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再次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帶入公共視野，有分析家認為，未來世界會更加印證其理論，東西方幾大文明間的對峙和沖突會愈發明顯，并最終将世界重新拖回戰場。盡管目前的态勢不足以讓所有人信服此情況的發生，但文明和文化間的隔閡和不了解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中國和非洲在不斷加強雙邊關系的同時，也有着越來越多的因為誤解和不尊重而産生的沖突和摩擦，正如外交部非洲司司長林松添所說，我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了解還是不充分的，而且這種不充分來自于雙方。在這種不理解的基礎上，媒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由于資金、能力和曆史因素的限制，非洲方面無法進行主動的媒介交流，所以在加強雙邊互信上，我國的對非傳播政策和渠道就顯得尤為重要。
2015年12月中非峰會将中非關系帶入新高度，中非合作再次全面升級，除了傳統經貿合作和投資往來之外，其他各領域對話交流機制也都得到充分重視。雙邊媒體合作和交流，以及中國媒體進一步走入非洲進行有效傳播，也成為了未來中國媒體對外發展的政策重點。非洲國家和人民在經曆了殖民時期後，對自身發展權力和平等對話機制極其敏感和看重，所以我國媒體在落地傳播時，需要在不利于自身傳播的國際輿論背景下，注意交流和傳播中平等機制和形式的建立。
對非傳播受到多重因素制約
近年來，我國在國際傳播領域投資巨大，達到了與國際主流媒體相媲美的全球覆蓋率。然而，中國媒體的有效傳播力、國際公信力和議程設置能力卻并不與之相匹配，并未有顯著提升，屬明顯的“走出去”卻未“走進去”的狀态。中國媒體在非投入巨大，然而其影響力也較為有限。非洲本地媒體和受衆在中國相關問題上，更習慣和願意接受西方媒體傳播的信息，盡管他們本身對于這些媒體所傳播的非洲相關信息也感到不滿。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投入被無端擴大和歪曲，在國際媒體和非洲受衆中都産生了較為負面的影響。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中非關系研究學者黛博拉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篇專欄中說到，西方媒體習慣性地将中國在非洲的投入描述成帶有危險性的行為，其中，有五大事實被長期歪曲報道，在讀者中形成了與現實不符的想象行為。
其中包括“中國垂涎非洲土地”，“中國對非援助隻為礦産和石油”，“中國公司在非洲主要雇傭中國人”，“中國在非投入遠超其他西方國家”，以及“中國是唯一在非洲獲取自然資源的參與者”。
這些被誇大和歪曲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西方和部分非洲民衆認知雙邊關系的基調。在此，本文不再贅述形成此種局面的外因和内因，隻希望未來能通過理念和手段的改變，促進雙邊交流和理解。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非洲受衆有着非常強烈的意願改變目前的傳媒格局，也希望通過新的傳播渠道傳播自我、了解世界。
不論是中央電視台非洲分台的建立，還是《中國日報》（非洲版）在非洲的發行，都吸引了衆多國際和當地媒體的關注。
實現思想本土化的初步嘗試
筆者在内羅畢駐站期間，曾與當地讀者進行過深度訪談，也在不同非洲國家進行品牌推廣時與目标讀者群進行過深層次交流，了解當地讀者所期望看到的稿件模式和内容。從多次交流和讀者不斷的内容反饋來看，非洲受衆對于中國媒體發布信息的作者和内容有着非常明顯的訴求，對報紙的内容要求也非常高，因為隻有高質量的内容才能打消他們對中國媒體的疑慮。
平等在非洲近現代史上是一個無可替代的關鍵詞，從獨立浪潮到工業化進程，非洲國家和人民一直在各種不同的境況中争取自身與外部世界同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其民族主義的一大核心觀念，尤其是在經曆了殖民和種族隔離之後。所以這種對平等和尊嚴的渴望是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媒體也必然是其重要的宣洩口之一。
然而，許多非洲媒體人在當地媒體上尋求平等的過程裡，往往會落入過度民族主義的陷阱之中，對于目标的達成隻是停留在喊口号或者抱怨現狀階段，而非認真思考，提出建設性内容。正如尼日利亞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負責人查爾斯所說，長期以來，中非關系的報道和研究中一直缺失非洲的本土視角。在非洲，關于這個話題的争論實際上是西方和中國的視角争鋒，而沒有真正代表非洲需求的聲音參與，這對非洲來說是不應該出現的局面。所以不論信息來自西方媒體還是中方媒體，非洲讀者都找不到真正有效、信服的視角。
所以，為拉近讀者與報紙的距離，同時培養非洲本土視角，《中國日報》在文章作者選擇上盡量用不同方式實現本地化，讓思想真正“走進”非洲。過去的傳播中，很多文章作者多為西方作者或者中國記者。對此，非洲讀者反饋認為，此類作品并不具備足夠吸引力，因為其作品表現的内容，或是講述故事的方式，可能會給非洲帶來距離感。一方面會有政治制度方面的顧慮，另一方面又對偏見和居高臨下的态度過于敏感。但是如果看到文章的作者為非洲名字，他們願意主動往下閱讀，看源自于自己群體的聲音如何解讀不同事件，而當地作者也更知道讀者的邏輯及其閱讀習慣，以及用什麼樣的方式講故事才能讓人理解和信服。
為此，《中國日報》除了内容本地化之外，也正通過多種渠道在有關非洲和中非關系的内容中實現作者思想本土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非洲記者站聘用當地員工，通過尋求當地高水平、有影響力且願意加盟中國媒體的媒體人，并讓他們與中方記者進行合作或者獨立采寫新聞實現内容本土化。由于《中國日報》進入非洲時間較短（2012年），且其在海外記者站人事方面的預算無法支持大規模招聘，所以通過此渠道加入《中國日報》平台的記者并不多。
在此背景下，通過建立自由撰稿人網絡的模式，對于《中國日報》在非洲進行本土化就顯得尤為重要。非洲有54個國家，每個國家所涉及的新聞重點和安全形勢都不可能允許任何媒體在所有國家都建立記者站或者代表處，所以需要在重點國家裡尋找有影響力和職業水平較高的自由撰稿人，通過布置選題、自找選題和撰寫重點突發事件評論等形式展開合作，擴充與非洲相關的選題和内容，并使其更具深度和廣度，以便在全非範圍内吸引不同國家的讀者。
然而，此類記者在了解中國和中非關系的報道上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還是不了解中國真實的發展情況，無法設身處地地體會某些話題的重要性和平衡性。最近幾年，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雙向對等傳播的重要性，也開始在對非傳播中嘗試邀請非洲媒體人士到中國進行短期或者長期的體驗，也有越來越多的非洲媒體從業者和官員選擇到中國大學學習媒體相關學科。在此背景下，這些在中國生活、學習甚至是在中國有過從業經曆的非洲媒體人和官員就成為了重要的作者資源。他們的報道和思考，不僅有着原汁原味的本土氣息，更重要的是能将自身中國經驗通過當地受衆能理解和感受的方式表述出來，推進雙方的理解。這些人員在《中國日報》的撰稿人聯系庫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們所寫的新聞和評論往往能夠有更加平衡的思考，也能得到更多當地讀者的認可。
在尋找和建立當地撰稿人庫的時候，也應當注意到有一些同行的資質并不過硬，撰稿水平較差，在我報審稿期間甚至出現抄襲現象，這給本來就不多的選擇又增加了許多難度。
文化差異在國際傳播中并不可怕，它可以通過多種有效的途徑建立一個雙向對等的對話平台，進行有内容、有價值、有意義的對話。非洲和中國有着許多共同的曆史經曆，也同樣有着在未來國際格局中進一步改變現狀的意願，所以中非媒體合作和中國對非傳播如果能尋求到更好的模式，甚至可以開啟當前國際傳播格局的新型對話模式，改變國際傳播格局。我們應該利用好手中擁有的資源優勢，将已建立的平台與非洲同行分享，通過溝通渠道和平台的革新，促進雙方理解。正如筆者在很多場合對非洲讀者介紹的那樣，《中國日報》或者其他中國媒體在非洲創刊發行，不是政治宣傳，也非與西方對峙，而是作為一個能與當地受衆互相尊重的平台，介紹中國和世界，給受衆多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的選項去了解世界，避免永遠受制于西方媒體的壟斷。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