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曉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從近兩年西方一些調查機構發布的數據看，中國在全球民衆當中的好感度呈穩步、小幅上升之勢，對中國持正面和負面看法的人大體相當。因此，我們可以用兩句話簡要概括中國所面臨的全球輿論态勢：“大國崛起”與“挨罵”時代同時到來；全球民衆對中國的看法可謂“喜憂參半、愛恨交加”。
近年來，紀錄片成為形塑我國國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中華的故事》（TheStoryofChina，以下簡稱《故事》）由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公共電視網（PBS）聯合制作，于2016年1月21日起在BBC二台黃金時間段開播，分為《祖先》、《絲綢之路與中國船艦》、《黃金時代》、《明朝》、《末代王朝》和《革命年代》共六集。全片采用編年體形式，始于夏商周，止于改革開放，橫跨4000年曆史。攝制組先後12次踏上中國土地，足迹遍布北京、西安、揚州、無錫、哈爾濱、喀什等地，拍攝周期長達3年。與以往的曆史人文紀錄片不同，《故事》以普通中國人的視角來發掘曆朝曆代的歲月留痕，通過各地百姓的講述來追溯其祖輩們經曆的風雲激蕩，向西方受衆呈現了中華大地上發生的滄桑巨變，展示了中華民族在經濟、文化和科技等各領域所取得的傑出成就。BBC過去也拍攝過多部中國題材的紀錄片，不是采取盲目浪漫化的“仰視”角度，便是采取占據道德高地評頭論足的“俯視”角度，而本片則是以客觀、中立的“平視”角度見長，這在西方國家拍攝的同類題材影視片中也是罕見的。
作為這部紀錄片的策劃、撰稿人與主持人，現年67歲的伍德有多部紀錄片的拍攝經曆，其中包括2008年播出的“BBC經典紀錄片”《印度的故事》（TheStoryofIndia）。而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伍德坦言拍攝《中華的故事》是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場不可思議的探險。因為對今天的中國，我們求知若渴”。此外，該片的首播正值中國農曆猴年春節，這個時機顯然也是經過了精心的選擇。
西方主流媒體反饋
該片播出後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放映伊始，英國《每日電訊報》便在其網站的文化專欄連載系列影評，并為已經放映的兩集打出了四星評分（滿分為五星）。本文将英國主流媒體對本片的反饋進行簡單梳理，并将主要觀點分類呈現如下：
1.客觀呈現中國形象
《金融時報》刊文指出，與以往BBC拍攝的中國題材紀錄片不同，《故事》對中國“沒有任何譏諷、嘲弄或指責”，而是較為中肯、客觀地再現了中國的形象。海外華人和留學生觀衆表示，終于等來了一部不再“黑”中國的紀錄片，而英國等西方國家觀衆則能通過該片近距離觀察和感知中國的曆史人文風貌。伍德鏡頭中的中國有别于西方受衆的刻闆印象，英國知名文化評論網站“文藝部”（TheArtsDesk）撰文評價稱，《故事》涉及的場景“從考古現場到不為人所熟悉的村莊、城鎮，這讓觀衆知道盡管北京、上海有許多和西方相似的摩天大樓，但它們的内在意涵卻是多麼不同”。通過一個個在西方媒體報道中“不為人知”的中國故事，該片得以在海外受衆面前呈現一個真實客觀的中國形象。
2.充分發揮主持人的中介作用
本片由伍德擔任主持人，而他的曆史學教授身份為其講述中國的曆史提供了諸多優勢，這一點在全片富有曆史深度的解說詞中可見一斑。《每日電訊報》相關文章認為，盡管拍攝題材對外國受衆而言宏大艱澀，但伍德卻是“講述晦澀内容的高手”。這位有近40年紀錄片拍攝經驗的主持人穿梭在中國小吃街、深情朗誦唐詩宋詞、與年輕人擊掌相慶，還幽默地為玄奘打抱不平，說他因為多次被“拒簽”而踏上西天取經之路。許多英國觀衆稱“很難不被伍德的熱情所感染”，并将其形容為一位“引人入勝的向導”。
3.叙事技巧獨特
衆所周知，素材的選取對講好一個故事至關重要，發表在英國《衛報》文化版塊的專欄文章稱《故事》所拍攝的内容“為受衆了解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提供了絕佳素材”。除了影片選材，《故事》對中國曆史的講述同樣博得外媒好評。例如，在第一集《祖先》中，伍德選擇了一間舊式中藥鋪作為拍攝場景，對着相機慢慢打開一隻藥包，展示其中刻有甲骨文的龍骨片，同時開始講述相關的曆史故事。同時，為了避免分散觀衆的注意力，片中省略了外國受衆所不熟悉的曆史細節，轉而通過引人入勝的布景和解說詞還原了一個個諸如“中藥鋪”般的曆史場景。影評認為，這樣的叙事技巧對不熟悉中國的觀衆而言有着“令人着迷的吸引力”。
傳播手段和策略的創新
《故事》的創作者在處理中國曆史文化這一宏大主題時，結合新媒體時代受衆接受心理的變化，在傳播手段和策略創新方面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嘗試：
1.借古鑒今的獨特視角長期以來，西方媒體呈現的中國形象往往将曆史和現實割裂開來，對中國的曆史傳統往往采取浪漫化的“仰視”角度，而對中國的現實則采取居高臨下的“俯視”角度。以BBC為例，“仰視”角度的代表作有《美麗中國》《中國曆史秘話》《中國瓷器瑰寶》等。“俯視”角度的代表作則集中于近年拍攝的一些紀錄片，包括《中國人來了》（2011）、《中國是如何愚弄世界的》（2014)、《中國的秘密》（2015)，以及《中式學校》(2015)，等等。這些片子分别聚焦于中國如何在非洲和拉美提升影響力、中國經濟和社會體制中的危機以及中式教育。顯而易見，無論創作者采取的是“仰視”還是“俯視”角度，這些作品都蘊含了鮮明的預設立場，無法全面、客觀、準确地呈現中國形象。
而《故事》一片則跳出了以往的窠臼，采用了借古鑒今的視角，強調曆史與現實之間的有機聯系。對此，伍德表示由于中國正在現代化進程中，“眼前的這段曆史尚在發展，因此很難定性”，而中國曆史這一主題則很好地規避了這種可能的誤讀。但更為重要的是，伍德同樣深谙通過曆史解讀當下中國的重要性，他表示長久以來，西方社會存在很多對中國的刻闆印象，《故事》想做的正是幫助西方受衆打破此類成見。他認為中國的曆史是“理解中西方社會差異的關鍵”，中國雖然經曆了19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巨大變遷，但“仍對自己的傳統有強烈的歸屬感”。當代中國各階層民衆所秉持的價值觀依然與儒家倫理有密切關系，而這些倫理道德在當下仍是理解中國人行為處事的重要維度。
2.讓中國人講述自己的故事
以往西方媒體在拍攝有關中國的紀錄片時，叙述者和評論者大都來自歐美國家，講述的是西方視阈中的“中國故事”。
《故事》一片除了一位研究中國“五四運動”的印度學者外，所引用的叙事和觀點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學者和普通民衆。此外，考慮到大部分西方觀衆沒有看字幕的習慣，攝制組将主要采訪對象限定為講英語的中國學者和當地民衆——既有當地博物館的新晉職員，也有執教于世界一流名校的華人青年學者，隻在必要時加上英語配音。對此，制片人麗貝卡·多布斯(RebeccaDobbs)提出了兩個“盡可能”原則，他們“盡可能不把西方的視角強加到片中，盡可能完整呈現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曆史。”
3.注重文化接近性
如前文所述，《故事》的目标受衆并非研究中國的學者或已有較多機會接觸中國的精英階層，而是對中國不甚了解的普通民衆。長期以來，對外傳播關注的是前者——“有影響力的人”，而對後者——即“容易被影響的人”——重視不夠。《故事》一片正是意在補齊這一短闆。
攝制組成員、牛津大學博士宋愫愫在接受《歐洲時報》的采訪時表示，西方受衆對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曆史人物和事件并不熟悉，因此，如何填補西方普通民衆對中國的“認知鴻溝”正是本片努力的方向。
有鑒于此，伍德采用了深入淺出的叙述模式，從普通中國人的視角尋訪曆史在當下的“投影”。用伍德本人的話來說，該片的風格與“CCTV紀錄片恢弘氣勢的大曆史叙述有所不同，同時又避免了冷冰冰、幹巴巴的學術考據”。
為了讓西方觀衆更快地理解各種中國元素，《故事》使用了諸多體現“文化接近性”的傳播策略，例如運用許多西方人熟悉的意象和人物來進行二度闡釋。伍德将北宋天文學家蘇頌比喻成“東方達芬奇”、将文學家張岱喻為“明代普魯斯特”，等等。使用“文化接近性”的傳播策略完成對外傳播的“去陌生化”，有效激發了這些容易被影響的目标受衆的觀影欲望。
實踐啟示
1.“中國内容”與“西方渠道”的合作
近年來，在公共外交領域出現了“借船出海”的新路徑。所謂“借船出海”，即借助國際主流媒體傳播中國聲音，是為了破解當下我國對外傳播中“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困局。《故事》在拍攝過程中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大力協助，伍德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中國政府部門按照國際慣例要求他的團隊申請拍攝許可證。在拍攝中為他提供各種便利，高效地協調各種資源，這對“創意頻出”、喜歡“朝令夕改”的藝術家來講尤為重要，而這一點似乎在中國的體制下更容易做到。這種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合作也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可以拍攝出很多有意思的東西”。
在對外傳播領域，内容和渠道一直是不可忽視的兩大元素，隻有兩者兼得方可進行有效的傳播。以往的紀錄片或由中國本土拍攝并投放至中國官方平台，或由西方媒體拍攝在國外媒體播放，但由于前者因平台的官方屬性往往飽受“刻闆印象”之煩惱，後者因片中固有的西方成見常常面臨“西方内容”之指責，實際傳播效果都不盡如人意。而《故事》的出現則為理解紀錄片“内容”與“渠道”之争開辟了一種新的路徑。
此前另一個成功的案例也值得一提。韓國放送公社（KBS）曾在2015年1月推出新年特别紀錄片《超級中國》（SuperChina），對中國的發展現狀以及中國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做了全面介紹，播出後在韓國本土掀起了一陣“中國熱”。值得一提的是，該片三位編導之一的樸晉範先生曾畢業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接受多家中外媒體的訪問中，他均提及清華求學經曆對其理解中國、拍攝這部紀錄片所産生的影響。與《故事》直接邀請中國人講述不同的是，《超級中國》憑借編導的“知華派”背景間接增加了影片“中國内容”的真實性，并在采用西方政體的韓國通過其主流媒體向外傳播，不僅輻射的目标受衆精準度高，對海外觀衆也更有說服力。借助于中國培育的“知華派”是“中國内容”與“海外渠道”相結合的另一種路徑。
随着我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西方世界越來越需要公允、真實地認知“中國内容”。鑒于“西方渠道”在短時間内是形塑國際話語權和輿論場的主導力量，這種内容與渠道兩相互補、各取所長的方式應當成為提升我國對外傳播有效性的重要途徑之一。
2.現實“代入”曆史
在以“千禧一代”為受衆主體的新媒體時代，如何向“當代新受衆”講好“曆史老故事”始終是一大挑戰，面對文化差異和曆史隔閡，西方受衆對中國形象的感知往往停留在獵奇層面，而《故事》所講述的“活着的曆史”則為觀衆深入了解真實的中國提供了有效平台。
我國的曆史文化對外傳播應當告别傳統曆史紀錄片使用數字技術“情景再現”的手法，注重将曆史與現實融合拍攝。在《故事》回溯盛唐中國時，伍德以揚州老城區的市井生活為切入點，配上娓娓道來的解說詞，同時在轉場插入曆史悠久的揚州評話為中國曆史“發聲”；當談到起源宋朝的蹴鞠時，伍德則站在北京國安隊的主場，化身現代足球賽的主播。影片處處浮現出曆史和現實的互相結合，使“曆史老故事”在“當代新受衆”眼前煥然一新，讓觀衆在欣賞中國各地風物時不知不覺浸潤在傳統曆史中，适應了千禧一代受衆注重體驗式、沉浸式傳播的特點。這種用現實“代入”曆史的傳播策略符合新媒體時代受衆心理的變化，将來結合虛拟現實（VR）技術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結語
日漸強大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越來越頻繁，西方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呈現出更加多元、更加深入的趨勢，《中華的故事》是從“仰視”、“俯視”向“平視”轉變的一個标志性的文本，同時也是借助“外腦”、“借船出海”，實現中國内容與西方渠道相互融合的典型案例。
包括影視作品在内的媒介文本所提供的解讀都是有限的，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深入了解更要建立在人與人、社會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溝通上。正如伍德自己所說，為了拍攝《故事》，他已走遍中國大江南北，但仍覺得遠遠不夠，“我還想盡快再來中國，還想看到更多東西”。
在全球傳播日益勃興的今天，尤其是在意識形态和價值觀的分歧難以在短期内彌合的背景下，人文紀錄片在對外傳播中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用國外受衆喜聞樂見的方式與其進行“心靈對話”，用“平視”的視角客觀、全面地塑造中國形象，發揮“中國内容”與“西方渠道”結合的累加效應，這既是人文紀錄片的獨特優勢，也是改善和提升我國對外傳播工作的新思路。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釋部分。）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