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日本就對古絲綢之路非常向往，因為那是日本全方位地學習中國、編織日本夢的素材。來自絲路的精美的紫檀五弦琵笆是日本教科書中選定的精品，日本地名中的“九十九裡海濱”、流行歌曲《月沙漠》和名作《敦煌》等，無不反映了絲路情節之悠久。
2014年在巴黎舉辦了“蠶絆——皇室養蠶與古代絲錦及日法絲綢交流”的展覽，解說詞中明确提到：養蠶的發祥地是中國。據日本最早的史書《日本書紀》記載，皇後主持參與的祭祀養蠶儀式始于八世紀初。
16世紀以後，日本引進了當時領先世界的法國裡昂的先進織染技術和技師，記錄和驗證這一曆史成果的是位于日本群馬縣的富崗絲織工廠。與中日之間的絲路交流相比，日法之間的交流明顯短暫。但是，其交流質量卻很高。2014年6月公布的世界遺産目錄明文指定了兩條以絲路為紐帶的東西文明開化的通路。一條是以古代時間立軸所展開的天山回廊絲路，另一條是從日本延伸到法國的近代線路：富崗絲織工廠。日本之所以能夠吸納東西兩個強國之智慧結晶，當歸功于古時學習中國過程中所汲取的經驗——“和魂漢才”。
主動引進漢字為國語标記的古代日本在汲取東方之精華後，又使用漢字翻譯、讀解了西方文明，對接了東西兩大文明。日本電視連續劇《花燃》于2015年12月13日在NHK電視台結束了最後一集的上映，該劇的最後介紹了明治維新時代近代化産業富崗絲織工廠的建立，記叙了日本脫貧緻富的曆史進程，提倡自覺補習“漢才”、繼而攝取“洋才”的自我完善精神。這正是《花燃》電視劇所刻意強調的一個亮點，也是值得關注的當代日本對華認識之原點。
一、“絲綢之路”定名的啟示
連接中國與西方的“絲綢之路”在中國家喻戶曉，随着“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推進，“絲綢之路”越來越吸引全球的目光。公元一世紀，張骞受命漢帝出使西域，以中華王道的治世風格和地大物博的豐盛物資開辟了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而賦予它固定稱呼的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他在1877年撰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SilkRoad)。其後，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國和叙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明确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為當時經由這條通路西傳的主要物品是中國的絲織品，它流傳深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故被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人們還把從中國南部和西南部出發的貿易往來的各條水上航線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輾轉千年的“絲綢之路”啟示我們：内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内外互惠的成果越是持續長久，其蘊含的雙向意義和價值越被驗證和公認。同時還明确提示我們，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系，是因為在物質交流之中始終貫穿着曆史文化的價值内涵，進而增添了引人心神向往的魅力。而貫穿絲綢之路的精神價值内涵更作為曆經千載驗證的恒久智慧和方略值得借鑒。
二、絲綢之路與日本
早在隋唐時期，日本全方位地汲取中國模式，絲路文物就成了日本臨摹的樣本之一。而學有所成的主要背景首先是日本的地理條件有利。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自古具有強大的航海能力，這為其出入海洋、借鑒近鄰、發展自身提供了先決條件。此外，作為東西文化的樞紐——長安的繁榮也為編織日本夢提供了素材，形成了巨大無比的精神動力。為了向中國學習而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的留學戰略就是當時時代精神的折射。
遣隋使、遣唐使始于607年，894年終止，先後實施了20次之多，其中至少1000多位派遣留學生在海上遇難喪生。盡管航海條件惡劣，日本青年依然争先恐後地出行在中日之間長達1000公裡的海路上。歸國後，他們将用生命換取的大唐智慧和文物獻給朝廷和天皇。756年，聖武天皇崩禦，光明皇後将先帝精心保管的來自絲路和大唐的珍品600餘件交與東大寺正倉院寶庫收藏。從此之後，曆代天皇都繼承了這一遺風，收寶和藏寶，并獨家掌管寶庫的鑰匙，在規定的日子裡隻身入庫檢查清點。
其中，9000件寶物每年均公開展示，曆年的參觀人數一直保持在20萬人次。這使得寶物與公衆可以近距離“對話”，并且通過多種媒體和教科書得以如實展現。日本人世世代代繼承了古代傳下來的發展模式之中國的定位，在這個框架内，不斷輸入以漢字為表述符号的中國式教養，并且在此基礎之上與本土文化融合疊加，實現了對中國物品的時尚創新，其中也包括非物質的、對于遙不可及的絲路的浪漫想象。比如，日本的地名中就有反映這種心态的“九十九裡海濱”，更有戰敗後風靡一時的流行歌曲《月沙漠》和根據名作《敦煌》改編的叫座影片等，絲路始終是日本人民心中悠久的向往所在。
“九十九裡海濱”是位于日本千葉縣房總半島東岸距離太平洋最近的、長約60公裡的海灘。這一帶白砂青松，景緻宜人，被列入美麗海灘一百選。此地古名原為“玉浦”，因奉統領源賴朝之命，每隔1裡豎一隻箭為标，整個海岸一共樹了99隻，故得名九十九裡海濱。
取其地名之浪漫，當地出生的歌詞作者加藤雅夫創作了《月沙漠》。為感謝這首歌曲慰藉并重振了戰敗後頹廢的人心，《月沙漠》的主人公被打造成騎駝西行的熱戀男女塑像，屹立在九十九裡海濱，以喚起國民逾越島國地理條件所限，超越曆史時空的鴻溝，捕捉新一輪的理想動力。在戰敗七十周年之後的今天，這裡依然是人們渴望滋生希望的聖地。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日本進入了與戰敗性質不同的、源于經濟發展減緩的時代。為激勵這一階段的國民鬥志，借鑒《月沙漠》之初衷，音樂家下田逸郎作詞作曲并自行演唱了新歌《月夜大漠》，對困境中的進取精神予以弘揚。
而至今依然人氣不衰的電影《敦煌》于1988年6月25日在日本首映，并接連獲得金像獎、導演獎以及石原裕次郎等大獎。其原作來自井上靖的名作《敦煌》。井上靖秉承和借鑒了中國史傳文學的叙事模式，其嚴謹的治學态度亦深得史學家稱道和深受讀者歡迎。1960年，本作與其另外一部力作《樓蘭》雙雙榮獲“每日藝術獎”。從此，井上靖的名字及其作品叫響全球。世界各地的讀者從《敦煌》故事中驚喜地發現了中國魅力，争先恐後地奔向通往敦煌的旅途。50歲以上的國人當記憶猶新，上世紀80年代來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大都來自日本，而他們的目的地幾乎都集中在敦煌。遺憾的是今日難以查到當時的數據統計，并做出相應的量化科學分析。
《敦煌》以在莫高窟發現的敦煌文獻的事實為主題展開。說的是北宋仁宗時代的趙行德因在開封參加殿試時錯過了時間，極度失望之時偶遇即将被“出售”的西夏女子。于是，他毅然“收買”了她，得到了那女子所回贈的寫有西夏文字的羊皮，進而踏上了西行之路。而後，趙行德再次巧遇女子，得知她本是甘州回鹘王女，并與她産生了感情。然而，王女被西夏皇帝李元昊掠去，王女因行刺李元昊未果而自殺，敦煌城随之而陷落，趙行德在戰亂中舍身保護了敦煌的文化遺産。
追根溯源，日本人的敦煌、絲路情結之源除了在日本文化的原生态階段就積累了對浪漫與美好的向往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主流社會自古以來就尊重并認可中國傳統文化，各界精英的價值取向也大都源于古典的教誨。盡管以此為人文核心的框架幾經東西文化的大浪沖擊，但至今依然雷打不動地支撐着日本的上層建築。不可否認，伴随時代變遷，該框架中的内容産生了變化，但其對于當今的民主主義社會和國民意識依然具有重大影響。這也是日本國民之所以擁有足夠的力量去正視傳統、守護傳統的思想根源。
三、絲路文化與皇室
2014年2月19日—4月5日，日本在巴黎日本文化會館舉辦了名為“蠶絆——皇室養蠶與古代絲錦及日法絲綢交流”的展覽。本次展覽由日本宮内廳和文化廳、國際交流基金主辦，參加紀念文集中解說詞編寫的主要單位有宮内廳及其所屬的三丸尚藏館和正倉院。該展覽的紀念文集明确指出：養蠶的發祥地是中國。其出典當源于日本古時的教科書，即來自大陸的四書五經。其中記述了“嫘祖始蠶”的典故。除此之外，同類記述的諸多古籍也是日本潛心攻讀的經典。僅以《詩經》為例，便可窺測一斑。《詩經·大雅·瞻》中有“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的描述。詩中譴責褒姒作為女人，亵渎養蠶織布的女德，亂國禍民。而《詩經》《國風·豳風·七月》則從民風方面反映出蠶織業是婦女經濟生活的核心内容。“蠶月條桑，取彼斧。以伐遠揚，猗彼女桑”的詩句，足以說明當時的蠶桑紡織行業由王妃親自主管，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及其間蘊含的幸福觀、人生觀和家庭觀“編織”了同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态。
伴随以漢字為引領的中華文明的入主大潮，男耕女織的價值觀也在東亞地區得到廣泛認知，從結果上鋪墊和鍊接了絲綢之路的原始要素。對此，日本最早的史書《日本書紀》中的記載可引以為證。八世紀初成書的《日本書紀》原名《日本紀》，記述了上代傳承的口述紀實。全書使用漢字記述，采用編年體，共三十卷，另有系譜一卷已遺失。據稱，記述的是日本天皇引導皇後“采桑養蠶”。據日本史學家考證，由皇後主持參與的祭祀養蠶儀式始于八世紀初的日本皇宮。
在東渡日本的大陸技工的指導之下,日本民間的養蠶和織染技術始于三世紀。當1859年橫浜對外開放港口貿易時，絲織品占據了日本出口商品的首位。在此期間，曆代皇後所參與的相關活動不僅承續、傳播了文化，同時也為日本的經濟創收做出了貢獻。其中，以當今皇後美智子的貢獻尤為顯著。她親自養育了瀕臨絕種的日本本土蠶種——“小石丸”，并将皇室養蠶所收獲的絲線奉獻給正倉院，以做複原和修補世代相傳的寶物之用。而其中一部分寶物源于絲路和中華。另外，宮中儀式所使用的各種裝束和贈送外國元首的珍貴禮品也都使用皇後養蠶貢獻的蠶絲、織錦縫制。
美智子皇後幾十年如一日堅持親自養蠶和舉辦祭祀。她認定這也是保護和傳承文化之一環，是以史為鑒的具體體現。現在，小石丸蠶遍布全日本，成為“高級蠶”和“最高級絹蛹”的象征。皇後還集養蠶數十年之體驗，撰寫了不少詠蠶和歌，每首都寄情詠志，抒發了養蠶叙史、繼往開來的情懷。
2015年5月3日，正是桑葉新綠、春夏交融的季節，天皇與皇後邀我到禦所一叙。那時，兩位品德高尚、教養深厚的老人興緻勃勃地談起了養蠶體驗，當談到在皇宮的大院裡發現了古時用來染色的植物時，他們興奮不已。他們的特殊位置決定了他們既是傳承曆史的當事人，也是記載曆史的實踐者。正因為他們生活在曆史與現實的時空交錯之中，他們的曆史觀不僅以義正言辭的方式公諸于民，同時也通過各種生活細節得以反映。
四、日本的絲織業與法國
進入16世紀以來，日本再次國體轉型，從古時的中國模式轉向全方位學習并引進西方的近代化成果。1872年，染織業也開始轉型，引進了當時領先世界的法國裡昂的先進織染技術和技師，開創了大型近代化産業——富崗絲織工廠。1900年，日本的絲織品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上嶄露頭角，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9世紀中葉，日本援贈給法國蠶種和絲線，使歐洲擺脫了因歐蠶染病遭受的滅頂之災。日法之間以蠶為媒的交流就這樣一直持續到今天。在富崗絲織工廠所在的群馬縣，人們每年都要舉辦法國文化節，以示紀念。
讓我們再度回首2014年6月所公布的世界遺産目錄,那裡明文指定了兩條以絲路為紐帶的顯示文明開化的通路。一條是以古代時間立軸所展開的天山回廊絲路。另一條是在近代時間坐标内興旺發達的象征：日本富崗絲織工廠。不難看出。日本有機吸取了東西兩個強國之智慧。日本之所以能夠融合東西，當歸功于古時學習中國過程中所總結得出的經驗“和魂漢才”。而後，又沿用并發揮同樣的姿态和手法，開發出了适用于近代的方法論：“和魂洋才”。我想，申遺委員會理解了這兩項申請所涵蓋的意義與價值。而舉辦上文所提及的“蠶絆——皇室養蠶與古代絲錦及日法絲綢交流”展覽之用意，當歸結于以蠶文化為案例的以史為鑒的曆史觀。
我們應該關注，2014年的世界大事記中除了記述橫跨東西的絲路分别經兩個國家的報批申遺而得以接軌合一之外，也載錄了中法建交50周年的相關活動。2014年3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歐的第一站就是裡昂。他重申共同建設“一帶一路”，表達了對中法交往不斷加深的祝願。我想，其間裡昂絲織業對于近代絲路發展的貢獻亦是題中應有之義。對此，法國裡昂市市長傑哈爾·科隆率領的代表團于2015年6月20日至27日訪華。科隆先生表示，一年前習主席的訪法推進了裡昂與中國的雙邊交往，中法通過“絲綢之路”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建立了友誼。
日本與“絲路文化”的紀實啟示我們：世事滄海桑田，經過千淘萬漉、穿越時空流傳下來的唯有那開放互惠、包容進取的文化。日本與絲路文化的今昔就是曆經千年驗證的一個案例，也是我們審視日本認識中國的起點。（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釋部分。）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