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曾強調：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鬥争的主戰場。在信息社會，網絡不僅是（海洋、太空、極地之外的）第四大“全球公地”或（陸地、海洋、太空、極地之外的）第五空間，更是人類生活的第二維空間，甚至，在網絡空間跟現實社會的不斷交織和融合以後，現實的海陸空間都已被網絡消融。各國角逐“新邊疆”主導權與規則制定權的鬥争相當激烈。
就信息權力而言，約瑟夫·奈曾提出：當我們被所面臨的大量信息淹沒時，就很難知道該關注什麼；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東西，那些能夠把有價值的信息與虛假信息區分開的人就取得了優勢，對于那些能告訴我們該關注什麼的人來說，這就是一種實力的來源。目前，美國文化占據了全球網上信息資源的90%，并以其資金、技術上的巨大優勢牢牢掌握着互聯網建設及信息發送的主導權。
一、社交媒體影響印度政治的“會話方式”
随着1990年對外開放的步伐，印度放松了媒體管理政策，美國各路媒體開始進軍印度市場，并在20年内形成巍然大觀之勢，其擁有的内容控制權、事件解釋權更通過社交媒體的“一超獨霸”而得到加強，像Facebook、Twitter這樣的“跨國信息集合中心”幾乎壟斷了印度市場——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絕不僅僅是有助于把印度帶入信息社會。
自2014年以來，印度社交媒體行業就成了全球增長最快的社交媒體市場之一，不斷提高的手機和互聯網普及率意味着越來越多印度用戶開始使用社交媒體。印度國内社交媒體五花八門，Facebook、Twitter、Lines、WhatsApp、Google+、LinkedIn、微信、Skype、Instagram等都有大量使用者。Facebook在印度注冊用戶的數量居高不下，預計在2016年中，其用戶規模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印度的政治家們已經開始從戰略和政策層面主動将互聯網應用納入各種政治進程。在2014年超過5.5億人投票的印度人民院選舉中，作為Twitter上最受追捧的印度政治家和Facebook上最受愛戴的印度領導人，莫迪以其在古吉拉特邦的政績為資本，使得個性被置于黨派前面而成為候選人的品牌——這是自上世紀70年代英·甘地總理以來所首見的；而且，選舉打破了3000多年種姓制度造成的分裂——過去一個地區選民隻把選票投給代表自己種姓的政黨。這與莫迪得風氣之先，抓住青年選民信息獲取及意見形成的習慣方式，很早就在社交媒體上投棋布子、塑造品牌不無關系。由此，印度媒體将此歡呼為本國“第一場社交媒體選舉”，在印度政治史上具有象征意義。
不過，這種社交媒體格局的現實效果是複雜的。就像《今日美國》所稱，最大的赢家其實是美國社交媒體公司。印度國民對于美國的互聯網産品有着特别高的接受度。比如，美國社會化問答社區Quora在印度的流量趕超美國，成為該網站最大的流量來源。根據Alexa的網站的統計數據，許多美國知名的互聯網站點，都有大量來自印度的流量訪問，許多網站訪問量甚至穩居在第二、第三的位置。面對推特、臉譜、YouTube等社交媒體的銳不可擋之勢，不能及時給各種風波降溫已成為很多政府在外交問題上的一大軟肋。2012年8月，傳播仇恨與恐慌的手機短信曾引發數萬人從印度東北部逃離，印度政府将矛頭指向社交媒體，并為此要求美國國土安全部限制谷歌、臉譜、推特發布煽動、恐吓或威脅類的信息。而美國國務院則趁機施壓，要求印度“遵守對自由、基本人權和法制的承諾”。
盡管本土有實力的科技和通訊公司也紛紛推出相關産品，加入激烈競争中，但影響力都不大，缺乏号召力和議程設置能力；這些全球化媒體已經影響了印度國内“會話方式（語言以及一切使某個文化中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術）”，顯示出網絡空間複制與重構各種社會關系的巨大影響力：社交媒體的新聞内容以轉載西方主流媒體為主，從而使得英美發達國家基本壟斷國際社交媒體上的重大事件的信息流，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設置了國際社交媒體輿情的議程；同時，互聯網3/4的網頁使用英文，這不僅加速了瀕危語言的消亡，而且，語言本身就是一種世界觀，它保證了英美政治話語的正當性。
二、國際社交媒體信息流動嚴重失衡
印度的情況絕非個案。互聯網系統與應用已經成為信息供給領域的主要增長點。那些總部位于美國的社交媒體跨國集團精心設計自己的産品，周密安排文化商品的流動，努力使其在穿越國界時暢行無阻，其強大的功能與交流和便利使很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南非幾乎沒有本土的有競争力的互聯網力量。
這種普遍現象直接導緻全球信息傳播秩序長時期地處于一種不平等結構之下，全球信息傳播基本上是單向度地從強者流向弱者：根據一項抽樣研究統計，社交媒體轉載美國媒體新聞的數量最多，占48.65%，這個數量，基本可以影響社交自媒體用戶關注、讨論哪個話題。由此導緻的現象是：西方對第三世界的報道框架比第三世界對自己的報道更有解釋力和影響力——在許多重大事件上，甚至包括那些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重大事件，其解釋權都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媒體手裡；他們怎麼報道和分析新聞對發展中國家的受衆（及媒體）産生着重大影響。
這種在國際新聞傳播中缺少對西方傳媒進行有效平衡的局面，會使一國媒體和公衆沿着西方媒體指引的方向去尋找相關問題的答案，從而與現實産生差距和沖突。不僅是新聞産品，實際上第三世界國家也越來越高度依賴西方的傳播科技和文化産品。這些文化形式是作為散播消費主義與其他西方價值觀的工具，這些價值觀系統地剝奪發展中國家對其自身文化傳統與視角的控制，同時也阻止他們按照自己意願享用這一國際競技場。
信息與新聞并不單純是對世界的反映，而且是一種明确的建構并展現了關于世界的知識。如果發展中國家的網絡内容都源自海外，那麼當地人們對于世界的認識和知識就會被這些進口信息所形塑和設置。從而，在無意識之中，思維方式、價值理念和行為習慣等諸多方面都受到他塑。
三、社交媒體已成美國“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布魯金斯學會成員、數字化外交研究作者弗格斯·漢森坦承，美國國務院實際上在操縱着一個“全球媒體帝國”。美國掌握着面向全球新聞網絡的超強競争力、擴張力和滲透力，關心自己的國内主張超過關心世界的呼聲，常用自己的尺度去恣意裁剪别國的模樣。
自然地，美國會把淩駕于全球之上的社交媒體傳播能力，與本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相結合，不僅進行“自我稱義”式的宣傳，還會對其他國家、地區進行吸引與誘惑，使其按照美國的意願行事，達到剛柔相濟、軟硬兼施的目的。《紐約時報》曾言，社會化媒體外交已成為奧巴馬“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在削減甚至關停老媒體（如VOA的廣播版）的同時，對社會化媒體外交的利用卻越來越倚重、成熟。《紐約時報》也曾指出，希拉裡·克林頓所主導的“21世紀治國方略”并非隻是改個名稱，把廣播換成微博，它代表着形式和戰略的轉變——擴大傳統外交行動，用技術解決一些難題，鼓勵網絡行動主義。
實際上，在幹預世界局勢和一國内政方面，美國對新媒體的利用絕不手軟：2009年5月授意微軟公司切斷了古巴、伊朗、叙利亞、蘇丹和朝鮮五國的MSN即時通訊服務端口；同年6月伊朗總統大選時指示“Twitter”網站幫助伊朗反對派傳送信息等等。作為代言美國政策對他國實施公共外交影響的新渠道和新載體，新媒體為不同政見者提供輿論舞台，通過傳遞反對派聲音，向該國政府施壓；作為技術操控能力強大的世界數字技術發展的領軍之國，美國可随時控制網絡服務端口，予取予奪；通過新媒體聯動現實，從所在國“内部”巧妙發起革命等等。
在全球信息的自由市場上，強勢的美國媒體更是通過營造有利于己的權勢結構和政治話語，誘惑并形塑世界的認知：通過制造主要是娛樂和時事新聞方面的全球性産品，引領世界潮流和人類的自我觀念；通過創辦本土化的地區頻道，美國媒體與當地媒體進行思想與意識的競争；在無界的網絡空間，Facebook、Twitter等源自美國的社交媒體不僅為非西方國家提供政治互動的平台，促進跨文化傳播互動與融合，也為美國的“語言霸權”和“文化輸出”提供保證。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進入以權力轉移、問題轉移和範式轉移為具體表現的全面轉型時期。在這其中，國家行為體權力相對下降、非國家行為體權力上升，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權力重新分配，即使一些全球大國也發現市場和國際輿論迫使他們更經常地遵循特定的規範。因此，如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擺脫美歐的媒介帝國主義的危害，已經刻不容緩。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