思維下，甯可舍棄自己的某些利益，也要胸懷更大的時空廣博，維護更大層面的和諧生存。這一形象有“自由”的張弛，有“平等”的寬仁，有“博愛”的情感，給人“最後的肩膀”般的踏實。
第二，“君子之道”的處世秩序。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準，一部短短一萬多字的《論語》，“君子”這個詞就出現了一百多次。從人們的世俗觀念上看，君子可能有高學問、高地位，屬于小衆人群，按這一标準，大多數人都未必是君子。但重要的是這種理想的人格标準存于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每個人都向往，這便構成了“禮”的秩序，于是中國人的自身利益被置于由内心反省所激發的有效控制下。從“父父子子”到“君君臣臣”，還有兄弟、夫妻、姑嫂等等，“禮”在調整人際關系上有無所不及的包容性。“君子”還要求一種自始至終的保持狀态，這又使這一秩序有了長存往複的可能。中國式的道德對西方式的法律有極重要的補充，軟性地滲入每一根社會毛細血管的強力，甚至不亞于剛性規制的刻闆，它維系出一個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它無法被證僞。
第三，“中庸之道”的處世方法。
“中庸之道”的處世方法在于不極端、不單向度、執兩端而用中，它是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養以達到天人合一、太平融合、神聖境界的一套方法。西方人從進入國家開始，私有制的利刃較為徹底地斬斷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原始紐帶，單子化生存裡遭受異化的人們不得不在感性的肉體和神秘的“彼岸”世界尋找寄托，而且這在踐行中往往容易産生極端，淩厲地向感性或理性突進與分裂，以有力釋放異化的苦痛，彌合生命危急。⑤中庸之道正是對這一遺憾的補充，況且當下世界混亂多變，最殘酷的屠戮、最血腥的争鬥、最慘烈的相向，也幾乎都起于雙方極端、單向的持守，持守于宗教教義或者政治理念。如果沒有調合的價值理念推助，這種持守的姿态在一次次的話語整理中，或者在一次次的行為複加中會被一次次堅固，極端從此萦繞，再無去意。
三、結語：在傳媒藝術的國際傳播中，需要對框定出的中國價值觀進行集中、合力、聚焦傳播
雖然确定這種中華文明價值的世界貢獻有“詩無達诂”式的困難，但作為國際傳播的策略與中國文化軟實力建構的籌劃，我們又必須要确定它們；而且如前所說這些價值的數量不應太多，标準應該比較聚合。一旦這些價值确定，我們在傳媒藝術的國際傳播中，就需要集中推出，以形成中國價值傳播與認知的集中合力、焦點強力，将優勢強勢聚合。
如果以西方“經驗”進行觀照，縱觀西方在殖民地獨立運動（多指向英國）和種族隔離（多指向美國）中價值觀失道之後，一方面在政治哲學上極力诋毀“革命”，一方面繼續集中打造西方三個核心價值觀理念“自由、民主、博愛”，并伴随全球化席卷世界，讓世界許多文明迷失在西方的價值觀糖果裡，喪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這值得我們在傳媒藝術的國際傳播中，在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世界打造中深思與常思。
（本文系劉俊主持的中國傳媒大學科研培育項目“傳媒藝術研究的必要性論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号：CUC15A72；同時系胡智鋒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提升的戰略與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号：14ZDA055）
「注釋」
①劉俊：《論傳媒藝術的科技性——傳媒藝術特征論之一》，《現代傳播》2015年第1期。
②胡智鋒、劉俊：《主體·訴求·渠道·類型:四重維度論如何提高中國傳媒的國際傳播力》，《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4期。
部分論述參見胡智鋒、楊乘虎：《引領力：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的核心訴求》，《光明日報》2015年6月29日。
④部分論述參見餘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⑤部分論述參見陳炎：《多維視野中的儒家文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