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關注的三種論調
中國對外傳播要想看清美國政治發展方向，形成正确判斷，必須特别注意和認真思考針對特朗普當選的三種論調。一是“黑天鵝論”，認為特朗普的當選以及歐洲右翼政治勢力擡頭、英國“脫歐”都是難以預測的事件，強調事件的偶然性，認為事件的發生沒有邏輯。在此基礎上，該論調認為世界發展前景不可預期。二是“商人邏輯論”，認為特朗普是房地産商，唯利是圖是預期其行為最可靠的邏輯，隻要做好利益博弈，處理中美關系就不存在太大問題。三是“中國替代論”，認為特朗普的當選意味着美國國内政治與國際地位的全面衰退，世界将出現類似以往大國權力交替的過程，中國有了替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導者的機會。
這三種論調都有将問題簡單化之嫌。“黑天鵝”的說法本身具有迷惑性，影響了人們思考事件發生的必然性。可以說特朗普戰勝希拉裡赢得美國總統大選具有偶然性，但是其所暴露出的美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危機卻有邏輯可循。在美國國内，無論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陷入限制政府規模與依靠政府解決問題的悖論，一邊鼓吹着小政府，另一方面還要把解決諸如發展經濟、維系倫理價值觀念等寄希望于政府。在國外，美國從上到下既期待利用全球擴張帶來資本利潤倍增，又拒絕承擔因為全球化所帶來的移民、環境等問題。美國自身無法破解這些矛盾，形成無解的困局，美國總統選舉隻能是美國政治将一系列重大議題化為狹隘意識形态争鬥的縮影，①不會因希拉裡當選還是特朗普當選而改變。
“商人邏輯論”存在三個問題。首先，它無視美國政治決策的複雜性，認為是特朗普個人的決策，沒有認識到是各種利益集團、政治派别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次，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是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不是特朗普帶來了商人邏輯，而是美國政治一直都存在資本和商業化邏輯。最後，從特朗普個人經曆看，他恪守一套價值觀念，意識形态色彩明顯，再看他在競選中所提的一些極端主張，“商人邏輯”并不足以完全概括他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如果隻用“商人邏輯“去預測其言行，隻可能導緻“黑天鵝”群起群飛。
相比前兩種論調，“中國替代論”則更具實際危險性。從發展道路角度上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起就在不斷打破迷信，以自力更生精神探索适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開辟了一條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一直在給世界提供着一種發展方案，受到衆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可。這一角色并非以美國的困境和危機為前提。而“替代論”更多是主張中國代替美國行使其全球領導者角色，是一種值得警惕的“捧殺”方式，将中國與美國綁定，不僅易成為西方推行“中國威脅論”的證據，也容易引發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必要的擔憂。
中國對外傳播承擔着聯接中外、溝通世界、向世界準确說明中國價值觀和立場的職責使命，要對以上三種論調有清醒的認識，才能形成定力，更好地完成工作。
以寬闊視野跳出美國對華議題設置
不論是誰當選美國總統，中美關系都會在未來階段變得更加複雜多變。這是美國自身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情況和中國快速發展、國際地位提升所共同決定的。在特朗普競選過程中，其在公開場合演講中的對華主要關注點是貿易逆差和彙率問題。“貿易”“就業”“貨币貶值”是他提到最多的幾個詞彙。而在成為侯任總統後，結合與蔡英文通電話、中國打撈美國無人潛航器等事件，他的涉華話題趨于多樣。《今日美國》将特朗普“糾纏”中國的主要方面概括為四個——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鮮半島問題和貿易問題。②但是，不能排除特朗普在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後會在其他議題上對中國發難。為了顯示執政能力、兌現競選過程中的承諾，特朗普政府會特别重視上任後第一個100天的政績展示。而在美國國内事務上，除了暫停或取消奧巴馬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外，難有大的作為。最有可能産生戲劇性效果的舉措将出現在美國的海外，特别是對俄羅斯與中國政策上。因此，2017年的春天将是中美關系調整和重新适應的關鍵時期，中國要加強對外傳播的針對性，以化解美國利用議題設置對華進行輿論遏制。
“全球議題設置的主導權一直掌握在少數資源大國手中，同時也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主體意識的模糊性。我們還沒有把自身發展模式的‘中國特色’與‘世界意義’講清楚，也很少在有關人類發展的全球性議題上發出引領性的聲音，顯示自己的影響力。”③因此，要跳出美國對華議題設置，強化主體意識，把中國對美、對外傳播放到更宏觀的曆史和全球的角度來思考。
從曆史的角度看，首先要說明中美發展模式和對外産生效果的不同。美國擺脫國内危機的一貫做法是将矛盾轉移至國外，甚至不惜對外發動戰争，因為隻有這樣，美國才能在其所推崇的自由放任市場中啟動龐大的軍工複合體，采用集中手段重新調配國内資源，獲取其他國家資源，同時整合其海外同盟陣營，以此部分地消解其國内矛盾，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轉嫁矛盾行為。而相比之下，中國采取了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和平發展之路，多年高速的經濟增長都是依靠體制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依靠全體人民的努力，從上到下的團結一緻，不是通過侵略他人、掠奪别國資源、搶占他國市場來發展自身。不僅要說明中國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而且還要凸顯中國與美國發展道路的不同。其次，還要從曆史的角度說明美國的種族、槍支、性别、教育等社會問題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深刻揭示美式民主、自由等概念的現實局限和虛僞，面向中國國内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講明道理。最後，應重點研究上世紀四十年代解放戰争時期、六七十年代中美恢複正常關系前後、九十年代初突破制裁時期中國對外傳播的有效做法，從而發現如何在艱巨條件下扭轉不利局面，擴大自身影響。
從全球的角度看，要看到國内、國際問題的普遍聯系關系，從紛繁複雜的世界中找到相互關聯且帶有某種共性的原因或機理，看到人口變遷對世界變化的影響，從收入分配和财富不平等來理解世界變局，不僅要看到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還要看到其給人類帶來的不确定性和破壞性。④全球格局更能幫助對外傳播工作者聯系地進行觀察和思考，把握各種現實問題的來龍去脈、相互關系和本質屬性。同時，利用全球視野把人們的參照系統從美國單個焦點上解放出來，充分認識世界的多元、多彩與多樣，要看到中國獲得當今國際地位的重要外部基礎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要反擊對華無端指責，做好對發展中國家的說明與團結工作，善于把中國的主張和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受益聯系起來，善于把中國所面臨的發展問題坦率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與各國在争取世界平等與公正的過程中尋找共同點，獲得理解和支持。
在戰略上建立起曆史與全球的大格局後，也要從戰術上細緻了解、分析美國關鍵政策制定和決策者的背景、經曆和特點，做到知己知彼。多年前特朗普本人所著《做生意的藝術》一書，回顧和展示了他的商業經曆和經營思想。其中所提及的很多他在從商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段也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得以應用。例如他給自己總結的做生意成功經驗就包括做事直截了當、敢于想象、揚長避短、留有餘地、善于反擊、重視宣傳等，在他的競選策略和行為中都能找到影子。特别是，他認為宣傳就是越聳人聽聞，記者興趣就越大，新聞界做正面報道，也做反面報道，但從純生意角度出發，被報道本身獲利遠大于弊。⑤這就解釋了他為何在總統大選中口出狂言、對新聞媒體尖酸刻薄。從特朗普為了加入一個俱樂部而持續數周給其負責人打電話的經曆來看，他在性格上很具韌性，是個難纏的對手，在處理和他有關的問題上要抱有極大的耐心和毅力。
中國對外傳播須注意的幾個問題
美國新舊政府交替，保守主義傾向會加強。在把握大的方向前提下，在下一階段對美傳播和對外傳播中，中國媒體應注意以下問題。
一是要注意美國“反外國宣傳法案”的影響，不斷提升對外傳播水平。奧巴馬給美國傳播政策留下的最後一個重要“遺産”是簽署通過《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以反制外國政府的政治宣傳。這一法案的通過釋放了兩方面信号：一方面，美國将加強對外宣傳努力。在該法案獲得通過後，波特曼在接受MSNBC的訪談時說，除了自由歐洲電台外，美國抗擊俄羅斯和中國的“謠言”和“宣傳”缺乏力量。⑥另一方面，美國将加強對外國在美國本土傳播的監管。各對外傳播部門要更加小心謹慎審核事實，更為巧妙地利用事實說明觀點，特别是要加強對各媒體海外社交媒體賬号的統一管理。從本次美國大選來看，社交媒體信息的政治傳播屬性和能力進一步提升，一國政要或一國媒體利用社交賬号發布信息并不被看作一家、一時之言，很容易被解讀為一國政策或觀點。社交媒體審核流程少、每日發布數量大、病毒擴散影響難以逆轉，因此，我國各媒體賬号要做好統籌協調，避免因為一時失誤授人以柄。
二是要注意關鍵個人，特别是在美國國内有思想理論影響的個人。目前有關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預測都集中在蒂勒森等新政府成員身上。但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美國重要對外政策思想提供者，如亨利·基辛格和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前者以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友好形象而為中國人所熟知，但是少有人了解其強硬的外交思想。後者是哈佛大學教授，其多本著作被引入中國，曾在2009年提出了“中美國”（Chinamerica）概念，很具有迷惑性，将中國和美國并列在一起，表面上希望美國與中國合作共治全球，但實際是将美國甚至全球所面臨的問題都加上中國元素，強化了美國及西方國家民衆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他近期在《美國利益》發表文章，建議特朗普采納基辛格的外交建議，推行強硬路線，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國家利益、軍事實力和區域強權平衡的基礎上。⑦中國對外傳播應全面把握這些關鍵人物的外交理論和思想，準确對内對外予以說明。同時，還應注意美國本土的有良知、有洞察力的專家學者對美國制度或社會整體、部分的批判，适時加以推廣和介紹給國内，借嘴發聲，更加有力。
三是在“力”的展示與“利”的說明之外要加強說理。近年來，随着我國國力提高和對外傳播能力提升，對中國經濟發展成就等的對外報道加強，超級工程、高鐵奇迹等已經對外産生影響，如美國民衆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滬昆高速鐵路橋的雄壯景觀後，都在發問自己的國家在做什麼，為什麼中國會後來居上。這給美國民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反思機會。在此基礎上，中國對外傳播要乘勢而上，加強說理。要充分利用移動網絡、社交媒體等渠道平台，結合目标對象的特點，利用其語言通俗、生動地講解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主張。不僅要給國外人士講明白中國發展經驗，還要形成“出口轉内銷”的效應，也給國内群衆說清楚，提高國人對發展道路的自信。
四是注意在實戰中推動新媒體對外傳播的影響力和傳播力。在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方面，我國對外傳播領域也取得了初步成效，整合了資源，提高了傳播技術水平。但從半島電視台、今日俄羅斯等媒體崛起的經驗來看，要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媒體，不僅是技術、手段、形式的改進，一定要經曆實戰。因此，中國新媒體對外傳播發展不妨以美國新舊政府交替為契機，做好有針對性的傳播，在實踐中磨練和成長，盡快成為高水平的國際傳播媒體。
「注釋」
①小尤金·約瑟夫·迪昂：《美國人為何恨政治》，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頁。
②OrenDorell,FourwaysTrumpcouldtanglewithChina，USToday，Dec.6,2016,http://www.usatoday/story/news/world/2016/12/06/four-waystrump-could-tangle-china/95019926/.
③程曼麗：講好中國故事提升話語能力，國新網，2016年11月5日，http://www.scio.gov.cn/zhzc/10/Document/1515399/1515399.htm。
④張宇燕：紛繁複雜世界背後的機理，收錄《國際形勢黃皮書——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頁。
⑤唐納德·特朗普：《做生意的藝術》，企業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頁。
⑥SabrinaEaton,NewlawbySen.RobPortmanwillcounterforeignpropaganda，December13,2016,http://www.cleveland/metro/index.ssf/2016/12/new_law_by_sen_rob_portman_wil.html.
⑦邁克爾·巴羅内：特朗普的外交戰略是否會走“基辛格路線”？轉自PKU法治研究中心微信公号，2017年1月14日。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