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對中國而言，原是一種外來宗教，唐代之後逐漸從阿拉伯地區傳入中國。從宋至明，一些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來華經商，在中國長期居住、和中國人通婚并繁衍，甚至有不少人熟悉漢族文學、思想及典籍。到了明清兩代，以劉智為代表的中國穆斯林學者自覺地嘗試思考儒家哲學和伊斯蘭教義的互通之處，用漢語翻譯、創作了一批中國伊斯蘭典籍，這些典籍至今影響着中國穆斯林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自此，伊斯蘭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建立後，也很重視伊斯蘭文化交流在對外關系中的作用。如在1955年4月，時年82歲高齡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達浦生大阿訇作為伊斯蘭事務顧問，随同周恩來總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增進了國際伊斯蘭社會對新中國及穆斯林的了解，增進了彼此的信任和友誼，意義重大。
阿拉伯國家作為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區，在伊斯蘭教的發展曆史上有着重要的貢獻，當前也是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地區，伊斯蘭文化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在中國軟實力的建設中，隻有深入研究不同國家、不同受衆群體文化信息接受習慣，才能真正使文化傳播産生實實在在的影響力和感染力。①因此，如何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伊斯蘭資源，對伊斯蘭文化圈中的核心地區——阿拉伯世界産生積極的交流效果，成為當前中國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軟實力的重要契機和現實挑戰。
盡管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文化與中國伊斯蘭文化相比較，是“源”與“流”的關系，但如果不主動對伊斯蘭文化進行正确的引導，進而作為軟實力構建的資源和阿拉伯世界對話，那麼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極端思潮就可能影響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發展走向。因此，做好中國與阿拉伯世界間的伊斯蘭文化交流，提升中國在該地區的軟實力，不僅必要，而且迫切。而如何有效地推進中阿之間的伊斯蘭文化交流，從中阿長期交往的史料和經驗得出，教育交流、朝觐交流、商貿交流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二、中國赴阿穆斯林學生與中阿教育交流
新中國建立後，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第一屆亞非國家首腦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會晤了埃及總統納賽爾，在發展兩國關系和中阿關系以及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方面達成廣泛共識。同年5月，埃及政府派出宗教基金部長艾哈邁德·哈桑·巴庫裡率領的友好代表團訪問中國，尋求發展兩國關系的具體途徑。訪問結束後，雙方簽訂了互助合作和文化交流協議，決定互派留學生和教師，這也是新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文化交流協定。中國教育部迅速着手留學生的選派工作，在最初的人選方案中，沒有穆斯林學生，對此周恩來總理明确表示，第一批派去埃及的留學生中一定要有穆斯林學生，他指出：“中國有10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有一千多萬穆斯林，新中國成立後，國外反動派造謠說，中國共産黨對少數民族進行了大規模屠殺，尤其對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更是‘殘酷’，因為他們是有神論者，共産黨是無神論者，這當然完全是造謠污蔑了。然而在派往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第一批留學生和教師中，卻連一個穆斯林學生都沒有，這樣就給國外敵人一個機會和借口，對新中國進行惡意的攻擊和中傷。”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至12月底，首批赴阿的七名留學生最終确定，其中就有兩位穆斯林同學。24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這批留埃學員，時間長達兩個小時，勉勵大家努力學習，為中埃、中阿友誼架設橋梁。
在埃及的五年時間，第一批赴埃留學生遵照周恩來總理的勉勵，不僅承擔了國内代表團訪問埃及的陪同和翻譯工作，而且以實際表現向阿拉伯世界傳播了新中國理解并尊重對方國家的民情、主流人文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外交政策。此後，随着中國與阿拉伯各國的相繼建交和中阿關系的日趨發展，除埃及外，我國也開始向叙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陸續派遣留學生，赴阿留學日趨有序。
改革開放後，自費留學生逐年增多。中國穆斯林青年往往選擇阿拉伯國家作為留學對象國，所學專業也日益廣泛，阿拉伯語、宗教、曆史、法律、經濟等都有涉及。以伊斯蘭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府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為例，2013年就讀于愛資哈爾初中部、高中部、預科、以及愛資哈爾大學本部的中國穆斯林留學生總人數已達到1000人左右，進入大學學習的學生有270多人，其中公派學生70多人，自費生約為200人。在阿拉伯國家的留學生們大多都能夠秉承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穆斯林在阿學習的傳統，增進了留學國家大學生和民衆對中國的了解，其中部分留學生成為了參與到中國對阿公共外交中的學術精英。
三、以朝觐為紐帶的中阿穆斯林交流
根據伊斯蘭教教義，每位穆斯林在其一生中，在能力允許的情況下均要前往麥加朝觐，而伊斯蘭教的兩座聖城麥加和麥地那均位于阿拉伯國家之一——沙特阿拉伯王國境内。因此，以朝觐為紐帶，加強與阿拉伯國家在宗教文化領域的交流，成為拓展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公共外交、促進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重要途徑之一。
1952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籌委會組織了一個由達浦生大阿訇為團長的16人朝觐團，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中國伊協籌委會組織的第一個朝觐團。由于當時我國與沙特王國尚未建立外交關系，朝觐團需經巴基斯坦卡拉奇到麥加去朝觐。雖然經過當時中國駐巴大使韓念龍與巴方的共同努力，但在卡拉奇仍未能獲得赴沙特的簽證，朝觐團沒能成行。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納賽爾總統和沙特國王費薩爾共同商讨中國穆斯林赴麥加朝觐問題。費薩爾國王表示歡迎，并當即決定，邀請中國穆斯林于當年7月赴麥加朝觐。于是，中國伊協于1955年組派了第一個朝觐團，此後每年均組派朝觐團前往聖地麥加朝觐（“文革”中被迫停止十年）。
為了落實周總理、納賽爾總統和費薩爾國王在萬隆會議期間達成的協議，1955年7月19日，中國伊協副主任達浦生阿訇率領19位穆斯林組成的中國伊斯蘭朝觐團赴沙特朝觐。沙特方面給予高度重視，費薩爾國王在幾個不同場合接見并宴請了朝觐團。1956年7月9日至11月16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主任包爾漢率37人的朝觐團赴麥加朝觐，期間，除完成各項朝觐功課外，還訪問了麥地那，同沙特阿拉伯官方進行廣泛接觸，闡述了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宣傳了我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對增進和發展中國人民和各國穆斯林之間的友好關系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沙特國王三次接見包爾漢，并邀請他參加了清洗天房的盛典。此外，包爾漢還在吉達拜會了沙特内政大臣阿蔔杜拉。沙特電台組織了對中國伊斯蘭朝觐團的采訪，希望借此機會了解新中國和中國穆斯林的情況。從1955至1964年間，中國伊斯蘭教會組織朝觐10次，共132人次。
改革開放後，中國前往沙特朝觐的穆斯林不斷增加，1979年10月在朝觐中斷了14年後，中國穆斯林朝觐團一行16人在安士偉阿訇率領下前往麥加朝觐，面對沙特對朝觐中斷多年的疑慮，中國哈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不僅将朝觐活動納入正常軌道，還對推動中沙關系起到積極作用。1985年8月，新中國成立後的第17次穆斯林朝觐團與各族自費和探親朝觐者約1900人前往麥加朝觐。朝觐團40人中包括5位在政協等部門的省部級幹部，除他們持有外交護照外，其餘團員均持公務護照。沙特親王、麥加地區長官哈米德在接見朝觐團後說：“我們沒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國的省和中央政府擔任高級職務，這不僅是中國穆斯林的光榮，世界穆斯林也為之感到自豪。”哈米德親王對中國改革開放後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加贊賞。
中國穆斯林朝觐團正是以這樣一種特殊形式的公共外交，增強了中國和沙特間的了解和信任。1990年7月中國與沙特阿拉伯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在全面開展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合作的基礎上，沙特方面為中國穆斯林赴麥加朝觐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優厚禮遇。2006年起中國哈吉的民航包機直抵麥地那入境，沙特方面為人數逾萬的中國朝觐團的活動進行安排，千方百計提供方便。國家宗教局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均内設朝觐辦公室，新疆、甯夏、甘肅等省區也相繼成立了朝觐辦公室，從組織上保證朝觐工作的規範化、機制化、常态化，并開展相關朝觐培訓工作，使朝觐人員懂得旅行知識、安全知識、朝觐的意義、程序、禁忌、沙特政府關于朝觐的有關規定等，從而有助于中阿穆斯林交流。在朝觐人數上，1986年，中國赴沙特朝觐人數有2000餘人，1993、1997年的朝觐團人數均超過5000人，2006年超過7000人，2008年朝觐人數近1.2萬，2015年已達到1.45萬。
四、在華旅居的阿拉伯商人與中阿伊斯蘭文化交流——以義烏為例
2014年6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講到一個阿拉伯商人紮根中國義烏的故事。他說道：“中阿關系的快速發展，也把雙方普通人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在阿拉伯商人雲集的義烏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約旦商人開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館。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飲食文化帶到了義烏，也在義烏的繁榮興旺中收獲了事業的成功，最終同中國姑娘喜結連理，把根紮在了中國。一個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夢想融入中國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國夢中，執着奮鬥，演繹了出彩人生，也诠釋了中國夢和阿拉伯夢的完美結合。”習近平主席的講話真實地反映了在華旅居的阿拉伯商人群體通過和中國伊斯蘭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互動，從而了解中國、親近中國、傳播中國。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随着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義烏等地的阿拉伯商人大量增多，而從這一時期起，中國西北地區的清真寺與民間阿語職業技能培訓學校，以及官辦學校培養出的一定數量的穆斯林阿語人才，除一部分成為了清真寺阿訇、阿語教師外，大部分處于懂阿語而沒有機會利用阿語就業狀态的穆斯林青年抓住了這一曆史發展機遇，秉承中國穆斯林的商業傳統，自發至義烏等東部地區城市從事阿語翻譯或相關的商務代理，有的則開公司辦企業，架起了中阿客商國際貿易溝通的橋梁。比如，僅甯夏吳忠市到2004年底時就有700多名回族青年在義烏當阿語翻譯。大批中國穆斯林成為了來華阿拉伯商人的翻譯和商業夥伴，使得這些回族青年身上所體現的中國伊斯蘭文化成為了阿拉伯人了解中國的途徑。
不僅和中國穆斯林的商業交流促進了阿拉伯商人對中國伊斯蘭文化、中國社會的了解，中國清真寺文化也在阿拉伯人在中國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近2010年時，每年來義烏進出境短期購貨的外國商人多達27萬人次，常駐的外國人達1.6萬多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穆斯林，單是伊拉克就有約700多人在義烏。在清真寺參加聚禮的外國穆斯林數量約1萬到1.2萬人，中國穆斯林約5萬人左右，衆多中外穆斯林的集聚形成濃烈的宗教氛圍。而清真寺的中國阿訇對伊斯蘭教義的解讀受到中國伊斯蘭傳統的影響，阿拉伯人通過在清真寺的交流能夠了解到伊斯蘭宗教思想在中國的曆史發展和嬗變。
與此同時，随着與阿拉伯商人接觸的增多，義烏居民越來越熟悉阿拉伯人的宗教習俗。當地媒體還專門開設了一個“跨國姻緣”欄目，阿拉伯青年與義烏姑娘的愛情故事成為義烏當地民衆廣為傳播的佳話。對于住得很近的中阿居民，阿拉伯人家裡做禱告時，他們就會肅靜下來，以免打擾到對方；到了春節，附近的阿拉伯人也會和義烏當地人一起聚餐，共同收看春節聯歡晚會等。此外，義烏阿拉伯人中學習漢語的人數也不斷增多，以義務工商學院為例，2014年時，該學院的留學生人數達到938名，其中40%是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留學生，該學院也在浙江省高校留學生人數前10名的榜單上位列第8，是該省上榜的唯一高職院校。而更多義烏阿拉伯商人對中國語言的掌握，對于中阿間宗教文化交流将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五、小結
當前，國際社會互動的方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跨國公司、社會團體、商人乃至普通民衆都能夠對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産生影響。其中，由于宗教思想在大多數國家社會層面影響的廣泛性，能夠有效傳播反映本國思想與傳統的宗教文化對于構建一國軟實力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有着包括伊斯蘭教在内的深厚的傳統宗教文化積澱以及長期的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因而在對待宗教文化的跨國傳播中，是有資源、有底氣、有能力應對的。在對阿拉伯世界軟實力的構建上，中國于20世紀50-70年代全面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外交政策被阿拉伯國家銘記，成為21世紀中國繼續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軟實力的堅實基礎。②近些年來國家宗教局、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文化部等組織的反映中國穆斯林曆史文化和時代風采的中國伊斯蘭文化展演、文藝演出在所在國也産生了積極的影響。2013年以來，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而宗教文化交流正是促進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2016年1月，中國政府首次發布了《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文件中指出“文明和宗教交流”意義重大，提出了“宗教交流”的倡議，即搭建雙多邊宗教交流平台，倡導宗教和諧和寬容，探索去極端化領域合作，共同遏制極端主義滋生蔓延。由此可見，在對阿宗教交流中不斷總結經驗，以我為主，形成交流與對話機制是未來中國深入推進伊斯蘭文化交流，進一步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軟實力的目标與挑戰。
（本文為教育部2015重大攻關課題“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的戰略布局與運行機制研究”的中期成果，項目批準号：15JZD033）
「注釋」
①夏文斌、王晨：《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戰略路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第67頁。
②劉欣路：《從中國的外交政策看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軟實力優勢》，《中國穆斯林》2012年第1期，第57頁。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