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際儒學聯合會、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等單位主辦的“第六屆國際尼山儒學與中華文化跨文化講習班”于2016年7月3日至30日在山東泗水尼山聖源書院舉辦。本期共有學員21名，12人來自國内，九名為外國學員。國内學員為七所大學教師、學生和中國儒學研究機構研究員。外國學員為英國、馬耳他、俄國、意大利、土耳其、波蘭等國大學教師、學生及在中國任教的專家。
“國際尼山儒學與中華文化跨文化講習班”是以美國比較中西哲學家安樂哲（RogerT.Ames）為首、造詣精深的著名比較中西哲學家教授團隊，用英語解讀“四書”、《道德經》及其他中國經典，使學員領受“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精神；學習用中國話語和思維講述中國經典思想以及當代中國現實社會與文化的故事。跨文化講習班的立意，是站在文明對話高度，站在文化傳播戰略高度。因為中西文化在宇宙觀、認知方法、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語言叙述話語等多方面存在整體性結構差異，中西方對彼此文化的翻譯和理解上曆來存在很多誤解與誤讀。針對這樣的問題，安樂哲教授等學者提出在中西比較視野，用中國人自己思想的話語，去理解、講述中國的思路；在這一思路上，提出以闡釋為主、以翻譯為輔的新方法，開辟對外傳播中國文化的新道路。
一、向世界講述中國，須有話語意識；要負責地比較中西文化
向世界講述中國，存在着話語問題，不對頭的話語，會造成理解中國的障礙。國際尼山儒學與中華文化跨文化項目的創辦人和儒學大家安樂哲教授講課中指出：“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特點，可以用一句話說，就是西方的自古希臘哲學傳統的特點，不是她的特點。印歐傳統講服從，講兩個世界，人的世界服從神的世界，是天人為二；中國講相系不分，講一個世界，講天人合一。”如果用“兩個世界”“天人為二”的叙事話語講述中國“一個世界”“天人合一”的思想，話語就不對頭，就是理解中國的障礙。
北京外國語大學田辰山教授在授課中指出，近代以來發生西方誤讀中國，不少中國人也尾随西方，與自己文化漸行漸遠，都因為是用西方現代概念話語框架講述中國，這其實是對中國文化的“不對稱”認知、解讀和講述。“不對稱”話語是障礙，原因是在宇宙觀、認知方法、思想方式、價值觀和語言結構上，它與中國文化不同。它叙述的是“兩個世界”“天人為二”，它是超然絕對主義與個體獨立二元主義的叙事話語，也叫做“一多二元”話語。
田教授解釋說，“一多二元”：“一”指“上帝”式唯一神或唯一真理，“多”是“一”派生出的“一切單子個體”，“二元”是一切個體之間“碰撞、沖突、對立”。然而中華傳統思想文化不是“一多二元”，而是“一多不分”，也即“一個世界”“天人合一”，是以中和關系為本的宇宙認識、認識方法、思維方式、崇尚觀和語言話語。“一”是萬物相系不分、渾然而一，“多”是相互聯系的多樣狀，“不分”是“多中有一”及“一中有多”。要是對中國與印歐西方特質的“一多不分”與“一多二元”沒有了解，隻是簡單站在自己文化特質一邊去解讀對方，就構成文化理解的障礙。這種例子舉目皆是。這是中西文化互相對待之中，必須具備的問題意識。
安樂哲教授以“什麼是負責任的比較文化”為題在課上講道，要讓中國思想文化講它自己，它要講“一多不分”的中國話。這樣就要從中華文化自己的語義環境出發。西方文化語義環境整個表述的是一個（從無中可以生有的）“本體力量”，它是原始造物者上帝，是一神，是靜止不變的一個本體存在，本身具有無窮創造力。以這個“文化語義環境”話語，去闡釋中國事情，等于用“鞋拔子”把中國文化扭曲。近代的中華文化與西方哲學相遇，這不應該命定地造成中華文化要由西方來規定，由西方話語來叙述、劃定中華文化是什麼。安老師精辟地指出，要講清楚中華文化，從它的語義環境出發，必須從“一多不分”說起，也是必須以“心場”（在森林中看樹木那樣）不分觀事物；而不是西方語義環境的“一多二元”（一切事物背後隐藏超然絕對“一”）看問題，不是柏拉圖理想主義假設萬物有一個“單一起源”那樣的看問題。
美國西雅圖大學比較哲學講師孫彥彬（IanSullivan）講課時指出，負責任的文化比較，必須認識到人們在文化比較方法和意圖上的誤解，這種誤解發生于對中國文化，在對“人”概念和對中國是不是個體主義“倫理”問題上。他認為，解讀儒家倫理，首先須對它有一種恰當賞識情懷，須真懂儒家倫理是什麼。孫老師分析說，為什麼要做比較文化？是為深化我們的理解，理解好了去改善與多樣性的文化的對話。也是為認識全球與本土之間存在的依存性，為得到一種全新看問題的視角。
二、做好講述中國故事的話語準備
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應當以認清中國文化獨特優勢，了解西方文化及接受心理為基礎；這是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必要的話語準備。田辰山教授提出，我們面臨一個讓儒學和中華文化講中國話問題，面臨一個找到、建立話語問題；這個途徑是比較中西哲學文化闡釋方法，從誤解中找到西方、找到中國，這種比照闡釋本身，就構成一套讓儒學和中華文化講述自己的話語。田教授強調，簡潔地說，中國故事話語，就四個字，就是與“一多二元”比照而來的“一多不分”。中國文化的恰當表述應該是：“中華民族在悠久文化曆史傳統中形成與延續至今的“一多不分”宇宙觀、認知方法論、思維方式、崇尚（價值）觀以及承載這四大文化元素的漢語語言、字詞語彙、話語和叙事等的内在結構；而且作為内核延伸發生于現實中的人與人、人與自然萬物聯系，構成人經驗生活的中國社會林林總總、方方面面的活動與行為。”可以說，中華民族的故事，一以貫之的正是：“一多不分”。
美國洛杉矶羅耀拉大學哲學教授王蓉蓉提出，“陰陽觀”是中國文化獨特重要的思想。應該說，“陰陽觀”是中國文化傳統“一多不分”特點得到獨特優勢發展所達到極緻地步的體現。“陰陽”是中國人的宇宙觀，是古代中國人所能構想的最高原則。“陰陽觀”一點也不可強拉硬扯地附會到如今在“一多二元”文化中流行的對立二元的“性别主義”上來。儒學在本質上是提倡一種男女平等觀。這種理解，才是懂得中國自身的标志，是認識到了中國文化特色的優勢構成。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所長辜正坤教授指出，中國文明能夠延續五千年，原因是地理環境不容易被侵略，是大家族心理，是倫理價值強，是有統一語言文字；而在比照之下，西方文化不如中華文化延續性強的原因，是地理環境容易多發戰争，民族創造文化，民族遭到戰争毀壞，文化也必然毀壞；同時，與中華大家族心理對照，歐西社會是（政治、經濟、軍事）利益集團結構，還有，其倫理價值如不是與一神信仰相系不分，不如中國文化強；最後，沒有統一語言文字，就沒有統一思想的條件。
辜教授還提出，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了其農業文化傾向；而歐西則是商業文化傾向性強，具有進取性、好戰性、掠奪性，重個人主義，凸顯幫派利益主義及幫主形式“民主”。他認為，西方沒有可能産生儒家思想，中國也很難産生美國的“個人主義”；也是為什麼道家學說一定要産生于中國，而在西方很難産生。辜教授提供的大量比較中西文明信息，在認清文化獨特性是不是優勢問題上，為人們打開了一扇走向開放思考的大門。
三、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差異，講出令人懂得的故事
德籍澳門大學哲學系漢斯·格奧爾格·梅勒（HansGeorgMoeller）教授表示，“己”（或“人”）是哲學和文化的核心概念。讨論“中西的‘人’觀念差别有多大”時，梅勒教授提出，“己”（或“人”）在西方是一種被視為“原子個體”（Individuality）概念的觀點；而“人”是離不開關系的，“個人主義”是在根本上有害的。人壓根兒就不是“單子個體”。誰也回答不出絕對個體“我是誰”這個問題。自我意識是關系，不是孤立自我意識。任何人都永遠做不到一個人獨立地活着。
北京大學趙延風教授對學員講，語言話語背後存在的跨文化障礙是隐性存在着的；如“好人多”，是中國傳統文化語義環境的基本意識，這同将人性假設為“惡”的“一多二元”語義差别是根本的，也是隐性的。漢語的“君子從政”含義，是一種衆望所歸，是好人掌權，是深谙人與人、家國天下之道的人管理衆人之事。尤其是主持社會的、被認為是德高望重者，必須是品學兼優、德藝雙馨的人。這在歐西話語中是沒有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不提倡競争的文化，而是相反，是珍重關系、珍惜交往的。北京大學法學專家張骐教授在回應“如何理解中國法制建設與傳統思想文化的密切聯系”問題時指出，傳統中國的法律權威性來自周武王于《尚書·泰誓》所言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意思是聖賢帝王把自己置身于天命監督之下，也置身于民心監督之下，這也是民心所向，即是天心所向；《尚書·泰誓》還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很明顯，這與西方法治“一多二元”的“上帝+單子個體”概念，不是同一個“法律神聖”邏輯。
四、中國的“人”觀念是“一多不分”的
在哲學層次互鑒認識到的中西文化不同，也是人們活法的不同，也即想法、說法和做法的不同；它延伸而出的到社會意識形态、政治、經濟和生活方式各種領域的不同，一直追究過去，人們會發現，最後都集中到“對人是如何認識”問題的不同。“對人是如何認識”問題緊密聯系着世界觀、認知觀和崇尚（價值）觀問題。所以，要對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對人是如何認識的，是一個必然要首先搞明白的問題。
在對“儒家觀念的‘人’是什麼”進行讨論時，安樂哲教授深刻地指出，儒學的“人”根植于不同于歐西古希臘的假定性宇宙的自然宇宙論；智能設計是屬于人的，不是什麼虛構的超絕“一”；儒學的“性”不是西語“Nature”語義的固有不變能力，而是産生于與周圍交往互動關系的豐富可能性。所以“人”不是從出生到死去一直不變的一個“質”，而是儒學說的，“人”是“做人、成仁、成人”，本質是“做、成”。所以人不是不變，而恰是“變”，是始終在進行之中，是過程。作為一個簡單事實，人沒有個體性，它脫離不開關系，關系是第一性的。
因為不同于西方柏拉圖傳統，儒學關系為本的“人”觀念，緻使儒家哲學的“人生觀”也因而獨具特色。孫彥彬老師闡釋說，希臘哲學的問題意識是：“什麼是真理（Truth）？”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是：“什麼道理？道在哪裡？”“什麼是真理”的問題，問點在于“什麼”：1、這些東西是什麼？2、世界歸根結底是什麼？3、這是什麼？因此，希臘哲學假設有一個單一秩序宇宙及一個最後的“真實”以及“真實/表象”的二元對立；人生是由“Philosophia”（愛智）到“Philoepisteme”（愛知）；人生追求是知識，也即“什麼才真實”，是去知“真”。而儒學與中華文化是“求道”，求“天地人之道”，也是求人生之道，人生之意義。“求道”是人的由己而出行為，是具體情勢，是知曉“如何、怎樣”（How及Howto）。這完全是人自己經驗的，是由走過的路而産生的意義。
美國科比大學哲學系主任江文思副教授在對“中美撞機事件的跨文化交流挑戰”問題進行分析時提出，美國文化是從個人主義的“我”出發，第一文化心理反映，是發生的事實是什麼，出的問題是什麼，誰的罪責，是否違法了。而中國在撞機後，自然而然地立即注重的是關系，認為問題的嚴重之點是誰破壞了關系，所以中國政府把處理中美撞機措施，放在美國政府表示“歉意”的要求上。隻要表示了“歉意”，出問題的關系可立即修複。
此外在作為儒學與中華文化核心的是一種關系哲學思維上，江文思老師還闡釋說，人是要有遠見的，一切自然事物并無什麼設定目的性，而深谙事物聯系性，能夠見微知著，是儒學與中華文化稱道的智慧。人生是感受充滿意義的人世，這意義就是“禮”。人本來是動物性的，野性的，但人可以将野性改變為具有“文質”，提升人性，增加意義，一些約定俗成變為常理，有了内涵意義。
南洋理工大學哲學系主任李晨陽教授提出一種儒家“相稱性平等”觀念。他闡釋說，在孟子、荀子及一些古代思想家那裡可以總結到，儒家有兩種平等觀念：一種是一對一的平等性，如孟子所言人人生來皆有“四端”；荀子則言人人皆有可改變、可教育之人性。但是儒家哲學的主要平等思想可稱為是一種“相稱性平等”（ProportionalEquality）。這種平等是實現于道德、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鑒于儒家這樣的平等思想基礎，當代社會可采用兩條儒家政治原則，一條可是對普通人民參選的融合原則，另一條是針對公衆服務機構的嚴格資質原則。
2016年7月30日，在講習班結業典禮上，國際儒學聯合會牛喜平秘書長高度肯定了中華文化跨文化傳播項目舉辦六年來在促進中西文明對話與交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同時表示，國際儒聯目前重點開展的工作，與跨文化講習班的思路和宗旨具有高度契合，會一如既往支持“中華文化跨文化講習班”繼續辦下去。中國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劉續兵則在講習班結業式上宣布，安樂哲教授已在2016年被接納為“山東省特聘儒學大家”，正式與中國孔子研究院一起工作；“2017年國際尼山儒學與中華文化跨文化傳播項目”将由中國孔子研究院接手主辦，作為“安樂哲儒學大家項目”，将在各家力量聯合之下，推進得更快，辦得更成功，影響更廣泛。
責編：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