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時代中非媒體夥伴關系刍議

2015年12月1日，舉世矚目的中非約翰内斯堡峰會在南非召開的前三天，首屆中非媒體領袖峰會率先在開普敦舉行。此次媒體峰會彙聚了來自中國18家媒體與來自非洲47個國家120家媒體約130名負責人，大家就中非媒體在中非合作發展的新時代如何肩負起加強中非相互了解、促進共同發展、開創合作共赢新時代的使命展開了熱烈讨論，并達成廣泛共識。實可謂，政治與經濟合作，媒體和輿論先行。

此次中非媒體領袖峰會得到了中非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南非總統祖馬分别向峰會發來了賀信。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說，中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非友好合作有助于增進中國與非洲24億人民的福祉。中非友好的根在人民。媒體是中非交流互鑒的渠道、民心相通的橋梁。

南非總統祖馬也在賀信中說，媒體扮演着打開中非合作新機遇大門的角色，幫助實現中非的互利雙赢發展。媒體的準确報道和平衡視角非常關鍵，政府需要和媒體合作，找到一種讓民衆受益的方式。

中非關系發展的國際輿論環境仍不盡如人意

近十多年來，雖然中非間的政治和經貿紐帶日益緊密，但中非關系發展所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卻并不盡如人意。據保守估計，如今在非洲的中國人總數已逾百萬。有非洲學者認為，過去10年間來到非洲的中國人比過去400年間來到非洲的歐洲人還要多。大量中國人在非洲的存在，以及一些西方媒體和非洲本土媒體不斷把聚光燈對準中國公司（特别是中小私企）乃至中國個體戶在非洲的一舉一動，用放大鏡觀察中國人在非洲可能産生的任何瑕疵，并以西方新聞選擇标準（即“負面及獵奇報道導向為主”，所謂“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來進行輿論引導，客觀上導緻了中國在非洲的故事是“好事不出門”，而“壞事傳千裡”。如2013年中國人在加納的“非法采金”事件，以及近兩年中國人在非洲“走私或倒賣象牙”事件，等等。①

更有甚者，即便沒有“負面消息”和“偶發事件”，西方媒體也少有對中國人勤勞工作、嚴守紀律等優秀品質的報道，反而換一個視角稱其為“木讷”和“平庸”。如法國記者SergeMichelBeuret在其廣為流傳的著作《中國與非洲：北京對非洲大陸的征服》中就借用北非阿爾及利亞人的口吻說，當地人更偏愛日本人，認為“日本人講究嚴謹的态度受到尊敬。他們散發着智慧，一種真正的優雅。而中國人顯得平庸，他們隻懂得用雙手和力氣”；以及“剛果人認為中國人待他們如同奴隸，當他們犯了錯誤，中國人就用木闆打他們”，等等。

同樣，近年來華學習、經商和交流的非洲人也越來越多，僅在廣州生活的非洲人據說保守估計就有約20萬，并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在遞增。2013年，僅非洲在華留學生人數就有約3.3萬人。對這樣日益龐大的非洲在華人群，也同樣存在中國媒體對之如何報道、描述和認知的問題。如同極少數中國人在非洲有走私象牙和非法采金等不法行為一樣，在華的非洲人也有極少數存在非法滞留問題和販賣毒品等違法行為。因此，媒體的客觀公正報道顯得尤為必要，要避免“一黑俱黑”、從個案簡單推論，甚至刻意渲染為普遍性行為的不負責任的媒體“宣介”手法。

中國與非洲的媒體才是中非合作故事的生動講述者

近十幾年來，雖然“中非關系”迅速成為西方有關中國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門“顯學”，“中非合作”也成為國際輿論報道的熱門話題，但遺憾的是，講述這一“顯學”和“熱門話題”的主角不是中國媒體和中國學者，也不是非洲媒體和非洲學者，而是在“中國與非洲”這一對關系之外的歐美媒體和歐美學者。有關中非關系的元叙事結構和路徑往往首先發端于西方（著名政界人士或者有影響的報紙雜志等出版物），然後經西方媒體的集中、密集及持續性的炒作後開始向非洲媒體滲透，最後又在非洲的媒體上以非洲人的視角和署名變身出現，久而久之這些觀察和叙事的路徑及結論又通過媒體和學者傳達給了普通的受衆，慢慢“蛻變”為“民間”的看法和“主流”的“聲音”。

如近十多年來一直陰魂不散的所謂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論”，就緣起于英國前外交大臣傑克·斯特勞的一番話。這位外交大臣2006年2月訪問尼日利亞時，将中國與貧困、地區沖突、恐怖主義等一起并列為非洲面臨的十大挑戰之一，并聲稱“中國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數是150年前我們（指英、法老殖民主義者）在非洲做的”，“含蓄”指稱中國是“新殖民主義者”。以此為開端，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客、媒體和學者紛紛跟進，從“含蓄”到“直白”，從“間接”到“直接”，批評中國的聲音分貝和強度在當年10月北京中非峰會後更是大大升級。就連著名的《經濟學家》雜志也“不甘落後”，在其2006年刊發的一篇文章中也煞有介事地寫道：“大約600年前，明朝的航海家到達這個大陸的東海岸，帶回了一頭長頸鹿以滿足皇帝的好奇；今天，中國的船隻在同樣的航線定期航行，帶回了石油、鐵礦石和其他商品，以滿足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發展的貪婪胃口。”②

政客和平面媒體如此，電視和網絡等具有聲光電效果的立體媒體更是表現活躍。2011年，在非洲有廣泛影響的英國廣播公司（BBC）推出了紀錄片《中國人來了》（TheChineseAreComing），從西方媒體的視角描述了中國人在非洲的經貿活動及其影響力。其中描述的一個中國人在贊比亞紅紅火火地開辦養雞場，從而使得贊比亞當地人養的雞賣不出去的例子，簡直就是在直觀地告訴觀衆：“中國人來了，奪走了你的生意，你破産了！”

另外，歐美媒體等出版物主導了“中非合作”的叙事不僅影響到普通西方及非洲民衆的觀點，而且對學術研究的後來者也産生了“先入為主”的“潛移默化”作用。筆者曾接觸一位來華留學的塞内加爾博士生，他在撰寫有關中非關系的博士論文時，因所能檢索到的幾乎所有英法文文獻都大談特談所謂的“新殖民主義”論調，他曾苦惱地對我說，他收集到的素材無法得出“中非互利共赢和共同發展”的結論。

因此，由中國與非洲的媒體來做中非合作故事的生動講述者已迫在眉睫，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最有資格和發言權來讨論“中非關系發展”這一宏大叙事主題的當然非中國與非洲雙方莫屬。事實上，正如筆者和那位塞内加爾博士生交流時所言，反映中非合作過程中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事例數不勝數（如中非經貿合作區的建設，中國全面參與非洲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等），體現中國對非無私發展援助的故事更是燦若星辰（從上世紀的坦贊鐵路到新世紀的非盟會議中心，從援非醫療隊到幫助西非三國抗擊埃博拉等等）。但這裡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講述這些故事的語言，以及傳播渠道。毋容置疑，如果這位塞内加爾博士生能夠熟練使用中文來檢索中文出版物，那他一定沒有缺乏資料的苦惱，因為中文媒體裡這樣的正面積極報道已經非常豐富。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使用英文、法文等主要國際通用語言的媒體報道目前還十分稀缺，而且能夠進入BBC、CNN或者《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經濟學家》等西方主流媒體的正面報道更是稀缺中的稀缺。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克服這一短闆，“開創中非媒體合作共赢新時代”呢？

用“絲路精神”打造“互聯互通”的新時代中非媒體夥伴關系

雖然短時期内要打破西方通過長期的殖民主義統治和價值觀滲透而形成的媒體和話語權優勢絕非易事，但也并非等于我們隻好拱手稱臣、聽憑自己的形象由他人塗抹和描繪。正如在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力争擴大包括中國自身在内的新興國家在現存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中的表決權和話語權，另一方面也打造如“金磚國家銀行”這樣的新興國家自己的金融機制，以及以推動地區互聯互通為宗旨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即亞投行，Asia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AIIB）。在構建新時代的中非媒體夥伴關系的過程中，我們同樣可以秉承開放包容和共享的“絲路精神”來打造中非媒體間的“互聯互通”，即一方面争取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多發表有關中非關系的正面報道，另一方面則積極打造中非媒體的自主平台，通過該平台在國際媒體界影響力的擴大來提高我們的輿論引導力、傳播力和公信力。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精神”需要我們盡力把握。

首先是開放與包容的精神，即“絲路精神”。打開百度百科，裡面關于“絲路精神”的詞條解釋是：“絲路精神即絲綢之路精神的簡稱。絲綢之路不僅是商業通道，更重要的是絲綢之路體現的‘絲路精神’。絲綢之路作為人文社會的交往平台，多民族、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彙融合，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各個國家之間形成了‘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赢，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絲路精神。”可見，多元文化交彙融合與共享、互利互鑒、共同發展就是我們時代所呼喚的“絲路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這種開放、包容與共享的精神和理念在中非媒體合作中應主要體現為：一則我們并不排斥西方媒體的參與（如同“亞投行”同樣歡迎西方國家加入一樣），中非媒體合作并不具備“排他性”；二則我們願意學習和借鑒西方媒體運營中積累的先進和成熟的經驗；三則中非媒體合作的平台也是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平等交流平台。

其次是創新精神。習近平主席2016年2月19日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強調了三個維度上的輿論創新：一是輿論引導上的綜合創新，從理念到内容，從體裁到形式，從方法到手段，從業态到體制機制；二是融合發展下的新媒體實踐；三是國際傳播中的創新。

近年來，中國媒體以創新思維和手段進入非洲可謂恰逢其時。一方面，西方媒體因國内金融危機的影響紛紛收縮其在非洲的存在；另一方面，非洲經濟在過去十年中的快速增長催生了非洲媒體開展國際合作的熱情。如在津巴布韋，自1995年以來，西方媒體就開始把總部遷至南非約翰内斯堡，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本國派出的外派記者駐站工作。近年來，和中國各大報社紛紛擴大駐非記者站編制不同的是，西方大通訊社掀起的則是“撤人潮”。美聯社因财力下降撤人，路透社則是認為非洲的重要性下降而撤人。中國媒體則逆勢上揚，如今中國中央電視台英語頻道CCTVnews非洲分台的節目已在非洲廣受好評。新華社非洲分社采寫的稿件也常常被非洲及國際通訊社采用。③

除了打造CCTVnews、新華社、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等外宣旗艦媒體，《人民日報》《科技日報》《經濟日報》《北京周報》等主流媒體均提高了駐非記者站的規模，有的媒體還開通了微信公衆号及手機網絡視頻等新媒體傳播手段，以創新精神搶占新的輿論陣地和平台。

再次是求真務實的精神。“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恐怕是所有新聞專業學生走進課堂時聽到的第一課。新聞人也會經常探讨“全部真實”與“局部真實”的關系。前述西方媒體（如BBC制作的電視紀錄片《中國人來了》）對中國人在非洲情況的報道可能符合“局部真實”的标準，但卻不是“全部真實”，更不能反映中國人在非洲的全貌。

在講述中國與非洲合作曆程的故事時，我們特别需要以大量活生生的事實和身邊的例子來印證我們平等互利、共赢發展的非洲觀。2016年春節期間，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在初一至初六的每晚黃金時間段以每天一集的頻率連續播放了六集《中國人在非洲》紀錄片，以大量真實感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國企業家、中國維和戰士、援非醫療隊員、中國環保志願者等普通人在非洲摸爬滾打、抛灑汗水、為中非關系發展默默奉獻的經曆和精神。這些真實的故事雖樸實無華，但比起載歌載舞的各頻道春節娛樂節目似乎更能鎖定觀衆的目光，收到了非常好的社會效益。央視下一步準備制作英文字幕，把曆時一載拍攝的六集紀錄片推向非洲和世界，給非洲及世界觀衆提供一個與BBC紀錄片不一樣的《中國人在非洲》。

最後是交流與分享的“互聯互通”精神。中非媒體合作和夥伴關系絕不隻是中國對非媒體輸出的“單行車道”，而是中國媒體到非洲去、非洲媒體到中國來的“雙行車道”，體現的是“互聯互通”精神中關鍵的一個“互”字。當然，由于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仍較低，無法像中國這樣自主向非洲派出規模不斷擴大的常駐記者隊伍，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媒體“互聯互通”的實現就需要中方有更多的資源投入。自2014年以來，中國就已通過“中非新聞交流中心”項目，每年接受1000名非洲新聞領域的從業人員來中國接受為期10個月的培訓。通過培訓，這些非洲記者既能夠以自己的眼睛觀察和了解中國，也能夠提高新聞采訪和采編能力，并用自己的筆來記錄和表達這些觀察與思考。如參加2015年第二期項目的尼日利亞國家通訊社記者JuliusIdowuEnehikhuere先生在華培訓期間撰寫了書籍《非洲記者眼中的中國》（ChinaintheEyesofanAfricanJournalist）。他在書中表示，蒸蒸日上的中國為非洲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中非應加強各領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今年3月，有22名參加2016年第三期“中非新聞交流中心”項目的非洲記者參加了一年一度的中國全國“兩會”報道，他們不僅是采訪“兩會”報道的一道獨特風景線，而且被法國媒體稱為是最受中國政府歡迎的記者。④

在2015年12月1日召開的南非中非媒體領袖峰會上，與會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台長王曉晖介紹說，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已于2015年7月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多家媒體機構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廣播協作網”，目的是通過驅動不同語言和文明的廣播媒體實現互聯互通，加強各方在諸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所以對于中非媒體合作，王曉晖副台長建議，可以利用已經搭建起來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廣播協作網”平台優勢，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下，歡迎非洲廣播媒體加入協作網。⑤應當說，這個建議就是交流與分享的“互聯互通”精神的具體體現。廣播節目可以如此，電視及報紙等平面媒體同樣可以做到。我們相信假以時日，通過共同努力，合作共赢的新時代中非媒體夥伴關系的建立是可以從夢想變為現實的。

「注釋」

①SergeMichelBeuret著：《中國與非洲：北京對非洲大陸的征服》，2008年版。引自台灣早安财經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中文譯本，名為《黑暗大布局：中國的非洲經濟版圖》，2009年7月版，第130頁。

②轉引自肖麗麗：《中國國家形象在非洲面臨的挑戰及輿論應對》，《對外傳播》2011年第8期。

③筆者2014年5月5日訪問津巴布韋時，與新華社哈拉雷分社首席記者許林貴的談話記錄。

④《22名非洲記者報道兩會，法媒稱之為最受中國歡迎的記者》，2016年3月17日，參考消息網，http://china.cankaoxiaoxi/bd/20160317/1102741.shtml。

⑤《中非媒體領袖峰會在南非舉行，與會媒體人談中非媒體合作》，央廣網開普敦2015年12月2日，http://china.cnr.cn/yaowen/20151202/t20151202_520657711.shtml。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部分注釋内容）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