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特别是國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每年春季的全國“兩會”和五年一次的全國黨代會因其對中國未來的導向性作用，不僅成為國内媒體報道的重點，也吸引了越來越多海外媒體的關注。而我國日益增強的駐外記者隊伍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做好這些事件的報道，有效擴大我國媒體的話語權，是一個值得探讨的話題。
國外關注中國重大政治事件
由于中國在國際舞台的迅速崛起，中國的一舉一動與其他很多國家息息相關。因此，我國重大政治事件受到各國廣泛關注也是理所當然的，是國力強大的一種反映。
無論是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确立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還是一年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僅美國媒體進行了廣泛的報道和解讀，美國智庫還專門舉辦研讨會，研究中國政策未來走向，以及對全球和中美關系的影響。
在2012年1月6日，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就發表其研究中國的學者李成的文章，介紹當年11月将召開的黨的十八大的程序和機制，并在9月20日召開專題研讨會探讨即将召開的十八大以後中國的走向。該研讨會出動了該院所有的“中國通”，包括：李侃如、貝德、蔔睿哲、波拉克、李成等。而美國另一頂尖智庫——國際和戰略研究中心也在9月26日圍繞“十八大與中美關系”舉辦研讨會，主講人有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和該中心的“中國通”張克斯。黨的十八大前後，這兩個智庫還發表了多篇相關分析文章，他們的專家不僅為美國主流媒體所熟悉，而且成為媒體采訪的主要對象。
雖然中共十九大尚未召開，但美國智庫有關中國的研讨會經常會提到這個即将召開的重要會議。早在2016年8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艾麗斯·米勒就撰文加以預測分析。布魯金斯學會網站更是在“展望十九大”的大标題下發表系列文章并舉辦研讨會，從社會、政治和經濟及與特朗普政府的關系各個方面加以讨論。今年6月20日，美國傳統基金會組織了“十九大和中國未來走向及中美關系研讨會”。與會者有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和總裁佛讷、凱托研究所“中國通”多恩、海軍分析中心的“中國通”馮德威，以及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賈慶國和原清華大學教授等中美專家。這些智庫的言論在影響美國輿論甚至政府政策上都有一定作用。
充分發揮駐外記者的作用
過去八年來，我國駐外記者隊伍随着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推進得到了迅速發展。以美國為例，從中央一級的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及中國日報社到地方一級的上海東方衛視，其實力都在不斷壯大。中國駐美記者不僅活躍在與中國相關的各類活動中，也出現在美國其他重要事件的報道現場。除了向國内總部發稿以外，多家媒體已在當地落地，直接面向當地受衆。不少駐外多年的記者對當地情況相當了解，成為了專家型人才。他們了解當地政府、媒體、智庫和普通百姓對中國各類問題的觀感，以及當地政治、媒體和社會的特點，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财富。針對國外對我國重大政治事件的關注情況，我國駐外記者可以從多方面着手，發揮其特殊作用，做好黨的十九大報道。
第一，争奪時機和話題。
國内新聞機構對重大政治話題的報道往往因統一部署而出現滞後，被國外有關讨論和報道搶占了先機。國外這些讨論和報道有些客觀公正，但不少是臆測甚至以訛傳訛。這種先入為主容易讓很多不了解中國的人産生誤解，而當我們加以報道澄清或批駁時往往為時已晚或事倍功半。我們應當充分發揮駐外記者的耳目作用，及時發出信息，搶占輿論高地。特别是智庫活動應該提前預告，并且有針對性地事先對有些話題加以報道。
比如，中國改革的進程、經濟調整的前景，以及和平崛起的決心都是國外關注的重點，也是我們在“兩會”和黨代會的重要内容之一。駐外記者應發揮連接國内外的作用，積極反饋信息給總部，共同有針對性地以多種形式做好相關報道。
第二，前後方加強溝通，減少脫節。
筆者在與不少兄弟單位駐華盛頓記者交流中，聽到最多的反映之一就是後方負責的相關領導和編輯在進行重大政治話題報道時往往不征求和聽取他們的意見，通常會下達一些與往年雷同甚至不相關的話題。比如，有些新聞單位領導每年多次要求記者采訪同樣幾位美國專家，根本不給前方記者自主權，結果造成多家國内媒體一窩蜂地采訪某幾位專家，引起受訪對象的反感。美國大學和智庫有影響力的專家衆多，我們不應隻盯着某幾個人。
此外，不少駐外記者時常接到硬性任務去采訪一些連美國的“中國通”一般也不關心的題目，比如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結果，不僅受訪者不願談或談不出什麼内容，即使談了，内容也很牽強。為此，駐外媒體的前後方記者需要加強溝通，以便使駐外記者發揮最好的作用。
第三，切忌片面理解正面報道。
不少駐外記者反映編輯下達的任務越來越多地注重純“點贊”型，即找專家對幾個話題進行點贊。首先這種操作不符合實際情況，哪怕是對中國非常友好的美國專家，對問題的看法往往也有兩面。如果我們隻采用其所謂正面的分析和評論，而不引用指出問題的部分，不僅會讓這些專家有被利用的感覺，而且他們今後很可能會疏遠我們的記者。這同時也有損我們記者和媒體的信譽度，得不償失。5月底剛去世的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曾多次在華盛頓研讨會上指出某些中國記者不能全面引用他的觀點。不少美國專家表達過類似看法。
把“點贊”或正面報道理解為百分之百正面報道是一個誤區。首先它不尊重新聞事實，其次十全十美的描述反而讓人難以相信，達不到說服讀者的作用。好萊塢演員布魯斯·威利斯飾演過很多美國愛國英雄角色，但這些角色不僅不說愛國的豪言壯語，而且往往是一個性格上有缺陷的人。但看後大家都喜歡他，都把他當作英雄，這就是講故事的藝術。
所謂潤物細無聲，就是不要過分拔高而弄巧成拙。尊重新聞規律才是最有效傳遞信息的方式。有些美國專家認為我們中國有好故事但講不好，這就是一個原因。
第四，加強評論員和專欄作家的力量。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深刻犀利的評論分析往往廣受關注。在前方寫專欄最大的優勢在于接地氣，因為駐外記者最善于用當地人習慣和能接受的方式來擺事實、講道理。目前我們駐外記者隊伍中大多隻寫新聞，寫評論和專欄的占少數，這可以說是我們駐外記者隊伍中的一個短闆，亟需加強。
第五，充分利用國外新媒體平台。
這在今天應是毫無争議的問題了，新媒體手段在中國、美國和世界各地被越來越多地作為獲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傳播信息的重要平台。比如特朗普個人推特賬戶就有3200多萬追随者，比幾個有線頻道觀衆人數之和還多。我們國内一些媒體經營的推特和臉譜賬戶規模也相當可觀。這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多媒體傳播手段應該被每個駐外記者更廣泛地使用在報道中。
第六，對内對外報道的區别。
過去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内外有别現在已基本不複存在，網絡數字時代意味着地球一邊的人可以即時獲取地球另一邊的新聞。與此同時，我們向外國受衆報道中國重大政治事件時，在寫作内容和呈現方式上應有别于對中國國内的報道，應該多一些解釋性報道，以幫助這些國外受衆更好地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和複雜性。比如，美國人在談到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朝核問題時，往往簡單化理解，認為是一蹴而就的事。我們的報道和專欄評論就是要幫助他們形成客觀的認識。
第七，不要放過這樣的“捷徑”。
我們往往花很大功夫長篇介紹中國的成就，寫專欄與對方争辯，這對于使更多外國讀者了解中國非常有必要。但如果駐外記者發揮好耳目作用，常常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比如6月7日《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弗裡德曼在其文章中描述了他在中國所見的現代化氣象，從手機支付功能的廣泛應用到京滬高鐵沿線的新面貌，他同時還對比了美國在這方面的不求進取。雖然隻有短短幾百字，但由于他本人和《紐約時報》的影響力，文章的效果卻大于我們的整版文章。
就在弗裡德曼專欄文章發表的一天前，高盛首席執行官勞爾德·貝蘭克梵發布推文，隻用23個字描述了他每次到中國對機場、公路和手機服務的深刻印象，認為美國應該迎頭趕上。而就是這23個字被美國主流媒體廣泛引用，起到了我們一般報道和專家分析起不到的作用。我們駐外記者要善于捕捉這類信息，廣泛傳播。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