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智庫評價“已經形成多家競争的新格局”，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負責人詹姆斯·麥甘博士在2007年推出年度《全球智庫報告》之後，我國一些智庫也在近兩年相繼發布了智庫排名報告。可以說，麥甘版智庫排名為中國打開了一扇觀察全球智庫的“窗戶”，賦予了中國智庫界全球競争意識。然而，評價中國智庫絕不能照搬西方标準，必須建立中國特色的智庫評價體系，為中國智庫的發展服務。
智庫概念界定含糊不清
目前，有關智庫的概念仍沒有一個确切的定義。麥甘版《全球智庫報告》提出，“智庫是對國内外問題進行政策研究、分析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的公共政策研究組織，以服務決策者和大衆作出明智決策為目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智庫報告》認為，“智庫是指對制定公共政策有影響力的專業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推出的《全球智庫評價報告》認為，“智庫就是通過自主的知識産品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産生影響的組織”。然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聯合發布的《中華智庫影響力報告2015》認為，“因智庫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所處時代、所在國家的影響，對智庫概念作出統一界定或許并無太大意義”。
近年來，中國智庫建設實現了大發展，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了有益幫助。但與此同時，中國智庫界也出現了躁動性“虛熱”問題。一些以“智庫”之名的“智庫”變異體大行其道，呈現“商業化”“泛化”和“娛樂化”。由于智庫概念的混淆，中國智庫界變得有些渾濁不清、魚龍混雜。“智庫的界定标準已經非常具有包容性，不能将智庫的概念無限擴大化。”對此，隻有通過明确智庫的功能定位，才能孕育出更多優秀智庫，更好地解決中國智庫“大而不強”問題。
為此，智庫評價體系首先要解決的是智庫組織的界定問題，要明确智庫的功能定位。《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确指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研究咨詢機構。”由此可見，智庫不是學術機構，而是圍繞公共政策和戰略問題，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标，發揮特殊功用的研究咨詢機構。它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研究獨立性、研究領域相對穩定、研究成果有決策影響力，這是确保智庫取得高質量研究成果的關鍵。關于智庫的界定，要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在一國内部，對于智庫進行界定是非常困難的；在國際層面，将會更加複雜。
理性看待智庫評價
智庫排名往往以影響力為評價标準。然而，“影響力”本身是一個抽象且難以量化的概念。所以，智庫的影響力評價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工作，是複雜的系統工程，要同時納入定量分析和主觀評價，做好虛實結合。
在中國智庫界，定量分析常常被認為比主觀評價更為客觀公正。由于智庫的研究成果和影響力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因此可以利用一些計量方法估算出智庫的相對影響力。但這種方法的各指标數值大小是人為設定的，得到的最終估算影響力與實際表現之間肯定存在偏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背離的情況。很多智庫都聲稱自己是某些決策的原創者、觀點的提出者，但随着智庫組織數量的增加，政策的追本溯源變得愈加困難。但一般而言，“定量分析的确可以反映智庫在一個或多個方面的表現，顯示出與政策制定之間的某種相關性”。在沒有研究成果的情況下，智庫的影響力便無從談起；而如果一家智庫的研究成果很豐富，卻沒有取得影響力，這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外，為了擴大宣傳，以便于籌款，智庫管理層喜歡将客觀指标的數值大小作為機構影響力的依據。因此，定量分析可以反映智庫評價的某些指标變化，但不能反映智庫影響力的全貌。
定性判斷不再依靠具體的指标數據，而是通過調查問卷、專家評議等方式，以主觀整體印象為主進行分析。如果問卷填寫人、評議人對相關智庫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則可以更好地把握智庫影響力的基本印象。為保證評價結果的公信力，一定要确保調查問卷和專家評議的有效性和可代表性，要防止問卷弄虛作假和區域人選不平衡問題。此外，在定性分析中，不同機構類型、不同研究方向智庫之間的比較，可能并沒有太大意義。關于跨國智庫的比較，由于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的不同，智庫對決策者的影響方式及其發揮作用的運行機理都有較大差異，所以，全球性的智庫評價可能并不具有想象中那麼大的價值。
影響力是智庫評價的核心
提升影響力是新型智庫的工作目标和核心任務。智庫所有工作都要圍繞影響力開展，在推動決策影響力形成的同時，兼顧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從而間接實現決策影響力。總之，智庫的生命力在于影響力，應以決策影響力為主導，以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為兩個基點。
決策影響力是智庫的立身之本，也是智庫的核心功能。智庫學者将專業化知識轉變成決策者易于理解的語言，通過内參、研究報告、調研報告、決策咨詢等方式，解決決策者面臨的難題，最終轉化為現實政策。在中國，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更多地體現為黨政領導的批示。智庫的研究成果通過一定的渠道報送到黨政領導的案頭，相關領導會對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政策建議進行肯定性批示。在中國智庫評價中，有無領導批示成為評價智庫決策影響力的依據。可以從作出批示的領導個人身份、具體批示内容、有關部門采納程度以及後續政策實際效果進行評價。智庫學者受邀參與政府決策咨詢的數量和層級，接受政府項目的數量、資金額度和層級，智庫學者前去政府部門的任職數量和比例，曾經在政府部門任職的智庫人員的數量和比例，均可作為智庫決策影響力的重要指标。此外，在智庫整體評價中，要為決策影響力賦予最大比例的權重。
智庫的社會影響力主要表現在其輿論影響力。由于媒體擁有強大的輿論影響力，智庫通過媒體渠道可以間接影響決策，而且這一趨勢正在不斷增強。在評價此類智庫研究成果時，可以根據發表評論文章的多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次數、發布研究報告的數量、出版圖書的種類等進行統計，并輔以專家評價作為補充，以期反映智庫的社會影響力。智庫網站的流量和訪問量、被友情鍊接的數量、智庫微信公衆平台的關注人數和訪問量、官方微博的關注人數和訪問量、智庫學者的自媒體運營情況、百度（谷歌）搜索結果的數量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智庫的社會影響力。但也要注意智庫媒體化的問題，有些智庫為了擴大社會影響力，過度使用媒體工具，自身有限的精力被媒體大量浪費，有本末倒置之嫌。
當前，中國國家影響力已遍及全球，中國企業已走向世界各地，但中國智庫的國際化進程卻滞後得多。而智庫具有開展公共外交的優勢，一是智庫儲備了大量知識精英，他們有能力開展智庫外交；二是智庫作為“思想工廠”，可以為國家戰略出謀劃策；三是智庫的民間身份，可以遠離政治紛争，通過研讨會、論壇等形式，增強國家間的交流和理解。舉辦國際會議的次數、人數和層次，參加國際會議的次數和層次，與國際知名智庫交流的次數和層次等，都可作為智庫國際影響力評價的重要指标。中國智庫必須解放思想，積極走出去，加強國際合作交流，不能走閉門造車的老路，要發揮好智庫外交的獨特作用，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智庫品牌，“形成影響全球的話語塑造力”。
值得注意的是，需要搞清楚學術評價體系與智庫評價體系的不同。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與社會實際脫節，以學術圈子的内部評價作為标準，關注的是研究成果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學術研究側重理論模型的建立，将普遍性的、規律性的行為和現象，進行抽象化和理論化。但由于大部分的傳統學者并不了解政府制定政策的規則，往往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智庫要貼近現實問題，不能紙上談兵，更不能言而無據、搞文字遊戲，要圍繞重大的系統性和戰略性的全局問題進行研究，發揮好建設性作用。雖然智庫的政策咨詢建立在學術研究和理論基礎之上，但學術論文、學術專著、學術會議等等并不能反映智庫的“外腦”能力。智庫的核心任務就是資政啟民，與高校及科研單位有着本質的區别。基礎理論性研究是傳統科研機構的任務，而實踐應用性研究是智庫的工作。因此，不能把學術機構的指标評價标準簡單用于智庫評價。
（本文系2016年度中國外文局全國對外傳播理論研究課題“智庫與話語體系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15WWJB07）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微信公衆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