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調查結果分析
英國是傳媒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是電影學、新聞傳播學等傳播類專業的教育基地。目前大部分中國紀錄片在國外發行都以英語為主要譯語，研究英國大學校園的受衆對中國紀錄片的态度對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具有較大的實踐意義。數據調查地點為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倫敦大學學院在英國大學中排名前四，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以英國大學倫敦學院中的英國人及其他國籍的非華裔為調查對象，通過中國紀錄片在英國大學校園中的影響，窺一斑而知全豹。本次調查采取問卷調查的形式，結合随機的抽樣方法，随機發放50份問卷，除2份遺漏之外，一共回收48份，其中已剔除掉13份不符合要求的答卷，有效的答卷35份，有效率為72.9%。筆者采用SPSS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對調查統計數據分析歸納後，發現如下幾個問題：
1.翻譯是影響中國紀錄片在海外接受的最大問題
部分受訪者認為他們接受中國紀錄片的最大障礙并非新穎的題材、制作水平、政治觀點，而是翻譯問題。在影響中國紀錄片海外接受因素中，翻譯問題最高，占45.71%，題材問題和政治觀點問題居第二位，其比例都占22.86%。從此可見，翻譯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當務之急（表1），需要更多紀錄片人的重視與加強。
表1影響中國紀錄片在海外接受最大的問題
2.約五成受訪者認為紀錄片應該翻譯剪輯
受訪者的意見有所不同。其中，37.14%的受訪者認為紀錄片翻譯就是解說詞翻譯；42.86%的人卻認為紀錄片翻譯應該重新剪輯改編；22.86%的人表示紀錄片翻譯應該根據不同的題材有不同的版本；隻有11.43%的人回答紀錄片完全不需要翻譯；5.71%的人不回答該問題。
3.超六成受訪者認為文化偏見影響紀錄片的翻譯
被視為影響紀錄片翻譯最大的問題是文化偏見，表達該意見的受訪者比例為65.71%，占了大多數；其次是價值觀不同（20%）；排在最後的是政治立場不同（8.57%）。5.71%受訪者不确定自己的答案。其中，受到影視教育和未受影視教育受訪者對該問題的答案大同小異。兩組受訪者一緻認為文化偏見是影響紀錄片翻譯的最大因素，但除此之外，受到影視教育的這一組還認為價值觀不同也是導緻紀錄片翻譯質量不好的重要原因。
4.合拍有利于解決紀錄片翻譯難題
筆者在調查中詢問海外受訪者“你認為中國紀錄片人應該做什麼以解決中國紀錄片翻譯難題？”并提供“走合作拍攝路線”（第一種觀點）、“感興趣的題材拿過來翻譯”（第二種觀點）、“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材親自去拍攝”（第三種觀點）3個選項。結果表明，5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紀錄片人應該走合作拍攝的路線。34.29%受訪者支持紀錄片人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材親自去拍攝（其中，受到影視專業教育的人占75%）。選擇拿過來翻譯自己感興趣的題材的人很少，隻占受訪者總數的8.57%。
如上所述的調查結果再次證明了字幕翻譯與确保翻譯質量，對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重要性，讓包括紀錄片人在内的傳播者重新考慮目前中國紀錄片字幕翻譯現狀，并且想方設法将其進行改善，以便讓海外受衆更容易接受中國紀錄片，最終才能擴大中國紀錄片的海外傳播市場。
二、中國紀錄片翻譯的不足
以上數據調查凸顯出當下中國紀錄片翻譯的不足，紀錄片翻譯不僅僅是文字與文字、單詞與單詞的互譯，更應該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對接。即解決文化和語言兩個矛盾應該是紀錄片翻譯的核心問題。翻譯目的論認為，“翻譯注重的不是譯文與原文是否對等或譯文是否‘完美’，是否達到了‘信、達、雅’或動态對等，而是強調譯文應該在分析原文、原文作者、目标讀者等基礎上，以譯文預期功能為目的，選擇最佳處理方法”③。換句話說，它是針對特定翻譯目的選擇特定的翻譯方法或策略而進行的。在目的論下，翻譯的标準不是靜止固定的,而是動态的，是随着翻譯的目的變化而變化的。目的論将翻譯定義為一種有目的的信息轉換行為，而評價這個信息轉換是否成功，則要看它是否達到其預期的目的。在翻譯目的論的指導下，中國學者李娜認為，紀錄片作為一種特殊的媒介類型有着自身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也決定了其翻譯所具有的特點。這些特點及目的性也決定了在翻譯的過程中，為面向這些特點以達到信息傳播的目的，而進行的有意識、有目的的翻譯就應運而生。紀錄片的基本特性:聲畫性、真實性、文獻性、人文性、藝術性；這些特點就是制約着紀錄片翻譯的非語言因素。因此，紀錄片字幕翻譯不但要解決語言問題，而且考慮如何讓翻譯更符合紀錄片的基本特性，以便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觀衆對同一部紀錄片所呈現的内容能夠理解。
就中國紀錄片字幕翻譯而言，目前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其一，忽視紀錄片字幕翻譯的自身特點。紀錄片字幕翻譯具有時間限制、空間限制、文化差異等影視翻譯的特點。關于時間限制，紀錄片的字幕要和畫面以及解說詞同步，在屏幕上顯示的時間很短，随着解說的語速以及鏡頭的切換稍縱即逝，來不及反複閱讀，因此，翻譯過程中必須把握字幕的可讀性。關于空間限制，受電視屏幕大小和普通觀衆可以看清的最小字母大小的影響，屏幕上最多出現兩行字幕，一行隻能容納一定的字數，所以進行字幕翻譯的時候，譯者需要采用濃縮、簡化和省略等技巧。關于文化差異，因為不同語系背後都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語言習慣，因文化差異而産生的表述差異經常出現，比如：中國紀錄片，尤其是文化題材的紀錄片的文本中經常使用典故典籍、諺語等，而在其他外語系統中不一定能找到對應（或具有同樣的文本地位）的詞（或詞組），所以難以在翻譯過程中确保跨文化因素轉換的效果。總之，紀錄片字幕翻譯的自身影視語言特點确實将其置于難處。
其二，漠視紀錄片字幕翻譯的原則。紀錄片字幕翻譯的原則是簡潔易懂。“在句式上應化多為少，在詞彙上應化繁為簡”④。另外，紀錄片字幕還要盡量保持翻譯文本和語言風格與原文一緻，保持字幕的關聯性、邏輯性，同時還要盡量縮小兩種語言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以便迎合影視字幕翻譯特點，也不影響觀衆的接受心理。實際上，能達到這樣的要求是很難的，一般來說，譯者都得按特定條件，依這幾個方面的輕重靈活對待。比如紀錄片《冰凍星球》的字幕翻譯：
【原文】孫懷忠：我放慢一點，你試試看。愛的真谛，愛是什麼，愛就是撓癢癢，要撓就撓一輩子，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說得再好聽，用年輕人講話，神馬都是浮雲。
作者原譯：Sun:NowI’mgoingtotakeitslowertoseeifthathelps.Oh,whatistruelove?Foramonkey，lovemeansalwayshavingapartner.Lovers’vowsareinsubstantialandfleeting.
央視改譯：Sun:NowI’mgoingtotakeitslowertoseeifthathelps.Oh,whatistruemeaningoflove?Foramonkey，it’salwayshavingapartner.ButliketheBeatlessang，‘Lovehasanastyhabitofdisappearingovernight’.
分析：“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說得再好聽，用年輕人講話，神馬都是浮雲”這句話是孫懷忠在排練“猴戲”時候的台詞，全片一共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練攤的時候，一次是在家中跟老伴排練的時候。“神馬都是浮雲”是2010年中國網絡熱詞，是網民們面對一些社會現象發出的無可奈何的、自嘲式的感慨，是當代中國草根文化的一個典型符号。作者在初稿中采取了直譯的方法，譯為Lovers’vowsareinsubstantialandfleeting’，但央視的外籍專家在校稿時将這句話改譯為：ButliketheBeatlessang，‘Lovehasanastyhabitofdisappearingovernight’.作者在與外專讨論之前，覺得這樣的譯法似乎歸化有餘，完全消解了原文中新詞的文化内涵。而外專認為這樣可以減少目标語讀者在有限時間裡的理解負擔⑤。
三、結論及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得出如下結論：
紀錄片翻譯被視為海外受衆接受中國紀錄片的最大難關。翻譯是跨文化的橋梁，翻譯過程表面上是語言與文字的轉換，但是因為東西方等各國、各民族的不同特點，導緻文化上存在差異，特别是思維習慣和語言表達方式上存在的不同特征，所以包括紀錄片翻譯在内的翻譯過程在本質上是跨文化交際行為，直接影響到受衆對紀錄片的接受心态和接受能力，為了促進中國國産紀錄片海外傳播，紀錄片人要更重視紀錄片翻譯這項工作，并盡快解決紀錄片翻譯存在的問題。
關于如何解決紀錄片翻譯存在的問題，調查結果指出有5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紀錄片人應該走合作拍攝的路線。然而，實際上采取這個辦法的可能性不大。基于現實情況，筆者在此提出如下的建議：
1.遵守影視行内的翻譯準則。比如：進行中國紀錄片英譯時，要遵守JanIvarsson（瑞典電視台知名字幕翻譯專家）和MaryCarroll(德國著名影視翻譯字幕公司Titelbild總監)共同制定的字幕翻譯準則，其中要注意的是要用西方的語言風格講述中國故事以提升中國紀錄片的可接受性。⑥一部被翻譯過的異國紀錄片在另一個文化背景下的認同感，尤其是當被置于世界紀錄片的大舞台上時，其語言風格的母語特質以及這個風格所反映的對觀衆視聽習慣的尊重，都将會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話題。為了更好地向外國人講述中國故事，字幕譯者在遵循傳統字幕翻譯規範的同時，更應有效地把握目标語受衆的接受心理與傳播中國文化之間的平衡，在翻譯删改時應考慮紀錄片整體叙事的連貫性。
2.客觀對待文化折扣現象。我們對待紀錄片的翻譯工作，尤其是其所承載的文化氣息，應該抱着較為寬容的态度：即客觀地對待一定程度的縮譯及文化折扣現象，容忍原文本中地方性特質的削弱，以及譯文的“本土化策略”。
3.字幕翻譯應當細分全球市場，充分了解目标受衆的觀影期待。包括字幕翻譯在内的紀錄片制作應根據不同的市場、不同的受衆采用不同的策略。正如文學翻譯需要考慮目标語讀者的閱讀期待一樣，紀錄片的翻譯和制作必須考慮觀衆是誰？觀衆具有怎樣的特點？觀衆的期待如何？在大數據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紀錄片制作人可以對目标語受衆的收視需求、偏好、習慣等進行計算和預測，并根據結果調整紀錄片的生産、傳播和銷售，其中也包括翻譯策略的調整。中國的紀錄片人應該積極與海外同行交流對話，在這種跨文化的環境下，兩者将會探讨對方的意見，會更好把握語言轉換/翻譯的效果。同時，由于中國文化“走出去”并不僅限于英語國家，今後的紀錄片翻譯應該更加重視多語種翻譯人才的培養。⑦
（本文系文化部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基地課題“中國紀錄片學術研究、翻譯與海外推廣”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号為KY01000D2016002，以及上海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文學I類高峰學科建設項目“紀錄片跨文化傳播與中國形象重塑”階段成果）
「注釋」
①楊寶磊、王長潇:《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路徑的新拓展》，《現代視聽》2014年第12期。
②李美：《受衆接受視阈中的紀錄片翻譯》，2016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與翻譯高層論壇，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5年6月12日。
③張清宏：《翻譯目的論與影視字幕翻譯》，《西安歐亞學學院報》2009年第1期。
④楊麗俊、丁穎：《電視紀錄片字幕翻譯的研究——以<冰凍星球>為例》，《三峽大學學報》，2014年第12期。
⑤程維：《求同或存異：跨文化傳播視角下的紀錄片字幕翻譯——以央視外專審稿意見為例》，2016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與翻譯高層論壇，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5年6月12日。
⑥董海雅：《從歐洲字幕翻譯準則看中國紀錄片的英譯》，2016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與翻譯高層論壇，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5年6月12日。
⑦同⑤。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