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從年初到現在，出現了幾類輿情事件我覺得超越了常規輿情研究的認知阈限——或者說至少讓資深的輿情研究者也難以解釋。首先當屬美國的Trump（中國大陸社交媒體統一譯為“川普”）總統候選人令人驚異的流行度和競選殺傷力，與普遍能感知的民間輿情不屑、不安、鄙夷、揶揄不同，該候選人卻能夠“逆輿而上”，不斷刷新自己的政治成績。
第二，有關伊斯蘭國（ISIS）的輿論恐慌、擔憂、懼怖，以及伴随着它輿論圍剿的不斷事實“突圍”和影響擴大——伊斯蘭國用實際行動意義上的超話語實踐，事實上成為輿情的操縱者，也就是說輿情被伊斯蘭國的宣傳機器内卷和内嵌，讓輿情成為放大其恐怖效果的發生器，而不是為輿情所控。
第三，在緬甸的大選中，民盟在國内的勝利伴随着大量海外的負面輿情——這些輿情有時針對的不是登盛政權所代表的軍政府權力淡出，而是針對昂山素季及其所代表的民盟的保留與質疑，但是這些海外輿情并沒有對緬甸國内的選舉産生太大的影響。相反，緬甸軍政府勢力的“有組織撤退”和“有序崩潰”，與民盟勢力逐漸上台得勢之後的種種反常國際輿論，造成了一種新的難以預測的輿論話語情境。
第四，馬航370事件自發生後，國際輿情——尤其是相對于馬來西亞的中國國際輿情一直持一種絕對意義的否定、批判、質疑、仇怨态度，但是在這些批評和抗議聲浪中，馬來西亞的政治對外策略卻一直保持超級穩定，每隔一段時間由媒體釋放出一些信息碎片和馬航瓦解飛機殘片，與此同時，馬來西亞國内的馬華政黨卻并沒有在這一事件中獲得任何好處，相反在馬來媒體中集體呈現了一種對華人和中國人的冷漠和怨怼情緒，似乎并沒有過錯補償心理。
仔細分析原因，我們可以發現“川普”案例是一次輿情研究反常試錯個案（abnormalcy），即一個毫無可能的輿情對象，在一個依靠輿情支持的“遊戲”裡，可以“逆反輿情”成為勝利者。
伊斯蘭國是輿情研究的價值判斷反常個案（devaluation），即一個價值意義上的無效甚至有害主體，可以反噬民意，将民意和輿情轉換成殺傷性武器的一部分（即筆者總結的B&B恐怖擴散模式，BombandBroadcast）。
緬甸大選輿情則代表了另一種“輿情免疫”案例（immune），當一個領導人如果被視為“外國人”或是與“外來勢力”密切，通常會造成本土對其動機和目的的警覺，但是緬甸的新當選人卻對這種質疑完全“免疫”，許多輿情的展開針對的往往是中國這類外部國家；與此同時，昂山素季雖然較其軟禁之前其民間政治光環有所褪色，但卻在權力意義上成為“影子總統”。
馬航事件則代表了一種輿情時間悖論（timeparadox），通常我們認為輿情具有即興、突發、因果的力量——即筆者所理解的“有輿必報”，這是它迥異于曆史和記憶的特征，也就是說輿情的聚集和暴發會影響現實行為，但是在馬航事件中，輿情反應幾乎進入一個“真空層”，無法對現實政治進行任何改變。
以上原因種種，都告訴我們傳統的輿情研究，尤其是中國的國際輿情研究存在重大的方法論和認知論缺陷。
傳統輿情研究的“謬誤”在哪？
首先筆者提出的名詞是“謬誤”而非“錯誤”，以此來指稱這種讨論的方法論和認知論意義，并非簡單的價值或個人好惡判斷。中國的輿情研究有一個潛在的推論，英文專業研究的術語稱“零假設”（nullhypothesis），這個源自統計學的詞彙其實試圖在标記一種具有負面能量、充滿敵意、來自下層、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輿情研究者試圖捕捉并定量它，以做出策略和政策上的回應。
如果傳統輿情研究在于尋找輿情刺激物和事件的石頭與漣漪關聯模式，當他們看不見漣漪，便永遠發現不了問題，但是熟悉海洋災難的人知道，海嘯來臨的時刻往往伴有出奇的平靜和水波不興，但瞬間海浪可以像摩天大廈一樣站起。這裡不僅說的是算法問題，而是研究的問題意識出現了重大錯誤，以至于喪失了輿情監控的基本能力。
川普事件是典型的“修辭謬誤陷阱”，這個“大嘴巴”其實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政治資本和政治經驗，但他确實是進行各種誇張宣傳的能手，他的所有媒體話語（英文媒體稱soundbites）都聳人聽聞。但是在川普選戰攻城掠地的背後，我們無法覺察美國在奧巴馬政府以來（甚至更早）發生的重大變化，尤其是民間對政府、政客、媒體的三重不信任，同時對美國國内的經濟和美國霸權地位的跌落都抱有某種負面情緒，于是美國式的懷鄉——回到後嬰兒潮時代的“溫室美國”民間情緒已經累積多年。
第二種謬誤和動态和靜态相關，可以稱為動态謬誤（dynamicfallacy），也就是說國内幾乎所有的輿情監控産品都喜歡使用一個詞組叫“輿情動态”，并同時把事件統稱為“突發事件”。
用仿生學打個比方，傳統輿情研究像青蛙——青蛙隻對移動物體産生“視覺”，否則一律标記為不存在，當突然“突發事件”的“輿情飛蟲”像塵沙一樣揚起，青蛙輿情監控立刻認為這個事件是“突發”的，也就是說它無法記錄積累于忽微的事物、局勢和信息。
伊斯蘭國就是典型的“動态謬誤”，人們驚奇法國出現查理周刊事件、比利時出現爆炸、世界出現難民潮、歐洲出現伊斯蘭國危機，但是卻忘記了這個帶有宗教和意識形态之戰的“靜亂”（非“動亂”）實際上早已有之——它與薩達姆、阿薩德、卡紮菲等人都有關。9·11事件實際上仍然是個認知分水嶺，它之後的許多年都證明了以西方為主體的社會并沒有抓住有效的時間進行文明沖突的真正和解。
筆者于2016年2月在以色列的調查和走訪時就發現，當地人可以在相當連續的零星恐怖爆炸中正常生活——請注意這些自相矛盾的定語。可以這樣說，我作為一個遊客在以色列短短一周，就從高度警覺的恐怖畏懼者變成一個慵懶的随地坐卧發呆的“本地人”，雖然我到訪以色列之前、之間、之後都發生了恐怖襲擊。我采訪的一個旅居當地的亞美尼亞人說，很諷刺的是，以色列的軍警本來是用來保護安全的，但是因為恐怖分子往往需要通過聖戰來升天，他們優先選擇有軍警在場的民間場合進行複仇，也就是說軍警所在之處就是危險之處——但是以色列的軍警分布相當廣泛。
第三種謬誤與刻舟求劍這個成語有關，它是一種“時空滞後謬誤”（displacefallacy），與第二種靜态謬誤有關，緬甸的大選就是證據。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對于緬甸大選所代表的重大變革之驚奇、不安和好奇，主要是很長時間以來，包括體制化媒體和民間機構在内的輿情機制對于它的長期忽視和報道不足，以至于造成一種“緬甸琥珀化”和時間停止的假象。
但凡生活在緬甸，或是經常在緬甸邊境活動的人都知道，這個國家的劇烈變化和轉身早就開始了——其中有一個中國媒體極少提及的例證，就是緬甸的流行音樂。
我2015年4月于緬甸調查期間，在一個從仰光開往皎漂的夜班大巴車中，熬了近十個小時，其中沿路幾乎都在播放音樂，這裡面的音樂有各種組合，緬甸土風民族音樂、中國改編音樂、中國港台改編音樂、英國coldplay改編音樂，以及多種筆者都難以命名的音樂和曲風類型——這種世界音樂的圖景表示這個民族的心理結構早已經發生了變化。多日之後，我在緬甸圖瓦海灘聽當地年青人用走調的吉他彈奏了4個小時的民歌彈唱——說是民歌但其實是各種風格音樂的混編；在距離這些海灘青年不遠的雜貨鋪小店，一個35歲左右的男性甚至用Metallica的重金屬音樂當作襁褓中兒童的催眠曲，一面用手假裝吉他獨奏在高分貝音箱下陶醉，另一面用手搖晃一個從屋梁垂下的布袋搖籃。
對于一個國家的生活方式、飲食方式、音樂休閑、服飾風格、電視風格、雜志類型、網絡使用等諸多方面一無所知的外界，當然會覺得緬甸發生了“巨變”。
第四種是“因果謬誤”（cause&effectfallacy），也就是認為輿情屬于一種新興即起的動态，并必然導緻現實的政策變形和社會形變，我們在馬航事件可以看到這個謬誤的影子。
如果把馬來西亞理解為出産了多個華人熟知的歌手、華人衆多、華語水平最高、典型旅遊休閑地這些媒體和輿情雙重建構下的景象，當然會驚奇為什麼出現馬航事件，而且是連續出現兩起馬航事件，并且事件過後沒有對當地政治界産生影響，與此同時也沒有對馬來西亞當地的華人（涉及馬航“遇難”家屬）産生任何正面的補償和影響。
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是我們的歸因錯誤：馬來西亞是個典型的穆斯林社會，與印度後裔社會、華人社會交織，處于著名的馬六甲海峽核心地帶，并與具有複雜政治功能的新加坡有着微妙的競合關系；馬哈蒂爾在政治和文化的粗線條之下，可以被看成是一個馬來西亞版本的昂山素季（除了他沒有昂山家族的崇高國際威望，也沒有被監禁），據馬來西亞當地知識分子所說，他還寫作過一本希特勒《我的奮鬥》語體的《馬來人的困境》。
當然錯誤歸因的細節還有很多，但總體來說由于嚴重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的丢失，中國有關馬航事件和馬來西亞的國際輿情研究容易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并不斷創造錯誤的歸因模式。
輿相學研究什麼？
所謂“輿相學”，是信息、輿情因文化心理特殊性和跨階層政治互動而産生的因果關系和形态推演研究。它的主要創新視角在于把“信息”和“輿情”看成一種發生機制和政治操演模式，而不是簡單理解為不同主體利用不同信息渠道生産的各種媒介景觀和噪聲，它研究具體的行動、事件、實踐，以及背後的文化人類學細節和政治人類學心理，并希望借此對輿情進行更全面、綜觀、結構化、微觀的理解。輿相學能夠揭示輿情機制的隐形文化細節和内在政治框架，并通過将所有信息／輿情置于一種文化特殊性框架和曆史場景中，以此來揭示作為一種過程、現象、形态、目的、動态的輿情。
舉例來說，同樣研究昂山素季上台後的緬甸對華輿情，輿相學研究不僅關注緬甸媒體、政治團體言論、緬甸社會基層輿情（或者說已經表露出的“冰山一角”），它更關注隐沒在輿情之海下面的“類輿情”——尚未演化成輿情的“信息拟态”和“輿情酵母”，這包括緬甸僧侶的潛在輿論力量和輿情動員模式、緬甸民間的巫蠱勢力和遊說力，緬甸民間政治的宗教化回報模式，緬甸族群政治的曆史慣性和現實演變，緬甸傳統社會的泛媒體觀念，海外緬甸精英的國際化網絡，緬甸媒體背後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緬甸政治動員的跨階層互動模式等這類具有大量文化、政治、人類學、社會學細節的隐形機制。
筆者這裡提到的輿相學并非故作驚人之語，而是試圖從方法、視角、路徑等多重角度的“再出發”。它有着獨特的地理信息架構（Geo-information）、文化心理特殊性架構(culturalspecificity)，以及輿情的紅外政治架構(infrapolitics)，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輿相學”可以試譯為“informatrixphysiography”，它是一種信息矩陣，更關鍵之處在于，這些信息的“發聲器”很獨特，它有能動性也有心理機制，它可以是具體的個體，也可以是抽象的機構和組織；它依附于物理的、制度化的政治框架，也指向具體或抽象的主體；它在形成的過程動靜結合、時空結合，更關鍵是它具有多重鏡像、形态的特征，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輿相學會形成自己的山谷、海洋、陸地，并會自我造山、泥石流、降雨來形成對自身“輿相”的二度改造。
以地理信息架構為例，傳統輿情研究之所以局限是因為它的“一級目錄”缺陷，中國在涉及政治問題尤其是國際輿情研究中過于“歐美化”——思維方式和效法模式上，這可以幫助中國了解西方智庫模式下的國際局勢和對手規則，但是也系統屏蔽了豐富的文化地理信息框架。如對于印度山地、緬甸高地、南美高地、中國西南山地等逃逸型山地文明地帶，也就是斯科特所謂的佐米雅（zomia）區域，這裡有着與其他地域完全不同的意見聚落和傳播形态。
從這個角度來看，輿相學研究微觀的“情緒蝴蝶”——那些可能造成風暴的蝴蝶，而非具體觀點和突發事件的“恐龍”。情緒和情感是輿相學的核心研究領域，在于帶入感覺、感知、感官的多種因素，并不再使用具體的定量數據化來單一呈現信息。
也就是說，輿相學要研究結構性信息架構而非定量性局部描述，打個比方說，從犯罪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一個嫌疑人，一個人的骨架和顱相信息遠遠要比其脂肪、毛發、瞳色、膚色重要。
輿相學還要注重對流動性、動态、靜态、結構的關系比對，理解輿情的相對動态和絕對動态，相對靜止和絕對靜止，而不是簡單依靠案例和抽樣。
傳統的輿情數據研究者基本上不做人類學田野調查，也不太能融合人類學生産的數據，兩個領域的人基本上“雞同鴨講”，但是人類學家把數據來源選擇在各種生态類型和基層當中，這個做法應該得到輿情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者的重視和學習。
人類學家也有自己的尴尬，對于他們來說，他們對自己研究地點總體上有個隐形道德契約——也就是自己的田野工作不應該幹涉本地的文化特殊性和族群動态模式，同時也不應該把研究地點本質化和浪漫化。
輿相學在這個意義對上述的學科主體以及研究／對象矛盾進行了調和：在信息層面上，它還原數據天生的人造性（artificiality），不把它看成是本真性的本地文化來源和機密，而在于對各種人為的機巧、策略進行祛魅；另一方面，它不回避自己的建構性和建設性，正如中國人熟悉的“堪輿術”，它并不否認自己在使用自己的想像景觀和像似性（iconicity）來重新整饬一個人情化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