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領導人的特點與其“中國觀”的可塑性
針對特朗普将會給美國帶來的變化，目前國内普遍持兩種觀點：其一是領導人是決定一個國家政策走向的核心變量，領導人的思想觀念、性格特點會影響其決策的戰略偏好，從而影響國家的策略；其二是，美國政治制度的穩定性決定了任何人擔任總統都會做出符合美國利益的決策。
結合特朗普以往的言行進行判斷，這位美國新領導人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熱衷于打破既往的政策傳統，颠覆既有的政治規範”。基于上述判斷，特朗普在成為國家領導人後或許會将自己的鮮明個性嵌入國家政策之中，而這一點在特朗普當選前後針對TPP、美日同盟關系等問題上的言行就能初見端倪。當然，也有許多人認為：競選是競選，施政是施政。美國總統候選人在大選前後往往都會表現出不同的邏輯和側重點，而就職後還要回歸美國既有的政策慣性。畢竟，政治家一旦掌握了權力，那麼他将代表整個國家，也就是“Whereyousitdecideswhereyoustand”。縱觀特朗普參選後的一些政策主張，還是有很多内容維持了美國已有的政策慣性。例如，冷戰後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就是維持在全球的領導地位。特朗普的競選口号“讓美國再次偉大”所表達的真正含義是：在承認美國地位已經衰落的前提下，讓美國恢複到之前“執全球之牛耳”的狀态。這一主張與美國冷戰後曆屆政府的戰略關注點并不存在本質矛盾。另外，現代國家的政治運行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規律，政治領導人的主張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必須經過官僚體系的運作。這對于特朗普來說也不例外。即便有很多新面孔，特朗普提名的領導班子成員中還是有一些資深的共和黨政治家進行輔佐，如副總統彭斯、司法部長賽辛斯、内政部長津凱、總統幕僚長普利巴斯等人。因此，我們既不能忽略這位新領導人帶給美國以變化的可能性，也不能誇大特朗普個人對美國乃至全球政治走向的影響。在未來一年中，美國政府的各級官僚體制要逐漸适應特朗普鮮明的個人特色，而特朗普也需要适應美國政府既有的官僚政治運行模式。
特朗普放蕩不羁、難以預測的行為方式也侵襲到中美關系的敏感神經。從言行上看，他對中國的批評略顯刺耳；他試圖颠覆曆屆美國政府長期以來恪守的對華政策的政治基礎，引發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彈。這恰恰從側面反映出，他對中國還不夠了解，他的“中國觀”尚未完全成型，因此也具有較強的可塑性。這也為我們把握中美關系話語權，推動中美關系平穩過渡創造了有利條件。
如果比較本次美國大選最主要的兩位候選人，相較于希拉裡·克林頓而言，中國對特朗普的了解很少。國内出版業也是在特朗普當選前後才開始争相引入特朗普的各種書籍。希拉裡·克林頓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先後以不同身份與中國打了20多年的交道，其中更不乏數十次高層互訪。可以說，希拉裡·克林頓是一張中國人民再熟悉不過的老面孔，她對于中國的态度和政策走向基本可以預判。正因如此，我們可能不會期待希拉裡·克林頓在成為美國總統後會對中美關系帶來更大的進步。相反，她以往所堅持的對華負面認識和強硬政策或許會随着她獲得更大權力而進一步強化。與希拉裡·克林頓不同，特朗普雖然也與中國打過交道，但是大都限于商業行為，政治交往的經曆幾乎是空白。他對中國的認識，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都沒有完全成型。因此，我們可以利用這樣一個機會，讓這位領導人盡快認識到中美關系平穩發展對兩國的好處。在中美關系的過渡期内，中國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曉之以理，讓特朗普及其團隊更全面和客觀地了解中國和中國政府的政策主張，引導他們回歸到對中美關系有利的邏輯之中。當然，中國政府也不能為了與特朗普建立良性互動而聽任新一屆美國政府出台有損中美關系平穩發展的政策。例如，如果中國政府不在“一中原則”上表現出堅定立場，那麼特朗普與蔡英文的對話事件就很有可能為日後美台“官方”接觸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
中美關系可能的變化與中國的積極應對
特朗普的當選反映了美國國内社會的分裂與對立。這種分裂的現象絕不是短時間形成的，也不會因為特朗普的當選而急速扭轉。相比于國内政策，美國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權更大。因此特朗普就職後更容易在外交政策上有比較大的動作。
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可能會出現一種“新常态”，即兩國之間的競争與合作會同步提升；同時，特朗普出乎意料的行事方式或許會提高中美關系的不确定性。
第一，“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口号充分說明了特朗普認定，美國已經不如以前“偉大”了。那麼誰阻止美國再次“偉大”，誰就會成為美國的競争對手。根據這個邏輯，盡管中國領導人曾經多次表示中國永遠不稱霸、不争霸，但是美國總是有一些政治家認定中國在客觀上已經成為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的挑戰者。姑且不論這些政治家對特朗普有多少影響力，僅僅從特朗普在大選前宣稱要增加軍費開支以及其幕僚表示支持在韓國繼續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就能看出，至少在軍事上美國并沒有放松競争的迹象。另外，出身商界的特朗普更看重的是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的挑戰與影響。例如，特朗普更關心中國人是否“剽竊”了美國的知識産權、美國工人是否因為中國而丢了飯碗之類的問題。因此，特朗普承諾将抑制美國的資本外流，并同時吸引海外資本回流。如果确實如他所說，那麼中國的資本可能會成為美國“再次偉大”的工具。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實際上是延續奧巴馬政府“制造業回歸美國”的政策，恢複并提升美國經濟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優勢。如果這一政策目标達成，那麼中國近年來依靠漂亮的經濟數據積累起來的國際影響力将面臨縮水的可能。
第二，中美之間的合作或許會因為特朗普上台而進入新一輪調整期。美國民主的基本模式是，新總統上台後需要對那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以回報。誠然，他任命了一些對華立場強硬的商人、軍人和學者擔任他的内閣成員，這使得美國當前的政治生态和決策主導權看起來對中美合作并不十分有利。但是，當前中美兩國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經非常深，依靠打擊中國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實際上，中美在經濟和貿易問題上還是有提升合作的空間。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時間點。從每年中國人的網購、海淘交易量就能發現，中國在維持制造業大國身份的基礎上，正在逐步成為一個消費大國，這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硬币的另一面。不得不說，1月選擇與馬雲會面說明特朗普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在這次會談中，特朗普和馬雲談到了阿裡巴巴将幫助100萬美國小公司和農場向中國和亞洲客戶出售商品，為美國創造100萬個就業崗位。經曆了商場沉浮的特朗普應該已經認識到，雙赢是中美合作的最佳結果。
第三，在接受采訪時，特朗普曾表示自己必須讓人難以預測。這也許會成為中美關系的一個未知數。例如，特朗普在處理中美關系政治基礎的“一中原則”上着實讓兩國政府都措手不及。特朗普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進行的電話交流是自中美建交以來美國領導人（含候任、在任和卸任領導人）第一次與台灣地區領導人發生直接交流。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特朗普還在推特上為自己的這一行為進行辯護，并認定他“不會被‘一中原則’所限制，并且要用這一原則與中國進行交易”。以上種種言行都表示特朗普在肆意挑戰中國政府的底線，客觀上破壞了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此類出乎意料的行為方式進一步擴展到其他領域，那麼中美關系可能會經曆一輪新的波動。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每次面對一位新的美國領導人，中美關系都會面臨波動的風險？縱觀兩國關系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中美關系無論是波動還是平穩發展，美國曆來都是話語權的強勢一方：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遏制”、七八十年代的“接觸”到後來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等，中國大多數情況下隻能見招拆招。因此，中國總是擔心落入美國套路。當然，美國具備塑造中美關系基調的能力還是源于其在彼時的強大綜合國力。進入新世紀後，随着中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意願也逐步提升。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也希望能夠改變在國際話語權競争中的弱勢地位。其中，2012年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新型大國關系”實際上回答了“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中美關系”這一問題。中國領導人把中美關系定位為“新型大國關系”：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美國大選結束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緻電祝賀特朗普當選，特别将“新型大國關系”的完整表述放在賀電之中，就是希望特朗普能夠接受并踐行中國所倡導的這一理念。這是中國領導人推動中美關系平穩過渡的重要舉措。同時，對于美國新領導人的一些不可預知的極端言論甚至行動，中國此舉也是“以我為主”策略的體現，即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中美關系應該由中國決定，而非由美國決定。在中美關系平穩發展的過程中，對于一些高度敏感的問題，中國應該堅持一如既往的原則和立場，對美國新領導人及其團隊進行“補課”，積極維護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方向。例如，中國政府已經多次警告美國新領導人，認清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國曆屆政府在“一中原則”上作出的政治承諾。
中美對兩國關系的認知差異與新形勢下中美關系過渡期的利用
中國領導人在很多場合都強調，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特朗普的當選和上台注定會讓中美關系走入一個新局面。如何在2017年确保中美關系平穩過渡是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在這一過程中，把握中美關系的話語權并以此推動中美關系健康平穩發展是重中之重。
在中美關系的平穩過渡中，我們要正确認識和處理兩國認知習慣和方法的差異。整體來看，中國更多地希望從原則、方向、機制、話語等形式上把握中美關系發展的大局，而美國則希望能将這些原則、方向、機制和話語落實到具體的問題之中，并獲得實實在在的成果。
例如，中國始終倡導并推動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并希望美國能夠認同這一理念；中國非常重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以及許多各級别、各領域的對話機制，努力辦好每一次會議。美國則更關注上述“新型大國關系”的具體内涵是什麼。其中“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分别指向哪些具體内容。例如，相互尊重的内涵是什麼？即中國應尊重美國什麼？美國應尊重中國什麼？很多人認為，根據長期以來的外交傳統，中國希望美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能夠尊重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和制度。對于美國而言，當前最需要被尊重的就是其國際地位。另外，美國還關心中國政府力推的對話機制解決了多少具體的問題，如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解決到了什麼程度，以及人權問題上的分歧是否有實質性的突破等等。
如果從特朗普的性格進行推測，上述認知上的差異可能在未來會更加明顯。特朗普提出的很多内政外交的主張大多源于美國人的現實生活。這可能也是他在美國普通民衆中頗受歡迎的原因。因此至少在四年時間中，我們可能會面臨一位更加“接地氣”的美國總統。
中國應該利用好美國新領導人上台後的磨合期，展現中國與美國以及全世界良性互動的一面。正如上文所言，一般而言，美國新總統在當選直至就職後會進入一段磨合期。在這個磨合期内，新領導人需要和其他政治機構、媒體等進行充分的互動，盡快完成從候選人向總統的角色轉換。作為一個特立獨行的政治家，特朗普在當選後搶了很多鏡頭。因此，客觀上，在這一磨合期内，美國政府和媒體對中國關注度将可能略有下降。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時期，紮實做好國内各項改革和發展工作，積極展現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形象。例如，習近平主席2017年首訪瑞士以及部分國際組織機構就是一個展現中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大好時機。就在美國人關注特朗普就任總統的同時，中國領導人則在瑞士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提供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描繪藍圖，傳遞中國推動完善全球治理的積極信号。特朗普的确是未來一段時間内中美關系發展的一個變數。但是，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曆史和現實都表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更進一步說，中美兩國領導人都應該充分認識到，兩國之間加強合作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而兩國之間競争加劇帶來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因此，如果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是一位理性的領導人，那麼他也應該能做出更有利于中美關系大局的決策。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