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未來學會主席艾米·紮爾曼（AmyZalman）在第二屆美國國家戰略叙事年會直言：“美國重新校準其國家利益和原則正當其時。突破遏制戰略，走向可持續戰略；超越權力與控制，強調實力和影響。”
紮爾曼等智庫精英所言的“國家叙事策略”正是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重要手段，盡管如今正受到特朗普“民粹主義”的挑戰，但無論積極介入還是美國自利，都要求一種“重講故事”的議題設置能力。
戰略叙事（StrategicNarrative）最早運用于商界，指“領導者清楚且令人信服地表達一機構未來之願景和戰略的能力”，通過包括情節、人物、高潮和結局在内的一個完整的故事“重述”公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一、戰略叙事：從商業到政治
試對比《福布斯》雜志16年前和去年兩篇馬雲的封面文章。在前者《阿裡巴巴，中國互聯網先行者馬雲追逐世界進出口者》的封面圖片中，雙拳緊握的馬雲充滿活力，笑容可掬，背景是中國一座繁華的濱河城市。後者《不可阻擋：建立在假貨上的2000億帝國》的叙述方式則頗具策略性，黑色陰影中馬雲露出蒙娜麗莎式的似笑非笑。
假貨是困擾中國電子商務平台的難題，更是中國工業30多年發展的深刻問題。将兩者焊接在一個故事中，巧妙實現了對中國制造的傾向性叙述，文章無重大事實性偏差，但在适當歸因、新聞平衡性等方面都多有遮蔽，這屬于一種戰略叙事。
阿裡巴巴有自己的戰略叙事，馬雲在上百場演講中，緻力于把電子商務這一脫胎于eBay公司的舊概念“叙述”成“幫助幾百萬中國中小企業實現夢想”的平台。在西方輿論場中，國有企業常被預設為“壞”的，中小民營企業則代表着“資本主義精神”，阿裡巴巴的這一戰略叙事被證明是成功的。
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艾裡斯特·米斯基蒙（AlisterMiskimmon）和本·歐勞夫林（BenO’Laughlin）認為：“文化、價值觀和政治觀念等軟實力資源能夠産生吸引力的原因是其迎合了本已存在或者正在形成中的個人叙事。”
2012年新華社英文大廣播的一篇英文特寫“Xi’sPoliticalPathShowsPragmaticStyle”（《習近平政途凸顯務實風格》）中講述青年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縣力排衆議建“大觀園”，搞旅遊經濟的故事，特寫故事除叙述基本新聞要素外，增加了“他初踏政壇就堅定投身市場經濟改革”“如今繁榮的文化産業，在當時還不為中國官員熟知”等述評性文字，構建了一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寫作結構。
二、國家層面的戰略叙事
當特雷翁·馬丁剛被槍殺時，奧巴馬說：“馬丁可能就是35年前的我。”奧巴馬将黑人身份當作執政優勢，可黑人境遇并未改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就興起于美國第一任黑人總統任期内，這個“黑人故事”就講砸了，這也是“美國夢”叙事的破滅。個人努力讓小人物成為大英雄這種好萊塢故事忽略了“失敗者”的生存境況，“了不起的奧巴馬”的故事傳播的是他個人的而非社會群體的成功。
傳播“中國夢”，可為殷鑒：中國傳統中“民為貴”的思想可以填充美國夢中缺失的“失敗者的尊嚴”。新華社在《三北造林記》報道中，一個甘肅貧苦農民種植20萬棵樹的視頻報道在優兔（Youtube）平台成為“爆款”，一個“高大上”的人物典型報道成為對外報道的佳作有點出乎意料，實際上正是由于表現了不同于“美國夢”的價值。
去年各主要外媒大幅報道了一個華人美國移民女孩主張修憲以讓自己獲得有成為美國總統權利的故事，這是典型美國式的戰略叙事，這個故事和普通美國人就業艱難、工資增長停滞相去甚遠；相比而言，一個中國農村通過小額貸款脫貧和創業的故事缺少經典“好萊塢情節”，卻成為全世界幾十億人可以共享的夢。中國經濟的對外報道中，此類故事越來越多，起到“潤物細無聲”的作用。米斯基蒙和歐勞夫林認為，“有說服力的叙事（compellingnarrative）是一種權力資源”，這“直接涉及了國際體系中觀念的形成、投射和擴散，以及接收過程”。
三、框架理論：人物與語境的設置
大衆傳播理論中的框架理論（Framingtheory）認為，媒體在設置議程時，會框定某個特定地點和特定時間的事件，并凸顯其意義。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史安斌在首屆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論壇上的發言将其細化，認為媒體的“戰略叙事”有四個組成部分——人物與角色、布景與語境、情節與沖突、結局與解決方案。
試舉一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德曼在2016年2月10日撰文稱，中東地區有四種相互較量的解決方案，即：一國方案（以色列不許巴勒斯坦建國）、無國方案（叙利亞、也門和利比亞的難民）、非國方案（伊斯蘭國）和流氓國家方案（伊朗）。這是典型的角色賦予，它将複雜多面的事物和事件簡化為有利于自身政治目标的标簽，其布景和語境是“新自由主義”的，将他國“标簽化”的策略是美國對外傳播的核心手段，目的是在這種預設角色與語境的情況下進行包括沖突和結局在内的情節鋪展。
這也給亟待提升國際話語權的中國以啟示。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這一概念在國際輿論場經曆了一個不斷解讀和重新诠釋的過程——“複興朝貢體制”“陸權抗衡海權”“中國馬歇爾計劃”“戰後秩序挑戰者”“金融體系的另起爐竈者”“出口過剩産能”“新殖民主義”“金元分裂東盟”“新能源通道”“中國的中東責任論”，甚至“新的空洞口号計劃”，不一而足。上述解讀都有各自的邏輯，背後更有各自的立場。作為曆史性事物的“一帶一路”自明清以來已經衰落，如今必然會經曆一個重新建構的過程。
以“馬歇爾計劃”為例，這一傳播策略将中國推為“一帶一路”的“資助人”，像美國援助歐洲一樣，把中國說成援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為前者有明确的冷戰意圖，後者自然也就附帶了挑戰戰後秩序的意味。在最初的傳播中，不少中國媒體也被這種思路牽着鼻子走，以“施恩者”的态度高調傳播“中國四處投大錢”，在不少國家受衆中并未産生正面反響，反倒激起對“殖民主義”的恐慌。
此後，傳播策略發生了調整，重點強調了“在商言商”的性質，主張貿易是讓各方獲利的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更多地傳播在“一帶一路”上各國通過貿易興盛的故事，又進一步提出“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将各國“被動受施”的心理轉化為“主動而為”的動力，并注重挖掘沿線人民通過貿易改變自身命運的故事，逐漸改變了最初相對不利的傳播困境。
四、案例：如何講一個活佛的故事
筆者去年在拉薩達隆寺采訪19歲的夏仲活佛。新聞人物有許多生活的側面——青春期、寺廟成長、受萬人敬仰，以及藏傳佛教在中國民族宗教事務中的地位，都給了人物極大的張力，從哪個角度去報道着實費了一番功夫。
“一個19歲的青年活佛怎樣生活”更具新聞價值嗎？他喜歡打籃球、聽流行音樂，這些細節是一個年輕人應有的特征，放在頗有神秘感的活佛身上讓讀者産生很大興趣，有新聞價值，适合新媒體傳播，可就對外傳播而言，這未必是最佳選擇。
年初，已故教皇保祿二世新披露的信件顯示，教皇可能與一個波蘭女哲學家産生愛情，這條新聞不但沒有引發教徒對他的非議，反而覺得這才是真真切切的人。但保祿二世的情況和年輕活佛卻有所不同，梵蒂岡教廷和中國藏傳佛教在國際傳播場的“默許認知”存在差别。前者作為高高在上的建制形象，人性的加入是一種建設性價值；中國的活佛正面臨着不少官僚化、娛樂化的非議。一個愛打籃球的19歲少年被群衆頂禮膜拜，傳達的内容就可能被誤讀。
夏仲活佛有另一面生活，他一日學習十多個小時，苦讀經典，希望盡快獲取格西學位，密修本派法門；他四處奔走，想複修元代興盛一時的講經堂；他思考時間的意義，練習引渡衆生的法門。談到如何認識活佛時，他思考片刻說：“說活佛是真的佛這不合邏輯，我就是一個引導者。”後來又說：“曆代活佛的智慧都傳給了我，我現在需要苦修以開悟。”有點前後矛盾的思考正是一個年輕修行者的思考進路。采訪者決定把人物的塑造着重建立在這一點上，不是歡呼活佛用微信，而是已經用微信的活佛仍在努力傳承西藏文化生生不息的價值。這是一個根據布景和語境調整人物與角色的例子。
成功的對外傳播大多有明确的叙事戰略，筆者并不主張輿論操縱與謬報，但選擇适宜、巧妙的傳播方式，才能在“不平衡的螺旋”中獲得更大的國際話語權。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