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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間議程設置:對世界五大通訊社互引關系的研究

時間:2024-11-06 10:29:12

吳瑛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國際輿情中心副主任

王曦雁王佳慧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長期以來,學界有關中國的傳媒軟實力存在着争論:一種觀點認為,随着中國硬實力的上升,傳媒軟實力也随之快速崛起;另一種觀點認為,即使中國媒體的硬件設施不再落後,但軟性的“滲透力”仍然很弱,對國際主流媒體的影響更是有限。

一、媒介間議程設置

中國媒體的“滲透力”到底如何?這裡有一個媒介間議程設置的問題。“媒介間議程設置”指的是大衆媒介之間存在着信息流動關系,他們互為消息源,互相提供議題、也互相影響報道的态度。而且媒介間的信息流動是不均衡的,“意見領袖”媒體更有可能影響其他媒體。

美國學者瑞斯(StephenD.Reese)和丹尼利恩(LucigH.Danielian)①首先發現,精英新聞機構比如《紐約時報》可以影響其他媒體的報道議程,即存在“媒介間議程設置”作用。此後洛佩茲·艾思科巴(LopezEscobar)②等将媒介間議程設置擴展到兩個層次,即第一層的内容議程和第二層的屬性議程。媒介消息源被認為是與總統、政治精英等同樣重要的消息源。進入新媒體時代,國内外學者對網絡與傳統媒體間的議程設置、媒介融合等問題都高度關注③。

但現有研究大部分仍圍繞媒體“文本”展開,缺乏對“信息流”和傳播網絡的追蹤,同時研究方法也囿于内容分析法。

二、世界五大通訊社引導國際新聞議程

“互引”是媒介間議程設置的重要方法。在國際傳播中,媒介間的互引既是一國信息向世界傳播的途徑,也是該國進行國際新聞議程設置的有效方法。本文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對世界五大通訊社間的互引關系進行統計分析,以此探索國際主流媒體間信息流動的網絡與結構。

美聯社、新華社、路透社、法新社、俄通社-塔斯社這五大通訊社以報刊、電台、電視台等媒體機構為服務對象,因其悠久的曆史、遍布全球的網絡、豐富權威的報道聞名于世,成為國際傳播中“媒體中的媒體”④。長期以來,在西方世界主導國際輿論的格局下,西方幾大傳媒公司壟斷了世界主要信息流,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通訊社更是成為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媒體的主要信息源⑤,形成“西強東弱”、不平衡的國際信息權力格局。

随着東西方權力格局的變化,以新華社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媒體走向國際輿論場的前台,在與西方的話語競争中,推動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體系的變遷。

三、世界五大通訊社間的互引關系

1.新華社的被引用量高居首位,其次是路透社和美聯社。被引用量代表媒體的權威性和受歡迎程度,也是該媒體議程能否影響其他媒體的重要指标。經Factiva數據庫搜索發現,目前新華社已成為國際新聞最重要的消息源,被引用量甚至超過了路透社、美聯社等西方老牌通訊社。表1是2011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五大通訊社間互引次數的矩陣,比如:新華社引用美聯社723次,美聯社引用新華社1994次。數據顯示,從五年來的被引總量看,新華社被其他四大通訊社引用了10733次,遠超居第二位的路透社6837次,美聯社居第三位,然後是法新社和俄通社-塔斯社。

2.新華社近五年被引用量快速增長,其他通訊社穩中有降。近五年來的引用量走勢顯示,從2011年到2016年,新華社的被引用數量增長了兩倍,其他通訊社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美聯社處于起伏狀态,路透社、法新社2016年的被引量甚至跌到比2011年還低。這說明随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媒體軟實力也在相應地快速提升;而英國、法國媒體則随着所在國硬實力被“新興國家”趕超,媒體軟實力也逐漸走向弱勢。

3.路透社對消息源高度開放,新華社、法新社較為保守。引用量的多少是該媒體開放程度的一種體現,代表其信息來源的廣泛度與媒體立場的包容性。表1顯示,路透社引用其他四家通訊社的數量最大,為11,531次,顯示了高度的開放性,其次是俄通社-塔斯社、美聯社、新華社、法新社。新華社的引用量居倒數第二位,這與長期以來我國官媒對西方消息源持謹慎、保守的态度有關。

四、從引用消息源到影響媒介議程

從互引關系看,新華社已進入通訊社互引網絡的中心,被引用量高居首位。但由于其國有屬性,在國際媒體看來,新華社代表的是中國共産黨的立場,具有高度的信息壟斷性,因此其高引用量背後的意義顯然與其他通訊社有所不同。

消息源是否必然影響媒介議程呢?消息源之所以在媒介議程中充當重要角色,不僅因為其決定了受衆能接受什麼信息,而且它也能呈現社會的背景與形象⑥。媒介議程體現了媒體和消息源之間的“協商”過程,不論媒體是正面、中性或者負面引用消息源,消息源都将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媒介議程的走向。

中國消息源日益“正面”影響西方媒介議程。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國際輿情中心監測發現,不管是在“習近平主席出訪英國”“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等重大事件中,還是在“天津8·12爆炸事故”“東方之星沉船事故”等突發事件中,《紐約時報》《衛報》等西方主流媒體大量引用中國消息源,并一改過去将其置于非顯要位置、負面引用的情況,近年來越來越多地以中性和正面立場引用,許多西方報道被中國媒體議程所引導,尤其在突發事件中,路透社、《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越來越多地全文轉載新華社報道,體現了中國媒體影響力的快速上升。

中國消息源也被西方媒介議程“負面”解讀。在一些案例中,尤其是涉及中國政府、官員形象的議題中,即使西方媒體大量引用中國消息源,但卻會從對抗立場引用,并置于西方固有的新聞框架中。比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西方媒體中就常被呈現為自我矛盾和尴尬的形象⑦。研究發現,越是來自官方的聲音,越容易被西方媒體引用,但也越容易被負面解讀,尤其在軍事、民族、宗教、人權和環境報道中,想借助中國消息源來改變西方媒體既有的框架則是很難的。

西方媒體能否借助消息源來影響中國媒體議程呢?這是比較難的,因為中國新聞界長期以來對使用西方消息源持保守态度,除了新華社,對《人民日報》的研究⑧也證明了這一點。實踐中一些媒體領導甚至要求記者杜絕使用西方消息源。這固然避免了“中國搭台、西方唱戲”的負面影響,但卻不利于多元聲音的傳播。

随着中國傳媒軟實力的崛起和“四個自信”的增強,未來中國媒體如何在堅持中國道路、中國立場的前提下更加開放包容,這将是中國聲音走向世界、并讓世界認同的一個重要議題。

(本文系2016年中國外文局全國對外傳播理論研究課題“提升重大活動對外傳播的針對性與實效性研究”和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項目“中國民族問題國際話語權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号分别為:15WWJB09和12ZS068)

「注釋」

①StephenD.Reese,LucigH.Danielian.IntermediaInfluenceandtheDrugIssue:ConvergingonCocaine.InPamelaJ.Shoemaker(Ed.).CommunicationCampaignsAboutDrugs:Government,Media,andthePublic.Hillsdale.NJ: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1989,pp.29-46.

②Lopez-Escobar,E.,Llamas,J.P.,McCombs,M.,&Lennon,F.R.TwoLevelsofAgendaSetting.AmongAdvertisingAndNewsInThe1995SpanishElections.PoliticalCommunication,15(2),1998,pp.225-238.

③Lee,KiJung,Lee,ByoungkwanandLancendorfer,KarenM.Agenda-settingAndTheInternet:TheIntermediaInfluenceofInternetBulletinBoardsonNewspaperCoverageofthe2000GeneralElectioninSouthKorea’’,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15(1),2005,pp.57-71.石義彬、馮強,《新媒體環境下的媒介間議程設置效果檢視》,《新聞傳播》2012年第3期。

④郭可:《國際傳播學導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頁。

⑤吳瑛:《文化對外傳播:理論與戰略》,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頁。

⑥Soloski,J.SourcesAndChannelsOfLocalNews.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66(4),1989,pp.864-870.

⑦吳瑛:《中國話語的議程設置效果研究: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2期。

⑧吳瑛:《多種聲音一個世界:中國與國際媒體互引的社會網絡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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