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輿論中頗有影響的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說，對于西方來說，中國依然是個謎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在于，中國正在進行的快速現代化進程是由一個共産主義政黨領導的。①這種判斷與中國的主流輿論形成了鮮明對照，在後者看來，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正是共産黨的領導，這是經過曆史、實踐和理論證明的真理性事實。西方的困惑質疑與中國的慣常熟知，正是将中國治理模式闡釋清楚面臨的重大挑戰。
在這個各國治理模式普遍遭遇挑戰的時代，全球性參照系的形成、多種現代性的凸顯以及國際秩序的變動調整，無疑為更清晰闡釋中國治理模式及其背後的普遍性邏輯提供了曆史性機遇和條件。加之，中國的執政黨、國家、社會等主體在全面參與國際交往的過程中，主體性不斷複蘇和增強，有了更為迫切強烈的自我論證和表達自己的沖動和意識。這種主觀能動性正在轉化為對曆史機遇的把握，對曆史條件的利用，對中國治理模式的深入體認和有效表達。
一、充滿活力的中國治理模式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在西方學術界就曾經出現過一小波關于“中國模式”的讨論。但在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自身情況的限制下，這個讨論的持續時間和影響範圍有限。這次讨論的中心話題是中國是否提出了一種發展的新模式。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強調價值變革優先于快速工業化，分權優先于集權，平衡發展優先于城市先行發展。②
國際社會真正充分關注和熱烈讨論中國模式，則是在改革開放30年後出現的。毫無問題，這首先因為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迹”，與世界的關系從封閉轉變為全面開放。其次在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困境，相對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實力在下降。因此，西方社會對于中國的态度已經從單純的好奇或者意識形态敵對心态轉變為既感慨又疑惑更憂慮的複雜心态。
這可以從“北京共識”這個提法的命運顯示出來。這是一個對應于在國際社會頗多诟病的“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對中國當代發展的原因給予解釋。盡管提出者雷默并非中國問題專家，概念本身也有新聞噱頭的嫌疑，但畢竟雷默與中國各界有着廣泛的交往，概念本身也是一種對中國解釋的話語創新。更重要的是，“北京共識”概括的中國發展的“三個定理”至今依然有很強的解釋力：利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失；動态管理，追求可持續性和平等性作為發展的優先考慮；保持自主性。③作者還提出了現在得到更多共識的概念“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遺憾的是，在國際社會的漠視和國内輿論低調處理下，“北京共識”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讨論，“中國模式”被“中國發展道路”取代，西方輿論繼續糾纏于“中國崩潰論”“韌性威權主義”等陳詞濫調。
而國際社會的現實則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爆發後，西方國家的治理方式遭遇到更為全面的挑戰。經濟危機蔓延深化，擴散到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占領華爾街”運動、民粹主義高漲、極右派政黨影響力提升、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等重大事件，接二連三地出現，不斷挑戰着西方社會已經穩定了上百年的體制、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利益格局，這些都印證了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判斷：這是一場涉及體制、理論和意識形态領域的危機。在這種全球性治理失效的背景下，中國的治理成就成為世界的亮點。而從經濟成就到治理成就，充分說明了中國的發展是全方位的、内生性的、充滿活力的。
中國治理模式的活力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發展成效是治理模式活力的首要标準。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奇迹，已是不争的事實。2008年以來，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國，并在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情況下，堅持開放發展，面對經濟困難，主動作為，推動國内和國際的“供給側結構改革”，顯示了一個大國的擔當。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不僅有效地解決了中國的國内問題，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繁榮，正在打消國際社會對于中國制度、文化的諸多質疑，赢得更多的注目和認同。
第二，中國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能力。随着治理問題的複雜化，國家領導人的能力在國家治理能力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中國領導集體的穩定性和結構平衡性，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領導集體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顯示出更強的進取心和治國理政能力，在國際社會上樹立了開放、進取、擔當、理性的國家領導人形象。這些與西方國家領導人更換頻繁、領導人缺乏治國經驗、政策連續性弱等形成了鮮明對比。
第三，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進取心。随着國内國際兩個大局的互動，參與國際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意願和創造力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随着中國實力的增強，西方國家主動或者被動地給予中國在現有國際制度中更大的參與空間和更多的決策權力。同時，中國也在積極提出自己的理念、方案、議程，推動這些制度的改造。此外，中國也在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國際身份創建自己主導的國際制度，比如金磚國家集團、亞投行等，以彌補現有的國際制度空白。這些國際制度為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提供了制度化支持。
第四，中國的話語體系建構能力。治理能力也是一種表達力和說服力。在國際社會上要有所作為，不僅要有行動，還要有聲音，并且二者要形成良性互動，以行動證明言論的真實可信，用言論引導輿論形成共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了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一系列價值理念，展現了中國的人類關懷、文化情懷和包容精神。中國還對包括“發展”“經濟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理念進行了中國化诠釋，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中國還依托“一帶一路”等實踐創新，根據對象國的特點提出有針對性的、雙方共享的價值理念，比如“互聯互通”“親誠惠容”等。
随着中國治理成就的顯現，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于中國治理方式也有了更強的認同。例如，“非洲晴雨表”對于非洲36個國家第六輪調查（2014/2015）結果顯示，在這36個受訪非洲國家百姓心中，中國（24%的受訪者）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30%的受訪者）的最受重視的發展榜樣，中國的産品、工業化方式等越來越受到重視和信任。④
二、順應時代大勢的中國治理模式
毫無疑問，中國已經基本構建起了适應本國國情的治理模式，但這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并不是封閉的、以自我中心的，而是開放的、不斷吸收人類治理文明優秀成果的，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快速變革的時代中順勢而為的。所謂順勢而為，就是知輕重，懂優先。如周敦頤所說：“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
無論是中國的傳統治理經驗，近代中國探索救亡圖存的經驗，還是成為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強調治理之道要适應環境的變化，與時俱進，順應規律，這樣才能使各項制度設計活生生地運行起來。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的治理模式，無論多麼成熟穩定，都需要适應世界發展的潮流，進行調整改善，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
回顧改革開放近40年曆程，中國至少把握了三次世界大勢。
第一次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戰略決定。在當時兩個陣營對抗的冷戰狀态中，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研判和平發展是世界的大勢，打破意識形态界限，向西方國家開放，開啟國内體制改革，将工作重點迅速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這個戰略決定充分利用了當時國際生産分工變化帶來的資金和技術轉移帶來的機會。在吸引到資金和技術的同時，學習到了先進的管理經驗，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到西方發達國家制度的運行方式，為國内制度改革完善提供了所需資源。1985年3月，鄧小平明确提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⑤1986年3月，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關于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以第四部分專門論述外交政策，把中國總的外交政策概括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做了十個方面的詳細闡述。1987年，和平發展這個判斷寫入了中共十三大報告，被概括為“當今世界的主題”。
第二次是應對1989年後前蘇東陣營解體的制度性沖擊。盡管中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期就與蘇聯陣營分道揚镳，但是依然把自己和對方視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因此，1989年後前蘇東國家發生的震蕩對中國的沖擊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它提醒了中國，雖然各國聯系日益緊密，但是兩大制度的鬥争依然存在，必須實現國家的強大，另一方面必須鞏固黨對國家的領導權。喪失領導權是危險之中的危險。鄧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的談話中多次指出，這些國家發生的變化既體現了世界問題的複雜性，也說明了這些國家内部存在着重大問題。中國要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不能把自己搞亂，而且要抓住時機實現快速發展。鄧小平多次表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時，更加明确地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在此基礎上，中國全面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更加有效地釋放了市場的力量，激發了社會的活力，為中國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高速持續增長提供了體制性保障，也由此奠定了國家、市場、社會多元參與的治理格局。
第三次是對新世紀初世界性動蕩的研判和回應。從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開始，前蘇東地區開始出現政治動蕩，民衆的抗議活動不斷。2010年後，長期穩定的北非中東多國出現了連鎖性的“茉莉花革命”。借助互聯網提供的社交媒體，各種抗議活動及其方式在全球得以快速傳播和相互模仿，使得許多國家内部長期形成并積壓的社會矛盾得以迸發出來。在西方，借助2008年在美國首先爆發、在歐洲蔓延加深的金融危機，也出現了各類占領運動。在國内問題的沖擊下，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長期在國際事務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開始采取國内優先戰略，或者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或者減少對國際事務的參與，甚至還采取國内社會排斥政策，形成了“逆全球化”的潮流。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全球性政治動蕩以及國際社會中的真空地帶，中國表現出強烈的直面問題的姿态和勇于擔當的精神。繼續将發展作為國家的首要目标，并豐富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内涵；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并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來凝聚人心，提振國家精神；更加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進程，将自己明确定位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
當下中國已經與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的發展不僅順應了世界發展趨勢，而且在一些方面還開始發揮引領作用。這是難得的曆史機遇期。面對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幾大潮流互動前行并對社會關系進行重構這個曆史大勢，中國的治理模式也在積極進行調整回應。市場化的穩步推進，并不單單是為市場松綁，更重要的是如何發揮好國家的調控功能；城市化的全面展開，不是簡單的土地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和治理的城市化；工業化的升級，不僅需要更有眼光的企業家，還需要國家的合理規劃和有力支持；信息化的深化，不僅需要生産方式的變革，更需要管理方式、治理方式的變革；更為重要的是，社會開放多元，文化的交融互動，都需要更合理地發揮國家的調節關系、維持秩序的基本功能。
三、努力揭示中國治理績效實現的規律性
當下解釋中國治理模式有兩大主導性話語，一種是國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另一種則是西方以自由主義為基礎和底色的威權主義理論。二者都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出色的治理績效，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盡管對于現實存在的判斷在趨同，但是雙方的立場、分析理路和表達方式迥然不同。這造成了國内主導話語在國際社會面臨說不清、傳不廣、認同弱的困難，西方的主導話語在國内社會又處于被簡單化、邊緣化、對抗強的困境。這種話語體系的對立，将是一個長期狀态，畢竟兩大制度的并立和競争是話語體系關系的基本前提。
在這種情況下，并非無所作為，更好地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溝通交流、說理服人的作用就是戰略性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說：“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要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要善于提煉标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
中國治理模式最鮮明的特點是高績效，但是對中國模式的闡釋顯然不能僅限于此，那不僅容易使認識停留在物質進步的表面現象，更容易造成傳播過程中的形象單一甚至扭曲。應該努力探尋中國高績效治理模式背後的規律性原因，并将其學理化，在開放讨論的過程中形成共識。
就中國治理模式的研究而言，要重視五個方面的轉變：
第一，要從重視制度特色歸納向發現制度運行規律轉變。這應該是中國治理模式研究深化的主基調。盡管國内學界一直在努力擺脫用特色論說明難以說清楚問題的簡單化傾向、甚至逃避式的做法，但是究竟如何實現這種轉變，還沒有形成清晰的思路、有效的做法和富有說服力的結論。這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能完全歸因于學界自身或者學術環境的約束。既然要尋找制度運行的規律，就要在觀察和分析當代中國治理運行時，突破一時一地一人一物的“當下定式”，加強曆史的維度和比較的維度，将當代中國置于中國制度變遷的宏觀曆史之中，放在現代各國治理體系多重比較的坐标系下，重點研究當代中國制度的變與不變（與曆史比較）、同與異（與國際比較）、形與實（文本與實際比較），進而提煉出概念定義、基本關系、規律性做法等，以說明當代中國治理模式之所以有效絕不是因為富有特色，而是符合人類治理的基本規律。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始終堅持兩個原則：一是當代中國治理基本實現了結構化和制度化，因此要以正常化的态度來看待現有的制度約束。這是探求規律性的基本立場。二是當代中國治理模式還在進行着現代化，因此要以現代的，而非傳統的治理标準來測量和引導。這是推動治理變革的基本依據。
第二，要從關注治理績效轉變為關注治理過程。客觀全面地了解治理績效，隻是研究中國治理模式的第一步，目的是辨認事實，但不能隻停留在這個層次，那樣就會模糊研究與宣傳乃至新聞報道之間的界限，無法深入到現象背後。應該重視治理過程的研究，這不僅因為中國處于巨型的變革社會中，治理發生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上，豐富生動，充滿創新，更因為隻有關注過程，才有可能了解中國治理究竟發生了什麼、怎樣發生的以及為什麼以這樣的方式發生。研究治理過程有助于我們對中國治理模式的認識從文本研究轉向實證分析，從結構分析轉向結構－過程分析，使研究更貼近現實，揭示實際。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個轉變也面臨着三個方面的挑戰：中國作為一個變革社會，治理事件多樣，過程快速複雜，增加了研究的難度；許多方面的治理開放性不夠，存在“黑箱效應”，制約了研究選題的開展和深入；盡管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不斷引進和使用，但還存在着問題意識不強不準，就方法談方法的“方法至上”傾向。
第三，要從關注治理的物質成效轉變為重視治理的精神氣質。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有的精神氣質，表現為社會的價值理念、個人奮鬥的目标、優秀人物的湧現、國家的發展态勢等。重視治理的精神氣質，并不是要回到“文化決定論”，而是要總結和挖掘整個國家和社會在開放變革時代中形成的優秀品格和精神特質，避免将中國的治理成效簡單地歸因于物質欲望的釋放、對外部世界的模仿或者曆史傳統的延續複興，展現當代中國治理的創造精神。當代中國治理的精神氣質肯定是向上向善的，既有物質沖動，也有精神追求；既有對發達國家的向往，也有對它們的超越；既有對曆史傳統的皈依，也有對傳統的創造性發展。總結和挖掘當代中國治理的精神氣質，就需要把觀念、價值、信仰等理念視角納入對中國治理模式的研究過程中，并努力總結出具有時代特征、代際特點的治理品格，豐富和推進我們對中國治理精神氣質的認識。
第四，要從關注人事政治轉變為關注生活政治。中國的人事政治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和發揮想象力的地方。這固然說明了在治理過程中人治因素依然重要，但是也會削弱甚至扭曲對中國整體治理的認識。選人用人的标準和方式是中國治理模式的一個鮮明特點，但不是全部。從總體而言，中國治理正在進入生活政治階段，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對日常生活的感受正在成為政治行為的優先選項。環境、社區、消費主權、勞動權益、自由流動等非政治議題正在政治化，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解決的熱點難點痛點問題。生活政治領域的變革也正在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動力。無論是宏大口号還是人事更替，如果不能進入生活政治領域，就很難引發廣大社會公衆的真切關注和行為聯動。因此，要研究當代中國的治理模式，就要關注日常生活，從中獲得研究的靈感和鮮活的感受，克服制度研究、結構研究造成的遲鈍和滞後。
第五，要從關注國家治理擴展為關注多元治理。國家在中國治理過程中發揮着核心作用，這也是中國治理模式與其他治理模式之間的重要區别。盡管中國的國家制度建設還在不斷完善過程之中，但是中國的國家掌握着大量的資源，在諸多領域行為主動、具有主導和引導作用。盡管如此，我們也必須看到，當代中國的治理也是一個多元治理主體發展的過程，社會、市場、個人等主體不僅在逐步成長壯大，而且不斷孕育分化出新的治理主體，由此使得整個治理圖景更為多元複雜。這是中國治理模式的活力之源，也是制度調整完善的重要動因。因此，要研究正在形成的多元治理主體、多元治理關系、非國家主體帶來的影響和沖擊、新型多元治理關系的形成和塑造等問題，克服研究中“國家中心主義”傾向，豐富中國治理模式的層次性和維度。
總之，要揭示中國治理績效實現的規律性，就應該調整好研究的立場和心态，把當代中國治理模式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種模式看待，擺脫特色論的思維定式，提高研究的開放水平，增強研究者的想象力，按照學術研究的規律來組織研究、推進研究、傳播研究。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運行機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号：12B22039）
「注釋」
①沃爾夫：《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國謎題”》http://www.ftchinese/story/001072839?tcode=smartrecommend&ulu-rcmd=0_02ap_hot_0_df4bb45b82364fb78794dc768e4c6a08&position=instory.
②ReflectionsontheChineseModelofDevelopment，Author(s):B.MichaelFrolic，Source:SocialForces,Vol.57,No.2,SpecialIssue(Dec.,1978),pp.384-418.
③TheBeijingConsensus，JoshuaCooperRamo，TheForeignPolicyCentre.
④JACOBPOUSHTER，InthreeAfricannations,U.S.andChinaseenasbestexamplesofadevelopedeconomy,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1/15/in-three-african-nations-u-s-and-china-seen-as-bestexamples-of-a-developed-economy.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頁。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