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智庫講述之二十九”）
明清“幕府制度”成為古代智庫發展模式的終點
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境地。皇帝總攬軍政大權，乾綱獨斷。中央政權得到空前鞏固，職官制度也更加完備，官僚均由朝廷任命，都是朝廷命官，從官制而言已經沒有幕職的性質。
傳統的幕府制度已經不複存在，但由于明清獨特的政治社會環境，幕主私人設置的幕府成為地方不可或缺的輔佐機構。明清時期，選拔官吏沿用科舉制度，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員對國計民生的了解，治國理政能力明顯不足。由于地方官僚制度不完善，編制稀少，各級長官難以事事躬親。“夫督撫司道郡縣，即有傑出之材，不能不待助于襄贊之人，故幕賓之不可無者，勢也。”（《澄懷園文存》）因此，設置幕府、延請幕友（俗稱“師爺”），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随着明朝督撫發展成為地方長官，明清幕府興起，直至辟幕成風。“上自督撫，下至州縣，凡官署皆有此席”，以至當時有“無幕不成衙”的說法。由此可見清朝幕府的規模之龐大、發展之鼎盛。
與傳統幕府制度相比，明清幕府制度有屬于自身的特點，在清朝恢複了隋唐之遠的辟幕之風，完成了幕僚制與正官制的分離，實現了幕僚的專業化，“開始走向職業化”。入幕者不拘于功名德行出身，非官非吏，協助幕主處理具體瑣碎的政務公事。幕友與幕主是平等的私人雇傭關系，“常處于師友之間，合則留，不合則去”。
正如學者張純明所言：“元明以後幕職和以前迥然不同。法定的佐治人員形同虛設，位卑祿微，不足輕重，人以雜流目之。地方官吏辦事不能無人，法定的人員既然不中用，隻好在法定以外謀補救的辦法。”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幕府也超越了傳統幕府”，随着清王朝内憂外患的不斷加劇，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晚清幕府實現了對傳統幕府的回歸，幕府規模大，幕僚擁有正式職銜，地位高，權力大。同時，晚清幕府呈現出許多獨特特點：史無前例的事權擴張，前所未有的洋務外交運動，以及無法想象的以幕主為中心的派系割據之禍。
此外，民國時期，幕府制度“非但沒有遭到根除，反而與時俱進，仍然活躍在民國政壇上”，不過是以現代行政機構的面孔出現，但仍然沒有改變為一人（幕主）效勞的本質。孫中山為保護革命果實，無奈采用幕府制度；袁世凱為實現個人獨裁統治，實施霸府政治，“當選”中華帝國皇帝；蔣介石充實完善侍從室，獨攬黨政軍大權，建立了專制獨裁的蔣家王朝。随着新中國的成立，民國幕府制度迅速消亡，從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現代智庫與古代智囊的比較
現代智庫起源于古代智囊，卻與古代智囊有最大的區别。
古代智囊是依附帝王、重臣，具有強烈的“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了卻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後名”的傳統觀念。雖然那代表着某個時代士大夫、讀書人的功名進取之心，算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某種力量，但古代“智囊”們是否成功完全牽系于君王的興敗。中國古代有記載的皇帝數量400多位，但真正被決策者招攬賬中名垂青史的智囊人物隻有幾十位，根本原因在于英明聖主并不多。
《史記》中曾以“喪家之狗”“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來形容魯國智囊孔子、越國智囊範蠡後期的凄涼狀态或心境，可見古代智囊的不易與艱辛。
相比之下，現代“智庫”更具有獨立性和職業性，通過其專業性、科學性來影響現代政府決策者。一般來講，現代智庫是需要由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學者組成，為政府或企業等組織和決策者處理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等公共事務和應對突發事件出謀劃策，提供處理事務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方案、戰略策略、理論思想等智力産品的公共研究機構。
另一方面，古代“智囊”所參與決策分析的範圍通常集中于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美國政治學家摩根索所說的政治、軍事等“高政治”領域，而現代“智庫”所涉及的領域則更為廣泛。
雖然在清末的智囊或者幕僚中，已經出現了許多外文、科技等以往不太關注的領域的專家，例如辜鴻銘、李善蘭等等。但那主要還是由于自太平天國起義和洋務運動興起以來，地方大吏的權力逐漸膨脹，為了鎮壓農民起義和辦洋務外交的需要，地方督撫紛紛新設各種非官僚系統的幕府機構所緻，并非把這些專業性的智囊視為社會治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現代智庫從功能分化論來看，是現代社會功能分化的産物；從理性選擇角度來看，智庫正是為了滿足社會組織實現内部“帕累托最優”理性選擇的需要而産生的；從文化資本理論來看，智庫作為文化資本的重要載體，其對社會組織或國家的發展所起的作用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
已故著名學者成思危曾強調，智庫的責任一是要支持決策，具體體現為探讨理論基礎、評鑒國外經驗、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實施難點；二是要對決策可行性進行評估。而智庫需要具備的素質有四方面，分别是實事求是的态度、科學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結構。這些都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必不可少的。
現代智庫建設不能忘“根”
雖然古代智庫的獨立性與專業化程度與當代智庫不可同日而語，但這并不是說，探讨古代智囊變得沒有意義，相反，防範古代智囊的這兩點不足之處，本身就是對現代智庫的最好借鑒。畢竟，獨立性與專業化，是現代智庫的必要條件，而這恰恰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所述“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所指之意。
除了杜絕古代智囊限于時代的缺陷，古代智囊并非沒有可取之處。在筆者看來，在浩如煙海的《四庫全書》中，很容易發現古代輔佐君王、抗禦外敵、治國理政的偉大智慧。現代智庫學者很容易在《戰國策》《呂氏春秋》《過秦論》《隆中對》《推背圖》等古代政論經典中，得到破解目前國内社會症結與中外關系博弈的方法依據與思想啟發。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與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的：“中華民族有着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所以，現代智庫的發展切不可忘“根”，必須挖掘和闡發古代智囊留下來的思想财富，把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基因與現代社會治理結合起來，進而發揮出跨越時空、超越國界的永恒魅力。
除此之外，古代士大夫的家國情懷也應值得現代智庫學者借鑒。《論語·子路》說：“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對古代智囊提出了“嚴于律己、忠君愛國”的至上要求。古代智囊有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豪邁氣概，有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使命感，有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高潔品格，有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名，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患意識，這些都不得不令今人肅然起敬、高山仰止。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如火如荼，幾乎所有人都在強調制度完善和機制改善的重要性。這自然是沒有錯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仍然要強調文人的“氣”、智囊的“義”與士大夫的“情懷”等文化層面的重建。隻有将傳統文化的優點與現代制度的實踐結合起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才能真正取得實質性的進步。
（本文系2016年度中國外文局全國對外傳播理論研究課題“智庫與話語體系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15WWJB07）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微信公衆号：rdcy2013）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