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95歲的李敦白（SidneyRittenberg）是一位矢志于新中國對外傳播事業的美國人。他做過35年中國對外廣播的專家顧問，參加過許多中央文件，包括《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曾經“紅”遍神州大地，後來卻從中國百姓的視野和記憶中淡出。他與新中國許多高級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王震、李先念、朱基等都有私人交往；在新中國即将成立時，他被懷疑成國際間諜遭受關押；在“文革”爆發後，他成為紅極一時的造反派人物，随後再度被捕入獄；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對外大門剛剛打開之際，他卻悄然攜家人返美，後促成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華萊士(MikeWallace)專訪鄧小平。他對當代中國的許多劇變都有近距離的觀察，在新中國的對外文化宣傳活動中扮演了極有影響力的角色。
令人好奇的是，一個充滿理想的美國男孩是如何被中國革命點燃心中的火苗，傾其所有獻身中國革命的？作為獨一無二跻身中共高層核心圈的外國人，他在新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乃至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有過怎樣的境遇與情懷？
中共早期唯一的美籍黨員
1921年8月14日，李敦白出生于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一個名門望族，先後就讀于波特軍事學校、普林斯頓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青年時期曾加入美國共産黨，成為一名美共黨員。1942年應征入伍，被派往斯坦福美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根據當時美國的有關規定，入伍後不得不脫離了黨籍。其實，早在入伍前的大學期間，他就全心投入左派工運，在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上看過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論的文章，讀過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而第一次對中國産生興趣，是聽到紐約市華人洗衣所合唱團演唱的《義勇軍進行曲》。
1945年9月，“二戰”的硝煙剛剛散盡，李敦白和他的戰友們來到昆明，擔任美軍軍法處中文專員，專門負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行為以及當地的中國人向美國軍方索賠的案件。通過這份工作，他有了接觸中國社會不同階層民衆的機會，并逐漸感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黑暗，對傳說中廉潔又充滿理想的中共産生了強烈的好奇。1945年11月，美軍在昆明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李敦白本該複員回國。可此時由于同中共地下黨員頻繁接觸，他完全被中國“迷住”了，甚至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他決定留下來，并想方設法到美軍的上海陸軍總部工作，還與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不久，在宋慶齡的介紹下，他轉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從此“脫離”了美國軍隊。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區，在這裡結識了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中共高級将領，并把“蔣介石要鐵心打内戰”的情報透露給李先念。後來通過周恩來的介紹，李敦白經北平輾轉來到共産黨在華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張家口，在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的安排下，協助新華廣播電台開辦英語廣播。1946年9月，他從張家口出發，途徑四省，突破封鎖線，渡過黃河，走了45天，終于到達延安。
在極其缺乏外國人才的延安解放區，李敦白很快受到賞識和重用，成為共産黨宣傳戰線最重要的外語專家之一。後來，經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直接批準，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紹人，李敦白成為當時唯一的美籍中共黨員。在革命的熔爐裡，這個滿腔熱血的美國青年完全沉浸在為新中國成立而奮鬥的紅色事業中，很快成為新中國對外新聞報道事業的重要功臣。在其人生的最頂峰，他與毛澤東同坐一輛吉普車，感覺“就坐在曆史的旁邊”。這期間，作為外國專家，他不僅投身中共高層社交圈，更深入權力核心，成為中共領導人的座上賓。
受“斯特朗案”牽連入獄
然而，1949年2月中下旬，李敦白卻忽然神秘地消失了。原來，蘇聯當局認為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是“美國間諜”，在世界上布置了一個大範圍的“情報網”，李敦白受她的領導，負責收集中國情報。蘇聯當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來。這起冤案使李敦白在監獄關了六年多。期間，正是在牢房糊窗戶的報紙上，心情糟糕的他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頓時精神為之一振。在獄方提供的作為學習材料的《人民日報》舊報紙上，他讀到了抗美援朝的報道，以及魏巍寫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當看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時，他為此失聲痛哭——那時（1953年）他并不知道中蘇存在的分歧，也不清楚自己的牢獄之災由誰造成。
1955年4月斯特朗平反後，李敦白也被無罪釋放，出獄時公安部向他道了歉。後來毛澤東對李敦白說：“你被牽連到她的案子，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一個好同志。”①在重返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工作崗位後，他甚至相信自己已是一名經過考驗、真正标準的中國共産黨人了。盡管入獄期間，他曾深愛的中國妻子魏琳離開了他，其視力也因獄中所受折磨變得很差。不過幸運的是，1956年李敦白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王玉琳，兩人于當年2月11日結為連理。
“文革”初期大紅大紫
1966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慶典。斯特朗、李敦白等六位外國朋友，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分别同毛澤東合影。他滿懷敬意地稱呼毛澤東為“主席”，毛澤東則用英文一字一頓地說出他的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紅寶書”請毛澤東簽名，毛澤東問寫什麼，他一愣，就說寫您的名字吧。第二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澤東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頓時傳遍了中國。但是，每當回憶這件事時他還是懊悔不已：“我應該要他寫下對群衆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詩句，或是對我個人的贈言，要不就是給美國人民的一句話，還是給誰的一句話，但當時根本想不起來。”②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奪權後，李敦白以“國際共産主義戰士”的身份，參加了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奪權”鬥争。“中央文革小組”在廣播事業局成立了一個由“整風派”人員構成的“三人小組”，李敦白被任命為名義上的負責人。作為“文革”初期的大紅人，在最風光的時刻，除了廣播事業局外，許多學校、機關、廣場的造反派集會，都請他去發表演說。走在大街上，他會被無數市民圍堵，争相索要簽名。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甚至用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産主義的航道》。政治權力的緻命吸引，呼風喚雨的巨大幻覺，讓他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風雲突變再次入獄
然而，這種“風頭正健”的日子僅僅維持了六個月。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被捕，關進秦城監獄，他又成了“美國特務”。後來他聽說，在他的逮捕令上，有周恩來等13位中央領導簽名，正式的定性是“卷入王力、關鋒、戚本禹反革命集團”。這或者與李敦白在“文革”初期表現激進，曾當上其所任職的中央廣播事業局造反派的領導人，一度“紅”透中國的經曆有關。而李敦白本人則認為，他是因為不慎得罪了江青而失勢的，雖然他一開始就衷心贊成“文革”中群衆大民主的做法，并認定江青才是“真正的、紅彤彤的左派”。
李敦白說，“在獄中，我聽聞林彪墜機、尼克松訪華、周恩來逝世、毛澤東逝世等事件，我還感覺到300裡之外的唐山大地震。當我在報紙上不再看到‘四人幫’的消息時，我相信自己即将出獄。在獄中，我好幾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氣，是那些身邊的人鼓勵我活下去，他們知道我隻是政治的犧牲品”③。他還給自己定下兩條原則：第一，不論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愛中國；第二，不論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1977年11月19日，經過九年八個月零一天的關押，李敦白被釋放出獄，成為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被釋放的人。
理想與現實的張力
李敦白是一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他滿腔熱情投身中國革命，曾被焦裕祿精神感召，搬出大辦公室，退掉一半工資，将收藏的明代家具全部捐獻；他兩次不明不白地入獄，一共坐牢16年（幾乎占他全部中國歲月的一半），出獄之後，卻無怨無尤，依然深愛這片給了他太多磨難的土地。第一次被關了六年，他沒有怨恨，認為這是為革命犧牲，放出來後，他更加覺得毛澤東偉大，很想加入中國國籍，是周恩來勸他，做一個幫助中國的美國人，比做中國人更能發揮作用，他才放棄。1956年大鳴大放，很多知識分子提意見，他很憤怒，認為是攻擊共産黨，趕緊向中央彙報。第二次入獄，與1949年恍如晴天霹靂的冤獄相比，見識過更多中國政治風雲變幻、人事浮沉的李敦白，其“二進宮”經曆要平靜許多。但出獄後一段時間的所見所聞，使他對新時代産生了深刻的疏離感。如人們開始越來越“向錢看”的種種“病态”，讓他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為社會主義坐了多年牢，出來卻發現“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了。而一旦發現自己畢生追求的革命事業逐漸“變色”，他甯願選擇離去，義無反顧地回到早已人地生疏的美國，從頭再來。因此，重獲自由後不到三年，他攜家人悄然離開生活和奮鬥了35年的中國，重返美國老家。
李敦白選擇回美國的深層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對中國告别“階級鬥争為綱”、轉向改革開放的嚴重不适。正當國人對萌動中的變革、對開放的新時代滿懷希望的時候，李敦白從監獄出來了，他的思想還沒有完全轉變過來：“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适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态。”④對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他最初還是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年、1980年）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⑤更奇妙的是，當他重投“資本主義懷抱”之後，經過短暫的适應期，竟能很快進入新角色，而沒有固執地繼續活在原來的“革命理想”中。
不可否認的是，在李敦白“左”的背後，最突顯的仍是其革命理想主義情懷。晚年李敦白剖析其“左”的主觀原因時，認為有三大根源：首先，他在20歲前參加美國共産黨和工人運動，在美國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本身就是極左行動。純潔的理想主義與蘇式教條相結合，“左”成為他的思想底色。其次，他在中國已經坐過六年監牢，害怕再犯錯誤。那麼，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錯誤？那就是緊跟形勢，緊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斷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後中國的政治運動可謂是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來分，當然絕對往左，不斷往左，緊跟的結果，顯然就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第三，他是美國人，又是中共黨員，不斷提醒自己，不要成為中共身上的弱點，不能讓敵人通過自己攻擊中共，所以他又成為左道上的左。他後來常自問，如果自己是中國人，還會不會這麼“左”？他覺得起碼在程度上會有區别。⑥作為最“革命”的“老外”，對參與中國的内部權力鬥争，李敦白的悔恨一直伴随到晚年。“我本應該支持那些為争取發言權和保留不同意見的權利而鬥争的人。我本應該退出。而我卻讓這些事情以我的名義繼續下去。我騎虎難下。這裡面有着太多的虛榮和誘惑。我曾認為，我是曆史的一部分。我無法放手。這就是意識形态和權力的誘惑。你學會以建構美麗新世界的名義，硬起心腸。一旦硬起心腸，你就什麼都幹得出來。我就是這麼做的。”⑦
矢志不渝的中國情懷
“1945年，一個美國青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就深深愛上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化。”“中國千千萬萬個有名和無名的革命英雄，用他們的智慧和毅力感動并教育了我。”“我做了35年中國對外廣播的專家顧問，我一直覺得這是讓我有機會參加曆史的創造，深感光榮。我還參加了許多中央文件，包括《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更覺得自豪。”“16年的幽囚歲月也讓我有許多思考的空暇。”“中國正經曆着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個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社會正發展成為最新的和平崛起的世界強國。困難和挑戰很多，但中國這獨一無二的五千年古國的曆史，就是一部克服困難迎接挑戰的曆史。”“我是獨身一人到中國的，回到美國卻是和我心愛的夫人在一起。她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侶。”“我同中國的緣分是從60年前開始的，我要為修建美中關系的橋梁而努力一輩子。”⑧
回望李敦白坦誠又執着的一生，既有對理想的堅持，又有真誠的忏悔，他的情懷值得我們尊重。他個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曆史的華章與瘋狂，發人深省。而李敦白對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贖與療治，對于中國讀者深具啟發意義。在浮躁的當下中國與世界，李敦白可以幫助我們感受理想主義者的真誠，追尋生命的力量與真谛。
「注釋」
①[美]李敦白、阿曼達·貝内特著，丁薇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頁。
②同上，第220頁。
③黃燦：《“國際間諜”李敦白的“文革”歲月》，《新天地》2009年第2期。
④[美]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頁。
⑤同上，第204頁。
⑥同上，第93-94頁。
⑦[美]喬納森•馬戈利斯著，何黎譯：《毛澤東的“洋朋友”》，英國《金融時報》2013年3月29日。
⑧[美]李敦白、阿曼達·貝内特著，丁薇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文版序，第1-2頁。
責編：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