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智庫建設率先發力，一大批聚焦“一帶一路”倡議的智庫出現在大衆視野之中，這其中既有政府的智庫群體、企業或高校聯合組建的智庫，也有民間獨立智庫，還有獨具特色的“網絡型智庫”，如“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等。但是，“多而不強、有庫無智”的問題在“一帶一路”領域依然突顯，甚至有加重的趨勢，大家普遍感覺“‘一帶一路’的同路人太少”，而且是“越走越少”。
目前，“一帶一路”建設有四大短闆：1.缺乏服務于絲路建設的現代思路，不能總是在考古、曆史遺迹以及地理區位上做文章。要站在世界地圖面前規劃“一帶一路”的發展，要有國際化視野和品牌意識。2.缺乏“全球化”的世界一流企業，也缺少一大批具有“狼性”且專注于在全球市場尋求競争優勢和品牌價值的企業。因為在“得”之前要學會“舍”，所以要補齊弱項。在一定程度上，軟實力是中國企業最大的軟肋。3.缺乏标志性項目，有些項目沒有“一帶一路”也會做，我們要思考哪些項目是真正由“一帶一路”孵化出來的标志性項目。4.缺乏真正的絲路專家與智庫，“一帶一路”研究的門檻低，甚至誰都能講，但真正能抓住痛點、常在“路”上的專家太少。專家要服務于“一帶一路”，而不是與之相反。其中，第四大短闆是前三方面問題産生的重要原因，即“一帶一路”的智力支持嚴重不足。
“一帶一路”智庫建設的三大定位
筆者的感受是，“一帶一路”的智庫建設存在“虛熱”的問題，就如同一場春雨後，草原上一夜之間長出的一群蘑菇，個頭雖大，都戴着“一帶一路”的帽子，但不挺拔，長不成參天大樹。就此，“一帶一路”的智庫建設應有三個基本定位：有利于凝聚學術共識、有利于社會民衆認知、有利于完善相關政策。
第一，有利于凝聚學術共識，是指紮實鋪墊“一帶一路”的學理基礎和話語體系。學術共識需要充分的學術争鳴，需要通過酣暢痛快的頭腦風暴，不斷提高學術自覺與學術公信力，打造“一帶一路”的學術共同體，可持續地培養“一帶一路”的專家學者。“一帶一路”不是“玄學”，要有基本的學術常識和知識話語體系。在國内外學術會議上，有很多專家一上來就“劈頭蓋臉”地痛批“一帶一路”，但問他們什麼是“一帶一路”，大家各執一詞，分歧極大，甚至根本不屑、不關心、不在乎“一帶一路”的具體内涵。沒有學術共識，如何聚焦發力。
第二，有利于社會民衆認知，是指着眼于壯大“一帶一路”的國内外社會主流輿論，發揮智庫解讀公共政策、研判社會輿情、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衆情緒的積極作用。鼓勵“一帶一路”智庫運用學術交流、大衆傳媒等多種手段，增強社會民衆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度、接受度和好感度。在調研中發現，民衆甚至企業對“一帶一路”十分陌生，有很多企業會直截了當地問：國家提“一帶一路”究竟要做什麼。當我們把情況講清楚後，企業會追問：找誰對接，國外有什麼賺錢的機會，有沒有風險。這種認知，筆者認為就不是“一帶一路”思路，這些企業，就不是“一帶一路”企業。一句話“有思路才有絲路”，不要等着“天上掉餡餅”，“一帶一路”機遇都是在準确認知之後，在實踐的“摸爬滾打”中幹出來的。
第三，有利于完善相關政策，是指對“一帶一路”建設提出具體咨詢建議，開展動态性的科學評估，進行風險以及成效的預測預判。以科學咨詢支撐科學決策，以科學決策引領科學發展。逐步建立長期跟蹤研究的長效機制，重視理論建設和跨學科研究，推進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術手段創新，搭建互聯互通的信息與政策的共享平台，為“一帶一路”的決策咨詢提供紮實的學理支撐和方法論支持。目前，國内智庫大多是論證“一帶一路”重要性的，發揮的是“宣講”的功能，大多數是自說自話、自我陶醉。智庫建設要确保決策科學，智庫研究絕對不能關注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改革的難點、發展的痛點、事關全局的要點，均是“一帶一路”智庫的發力重點。總之，如果不能充分發揮上述三大基本功能，“一帶一路”智庫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從長遠發展而言，“一帶一路”智庫建設應該有準入“門檻”：一是要真正專注于“一帶一路”的學理研究與服務落地實踐的智力支持；二是對“一帶一路”政策完善産生重要影響，有代表性研究成果；三是培育出有較強社會影響力的“一帶一路”專家學者。
“一帶一路”智庫與外宣工作
針對“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國有很多高校、媒體紛紛成立“一帶一路”智庫，但在成立之後沒有标志性産品内容的輸出。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是産品不夠，特别是原創性的産品不夠。第二是産品的輸出不足，沒有轉化成國際語言。
有些新聞媒體在做嘗試，甚至對“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進行專題研究，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問題在于這些機構成立了智庫之後，大家在起步階段基本都是研究沿線國家的地理、曆史、宗教等基本情況，或是圍繞區域、國别、投資風險做基礎性研究。這個過程中，大家都做同樣的事情就是在浪費資源。如果國内研究機構能夠共享資源，大家就不需要做低水平重複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現在成立了一些“一帶一路”的聯盟。這是一個趨勢，但目前效力依然有限。我們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帶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庫。筆者個人感覺這兩三年來，真正研究“一帶一路”的專家學者不超過二十個，這是不行的。
這裡所謂的“真正研究”有兩個限定标準：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國的相關省份以及“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進行了長時間段的充分調研。“一帶一路”智庫的首要标準是真正能夠打通“己學”和“彼學”。有些專家知道“己”，有些專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了解“己學”和“彼學”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響和完善政策，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有實質性幫助。
所以筆者認為完善“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從兩點上發力：第一，避免重複建設，共享資源和知識；第二，針對研究人員多但真正意義上的“一帶一路”專家太少的現象，應該發揮高校、研究院特别是企業、媒體的力量。有導向性地聚焦“一帶一路”研究，在共享知識的基礎上共享觀點，通過聚智、聚焦，我們的制度性話語權才有可能産生。
此外，媒體和學者也要互動。曾經一段時間，學者說“一帶一路”不等同于馬歇爾計劃，但媒體又興奮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就屬于思維糾結，沒有把問題搞清楚。“一帶一路”究竟是什麼，中國人内心得先想清楚。筆者認為“一帶一路”不是政治經濟學，甚至不是地緣政治學，而是文化經濟學。一說到地緣政治學就有人會擔心，擔心會撬動地緣闆塊，會讓人覺得這背後有大國動機、戰略企圖，而這是不利于“一帶一路”建設的。
因此，筆者非常強烈地希望媒體和學者就“一帶一路”的基本内涵達成共識：它是文化經濟學。對内我們可以講文化自信，對外我們要定義為文明互鑒，合在一起強調“一帶一路”是實現中國文明型崛起的路徑。基于這樣的觀點，我們要從兩個角度解釋“一帶一路”，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更是一個文化事件。中國人在經濟上要共享、共建、共赢，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鳴，要提供解決全球治理所遇難題的中國思路和中國智慧。
需要嚴格定位“一帶一路”的基本内涵
經濟層次上，強調合作共赢屬性。經濟内涵應是“一帶一路”的優先屬性，應始終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經濟正在實行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轉變的曆史性時刻，秉持開放發展理念，對外打造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對内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新舉措。“一帶一路”首先要“在商言商”，即讓中國企業與人民切實享受對外開放、國際合作的紅利，也要使沿線各國人民感受到“一帶一路”給他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文化層次上，強調文明互鑒屬性。文化内涵應是“一帶一路”的核心屬性。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人文基礎。要堅持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進，要意識到文明多樣性和文化差異性是沿線各國和諧共存的一種文化價值觀。注重在人文領域精耕細作，尊重各國人民的文化曆史、風俗習慣，加強同沿線國家人民的友好往來，為“一帶一路”建設夯實廣泛的民意和社會基礎，構建有利于中國和平發展，有利于沿線各國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全球治理層次上，強調公共産品屬性。公共産品内涵應是“一帶一路”的價值屬性，體現了中國的全球視野和人類情懷。一個大國的國際互動如果隻“搭便車”，而不提供公共産品，便容易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不負責的”。公共産品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物質性公共産品、理念性公共産品、制度性公共産品。具體來說，物質性公共産品的供給方最好是企業、媒體，理念性公共産品的供給方最好是專家、學者，制度性公共産品的供給方最好是政府、智庫。當然，每個層次都需要多主體的共同合力。“一帶一路”對全球治理的理念貢獻在于，這一公共産品強調“去中心化”“非極化”，這是對西方傳統理念的超越。随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進，互聯互通開始成為一種時尚，“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的中國式哲學思想與價值定位開始備受矚目。
今後，要繼續加強“一帶一路”的智庫建設。要鼓勵國内智庫與沿線相關國家智庫及國際頂級智庫進行合作研究。要鼓勵國内智庫多“上路”，智庫的研究成果要接地氣，要在“路上”尋找答案，書齋式的研究是不适合“一帶一路”建設的。要通過智庫建設，實現國際人才的充分共享、國際知識的充分流動、國際理念的充分交流。總之，智庫是“一帶一路”建設的舵手，“一帶一路”建設也要避免智庫建設的“臃腫虛胖體弱”，要真正打通己學和彼學，要不斷夯實中國進步成長的智力支持。同時，要以智庫交流推動人文交流，推動沿線國家民衆間相互了解和認知，促進民心相通。
智谷：要實現“一帶一路”的智慧集聚
“一帶一路”有四大主體資源：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兩者如車之兩輪，需要同步驅動；學者、專家、智庫是第三大主體，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中樞和大腦，要為“一帶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體是第四大主體。說是四大主體資源，但顯然不隻是它們，還包括非政府組織、民間群體、甚至中國的遊客，這都屬于主體資源。
但現狀是四大主體基本上是分散的，相關資源整合嚴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業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帶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數單位隻不過是挂一塊牌子而已，沒有進行實地調研，甚至沒有專業的研究人員，最終很難向社會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會議很多但大多是“老調重彈”、缺乏新意。而國内主體資源的碎片化必然無法形成合力，無法對接國際資源。
要實現聯動效應，就要進一步激活主體資源，對接主體資源。進一步的完善建議是，建立“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打造中國智谷，這是美國“矽谷模式”的升級版。拿美國來做類比，美國之所以強盛，它的創新是底蘊，基礎在于有矽谷等諸多創新平台。研究美國可以發現，産業創新與教育資源、智力資源、人才資源實現了充分的互聯互通。以矽谷為例，沒有斯坦福大學可能就沒有矽谷，反之亦然。
而“一帶一路”建設也應如此，聚智才能聚焦。今天，我們的産業園區是相對過剩的。中國幾乎每個縣都有産業園區、工業園區，但是優質企業是有限的，諸多園區缺乏活力、人氣。建議拿西安、烏魯木齊、福州、南甯、呼和浩特、重慶、大連等杠杆性城市做試點，率先打造“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一說園區，要打破傳統的理解慣性，即“築巢引鳳”就是吸引好企業、優項目、大投資等，但今天的金鳳凰更應該是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庫等。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國家不斷強調高端智庫建設問題，強調要切實推進輿論宣傳，積極宣傳“一帶一路”建設的實實在在成果，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學術研究、理論支撐、話語體系建設。這是趨勢，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帶一路”的智庫定位不僅是研究中國國情與自身對外開放的智庫，更是精準研究沿線相關國家以及全球經濟發展與人文交流趨勢的智庫。具體來說，例如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或二連浩特等城市，應鼓勵引入或集聚研究蒙古國、俄羅斯遠東以及東北亞的智庫，這樣智慧園區可以更好地服務于中蒙俄等相關國家的“一帶一路”經貿合作。再比如，廣西的發力焦點與合作重點應是東盟十國或海絲建設，緻力于這一事業的企業、媒體、智庫應在南甯等地集聚起來。因為，隻有頻繁的思維互動才能碰撞出“一帶一路”的思想火花，才能孕育出“一帶一路”的經濟實惠，以及孵化出“一帶一路”的人文果實。
所謂有思路才有絲路，“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各方面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需要這些智慧園區的支撐。其中四大主體資源的互聯互通很重要，要讓主體資源在智慧園區裡充分交流互動，強化産、學、研的無縫對接。總之，要打造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必須完善“一帶一路”的智庫建設，向全球治理提供“一帶一路”的智谷模式。
（本文系2016年度中國外文局全國對外傳播研究一般課題“善用智庫渠道講好‘一帶一路’故事的策略研究”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15WWJB06）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