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大學BogdanGoralczyk(中文名:高山仁)教授是波蘭前外交官,華沙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歐洲研究中心顧問,中國問題、東亞問題專家,尤其是一位中國通,也是一名熱衷中國研究的學者。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名中國“觀察員”,他對中國的情結與生俱來。一直以來,他都積極扮演着向波蘭解釋中國,向中國講述波蘭的中間人角色,樂此不疲。機緣巧合,筆者借其訪問中國之際,對其進行了訪談,意在了解這位波蘭教授對中國的印象、觀察、認識及思考,以在此基礎上對如何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提升中國國際形象做進一步的思考。
一、中國印象:獨一無二、豐富多元、發展快速
問:據了解,您是中國的老朋友,連您的家人都和中國有着深厚的聯系。那麼,您對中國的強烈興趣究竟隻是某種巧合,還是來自您内心深處的召喚?
答:實際上這源于一種巧合。我哥哥是位中國專家,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在北大求學。我嫂子是位中國人,來自蘇州。因為這些家庭因素,我從小就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我來到這個世上是因為哥哥17歲離家去了中國讀大學,父母親才生了我;我大學時選擇中國課程,獲得漢學碩士學位也與年少時曾應哥哥之邀訪問中國的經曆直接相關。可以說,中國是我的宿命。
問:總體而言,當我們提到中國文化時,您首先會想到什麼?
答:對這個問題,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有很多看法。但我的知識和經驗告訴我,中國是獨一無二、無可比拟的。你們有中華文明,這很特别。中國總能走出屬于自己的中國式道路。例如,你們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所以,中國都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任何事物到中國都會被中國化,即便基督教亦如此。所以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國與衆不同。其次,我想到的是中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重要。為此,我有時感到高興,有時亦有擔憂。高興之處在于這個世界有了多種的潛能和力量,而非隻有美國、歐洲。我們還有中國、印度,世界再次多元化了,這是積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在考慮全球面臨的挑戰,如氣候變化、環境災難、裁減核能以及恐怖主義時,我卻開始擔心我們走得太快了。我們在快速發展時容易忽略自然母親,甚至可能摧毀她。環境的污染是沒有界限的,這是全球性的,是我們全人類的責任,而不單是中國人、美國人或者歐洲人的責任,它是全球挑戰。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要特别小心,要警惕由此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們應該考慮如何可持續發展,我們可能需要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更穩定的模式。中國在這方面發展迅速,但有點太快了。這就是我一下子想到的:中國獨一無二,中國很大,中國發展太快了。
問:當我們說到中國人,您的印象是什麼?
答:中國人太多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不一樣。中國很多元,中國人有差異性。其次,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這也很特别,體現了多樣性。最後,中國的多樣性還取決于談話對象,中國的學術界和政界不一樣。此外,中國當下對外國人還不夠開放。改革開放使你們在經濟上很開放,但真正對外打開心扉并不容易。和中國人建立個人關系,需要經營維護。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問題。西方人不太注重關系經營,他們容易相處,總是面帶微笑,覺得這就夠了。但在中國則不一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用心經營,要長期維護。在我腦海裡,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它是一個“大洲”,是一種文明。盡管政治上,中國的體制是統一的,但精神、文化、語言(主要指方言)上卻不盡然,而且中國不隻有中國大陸。當我們說“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時,指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複興,不隻包括漢族,還包括蒙古族、藏族、回族等。中國人還包括華僑、在香港的中國人,在澳門的中國人,以及在台灣的中國人。此外,新加坡人口80%或以上是華人,泰國亦有10%的人口是華裔。因此對我而言,中國人不隻來自北京或上海,還包括從蒙古或新加坡來的華人。
二、中國崛起:任重道遠、以和為貴、緻力溝通
問:您曾說過,您是中國的觀察者。那您對當前中國的局勢及其國際表現有何評價?
答: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一上台就發出了很強的聲音,我覺得這是一種新的策略。首先,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複興需要和平統一台灣。沒有統一,複興無從談起,先是香港回歸,然後是澳門回歸,再來就是台灣了。第二,習近平提出充滿抱負的新項目“一帶一路”具有地緣政治的特點,向世界宣告了中國的全球抱負。中國正處于上升期,但眼下還是美國統治世界,這就産生了沖突。由于新興力量和統治力量之間出現了利益沖突,故中國要小心翼翼,講究技巧。第三,當現有統治力量相對衰退時,大家要格外小心,而非引發公開沖突。面對全球挑戰,我們要以人類的身份一起行動起來。
問:有一種看法是中國正威脅着整個世界。
答:這是一種西方思維,也是一種“正常”的想法,因為畢竟從16世紀,從麥哲倫、哥倫布的時代起西方就開始主宰這個世界了。而現在,中國崛起了,不論從領土還是人口數量來說,中國都是大國。中國在發展中已成長為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而且還有力争第一之勢,因此西方國家就擔心:到那時,世界将不由他們主宰。所以這顯然需要進行危機管理。事實上,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對方,學習對方。對我來說,就是向波蘭的政治家和受衆解釋中國的立場,同時也向中國闡述西方的立場。我扮演着中間人的角色,這個工作很重要,不過有時也有危險,可能兩面不讨好,所以我需要像外交官一樣有技巧地取詞達意,表達觀點。
問:那您對中國有何建議?我們該如何以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講述我們的故事呢?
答:首先,我認為中國目前隻存在國内問題,而不存在外部危險,中國有許多來自内部的問題需要解決。我很認同小康社會、消費社會,這是正确的。而當國防大學教授劉福明幾年前出版《中國夢》一書時①,當中國開始夢想成為世界強國時,我覺得有必要警惕。就好比足球賽或任何其他體育競賽,當你宣告某個目标并希望盡快達成時,顯然會遭遇阻力和反抗。中國首先需要反腐敗,安定國内局勢。這極其危險,極其敏感,是一場博弈,也是場持久戰。如果中國不反腐敗,後果不堪設想。我完全同意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遲福林教授在《第二次改革》一書中的觀點,他認為中國需要新一輪改革,第二次改革。我很高興看到中國共産黨前不久發布的五年計劃,因為計劃裡公布的内容多少符合我的期待:中國的增長速度需要放緩,增長率不能再是兩位數了,應該少于10%,或許以6%為佳,最多不宜超過7%。中國在社會安全方面投入大量财力,密切關注國内局勢,這是合适的,不過這也将是個長久的過程。我最喜歡的另一位中國專家是鄭永年,他來自中國大陸,但在新加坡已經工作了15年,甚至更長時間。他指出,中國改革的經濟篇已基本結束,現在開啟的是社會篇,即國内篇,接下來就是政治改革了。但正如大家所見,中國經濟改革用了30年,所以社會改革至少也得20年時間,而政治改革就是更後面的事了。因此,中國的問題很複雜,并沒有直接的答案,其中往往包含不同的方面。
三、中國外宣:可圈可點、有待推進、重在解釋
問:您知道我們的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答:是的,你們有所謂的“軟實力”建設。這是正确的。問:請問您對軟實力有何認識?答:軟實力不是經濟實力,主要是媒體、流行文化的力量。也就是說,你們不是在經濟上投資,而是投資他人的大腦和思想。所以中國有孔子學院,它表現很好,但也有人說它發展太快了。中國需要講究技巧,摸清所在地形勢:當地人是否準備好接受孔子學院了。如果他們反對,就需要弄清他們不想學中文的原因。開辦孔子學院是一個好方向,但也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不能一下子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學習中文,這不可能。第二種軟實力是我現在關注的:我發現中國之外的地方都可以收看中國中央電視台了(英語和中文頻道)。老實說,中央電視台的英語頻道對西方受衆而言是可接受的,這并非隻是我的個人感受。不過,為什麼中文頻道與英文頻道的内容不同呢?其實兩類頻道完全可以一起播出有可比性的内容,包括國内和國外的,無需完全相似,但起碼要有所相似。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中國電視表現很不錯。遺憾的是,我太忙了,沒有時間收聽中國廣播,所以我不了解這類媒體表現如何。我知道中國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設有廣播電台,但由于中國是共産黨執政,所以對那些對共産黨制度懷有偏見的國家來說,對西方大國,有時或許是對俄羅斯等不同政體的國家來說,這都是另一個潛在的不安因素。因此,中國需要說清楚講明白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沒有人了解它,因為對西方人而言,這很抽象。
問:我們的哲學與西方人的哲學很不同。
答:是的。曆來都是這樣,也應該是這樣。我很高興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全球化。我很贊賞中國人以不同于西方人的方式進行思考,中國人有自己的哲學,并且正在找回這些傳統。現在,你們推崇國學,追溯中華文明之源,重回儒家等傳統文化,這很好。你們應該為這種不同于西方的文明而自豪,但你們也需要向思維方式與你們不同的西方人進行解釋。
問:您剛才提到電視是西方人了解中國的一種途徑……
答:這是肯定的,因為電視的受衆面很廣。除此之外,《中國日報》在歐洲各大機場也都可見,被放置于國際主要報刊欄中,與《紐約時報》《經濟學人》并列其中。這其實挺好,不過中國報紙對中國事情的解說有時太嚴格了,與官方說辭過于接近,西方人對此比較難以接受。
問:您曾表示過,您喜歡看中國電影?
答:是的,某種意義上我還可以算是這方面的專家。張藝謀的所有電影我大概都知道,不過我更喜歡的是他上世紀90年代拍攝的關于百姓生活的片子。另外,我很喜歡陳凱歌,他是個不一樣的導演,因為他的每部電影都完全不同。張藝謀開創了大制作,我認為這是中國風格的迪士尼。我也看中國電視劇,比如《三國演義》《秦始皇》,這是一種了解中國文化的渠道。所以我不隻看中國電影和戲劇,我也看中國電視等,但它們并非都合我的“胃口”,其中一些可能太中國式了,這類我不喜歡。
問:有人說,西方人喜歡張藝謀的原因是他揭示了中國醜陋的一面。
答:其實這很有趣,因為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的中國形象。不過,你們還有其他電影。陳凱歌的《霸王别姬》非常棒,是純藝術。中國有非常不錯、特别好看的電影,我個人非常喜歡中國電影、中國作品。
問:所以您在波蘭很特别?
答:或許吧。其實也不是,有一位波蘭老太太用波蘭語出版了一整部張藝謀和陳凱歌的傳記。不過這位老太太不是中國問題專家,而是一位電影專家。她依靠工具書和網絡寫出了一部很有價值、可以作為參考書的傳記。這本書很重要,也很有趣。波蘭人像她這樣的還有一些,不過都是個人的力量,而非主流。如果你到波蘭電影院,其中95%都是好萊塢的排片,5%的波蘭電影,沒有寶萊塢的,也沒有中國的電影。這就是剛才提到的軟實力。中國需要向全球的影院推廣你們的電影和戲劇。不過這是一種文明的沖突,某些主導市場的力量将阻止你們這麼做,你們因此需要付出更多的投資。中國有非常棒的導演。但國外的觀衆一聽到是中國電影,可能還是會選擇去看好萊塢電影,這是個問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四、中波交流:日漸交融、走勢積極、專家先行
問:我在波蘭訪學期間,發現波蘭人了解中國的渠道并不很多。
答:在波蘭,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對中國排斥了20年,這種現象起碼持續到2008年或2010年。1989年6月4日,波蘭舉行了第一次民主選舉,我們為自己是新的民主國家而自豪。相比而言,匈牙利、捷克共和國或者斯洛伐克這些前東歐國家則沒有出現類似波蘭對中國的(體制)偏見。不過現在一切都在變化,波蘭的決策者和主流媒體都開始意識到中國是個新興大國、潛力無限,同時也是個威脅和挑戰。所以,對中國重新認識的時候到了。對此,我就有很多工作要做了,我要向波蘭的受衆解釋中國。幸運的是,現在他們願意聽我說了。從前他們會對我關于中國的說法嗤之以鼻,但現在西方對中國的報道變了,中國成了快速增長的經濟大國。所以,中國要相信自己的潛力。中國正在壯大,這或許是中國被當作威脅或挑戰的原因。在西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派别。對某些人而言,“一帶一路”是一個新的投資機會,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中國人來了,會把我們摧毀”。
問:對波蘭來說,“一帶一路”是個利好機會吧?
答:對波蘭而言,它是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因為絲綢之路延至德國、荷蘭,而波蘭則位于其中段,無法繞開。正如我所希望的,波蘭新一屆政府認可我們是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并且願意加入其中。幸運的是,我們還加入了亞洲投資銀行,對波蘭來說,這是接受中國的方式,是與中國進行交往的一些信号。
問:那麼波蘭的年輕人對中國怎麼看呢?
答:舉個例子,我近期訪問了印度。在波蘭的印度大使館簽證時,我注意到很少人申請印度簽證。而在中國大使館,排隊申請中國簽證的人非常多,至少得排半天。這就顯而易見了。可以想象中國是多麼受波蘭年輕人的歡迎。在近期的研究項目中,我試圖了解到底有多少波蘭人在中國學習。我們的官方數字隻涵蓋了官方交流項目,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私人學校派學生到中國,有多少人獨自前往中國。這些波蘭人到中國主要是學習中文,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學,以及文化等。對于到中國的波蘭人的确切數字,我們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數字一直在增長。
問:華沙大學中文系也是由來已久的,是這樣嗎?
答:是的,它始于1933年,但實際上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波兩國結成政治聯盟時開始運作。規模上,它一直都不大,算不上一個學院,就是一個小系,每年大約招收8-12名學生,人數很少。不過現在除了華沙,波蘭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如克拉科夫、波茲南等地的學校也都開設了中文系。此外,我們還有一些研究中心,但隻有小部分專注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化研究,多數機構關注的是更大範圍的東亞研究。
問:我很好奇這些中文系在推廣中國文化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答:它們起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我是個例外,因為我不僅是漢學家,還是個媒體人。多數的波蘭漢學家在大衆生活中幾乎不可見,他/她們的一些活動範圍隻限于學術圈,所以一般不常見到。可能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他/她們相對活躍一點,幾乎把莫言所有的書都翻譯成了波蘭文。所以,莫言的這些書都有波蘭譯本,例如,講述獨生子女政策的《蛙》也被譯成了波蘭語。從這方面看,波蘭的中國專家作用往往限于解釋一些事情。不過相比中文系,專家的作用還是大些,當然這不是說中文系沒有作用。專家最好要像我這樣有曝光度、比較活躍的,我幾乎每周都會出現在廣播和電視等媒體上,這個比較特殊。
問:波蘭有多少像您這樣類型的專家呢?
答:事實上,我可能是華沙大學,甚至是全國唯一的。不過幸運的是,我們現在有到中國接受教育的年輕一代波蘭人,他們中文說得好,一些人甚至已經成了中國專家。波蘭有密茨凱維奇學院,類似中國的孔子學院,但分布比較有限,不過作用和孔子學院是一樣的,是在全球推廣波蘭形象的文化機構。密茨凱維奇學院目前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還沒有設點,不過2015年它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辦了一場有史以來最棒的波蘭文化展,前所未有地展示了波蘭文化。該機構遠東和中國事務的負責人對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韓國和日本接觸很多。他經常來,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事情。所以就個體來說,我們算是對中國比較了解的專家。另一方面,随着在中國接受教育的年輕學者越來越多,這些人出版了一些非常重要,甚至具有很高全球價值的書。但遺憾的是,這些著作多是用波蘭語寫成,你們無法閱讀。幸好我做的很多研究都是用英語。波蘭有像我這樣的中國專家,有在重要學院工作的中國專家,還有越來越多在中國接受教育的年輕一代專家。我們現在也着手創辦一些與中國和遠東事務相關的網站,目前已開始運作,我将密切關注。我們對于中國的研究,不應該僅停留在文化、翻譯或文學的層面上,而要涉及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創新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号:14ZDA056)
「注釋」
①該書實際出版年份應是2010年。
責編:譚震
2016年度新聞記者證核驗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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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傳播》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