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強語言強，國盛語言盛。這幾年我國的孔子學院在全球得到快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146個國家（地區）建立了525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孔子課堂。孔子學院分布于138國（地區），其中，亞洲33國(地區)118所，歐洲41國173所，美洲21國161所，非洲39國54所，大洋洲4國19所；孔子課堂79國（地區）共1113個(緬甸、科摩羅、瓦努阿圖、格林納達、萊索托、庫克群島、安道爾、歐盟隻有課堂，沒有學院)。其中，亞洲21國101個，非洲15國30個，歐洲30國307個，美洲9國574個，大洋洲4國101個。
中國的文化産業在走出去方面也取得驕人的成績。據統計，2012年，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在全球320座城市推出了各類演出6000餘場。2013年，在全球300餘座城市舉辦各類演出5500多場。2014年，商業演出總計5100場，觀衆達1100萬人次。2017年1月23日，萬達集團旗下院線美國AMC宣布以9.3億美元（約合63.71億元人民币）并購北歐最大院線北歐院線集團（NordicCinemaGroup）。這是AMC繼并購歐洲最大院線歐典院線（Odeon&UCI）之後，再次在歐洲并購大型院線。北歐院線集團在北歐地區擁有118家影院、664塊屏幕，影院分布在北歐50個主要大中城市。并購完成後，AMC在北美和歐洲15個國家擁有1000家影院、11000塊屏幕。
中華文化海外傳播成績顯著，但如何開創新的局面仍待我們努力。
第一，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文化走出去絕非一路凱歌。中國文化将随着中國國家整體實力的崛起，重新回到世界文化的中心，但在整個過程中伴随着與西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博弈，這個曆史過程必将充滿變數，一切都是嶄新的，我們需要認真向世界學習，向西方學習，同時，西方國家也應該适應整個曆史的變革。
對西方來說，中國重新回到世界重要地位，不僅要改寫世界的經濟格局和政治格局，也必将對世界文化的格局重新洗牌。由于我國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與西方國家存在着重大差異，西方媒體至今仍慣用冷戰思維來看待中國，他們往往從一些政治性文化問題入手，頻頻發起攻勢。在當今國際輿論場被西方國家主導的情況下，如何應對西方國家在文化上的不理解、誤解乃至進攻挑釁，是我們在文化走出去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目前，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仍處于主導地位，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在傳播的體制上、輿論的控制規模上占有絕對優勢。盡管中國以新的文化姿态、新的話語内容展示了中國智慧，但要讓世界理解中國，理解一個文明的中國與當代強大起來的中國的精神聯系，理解曆史文明的中國和當代發展的中國的一緻性，認識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深刻内涵及其世界性意義，這對已經傲慢了近百年的西方文化來說是一個艱難的課題。
第二，确立文化自信，走出對西方文化的過度迷信是國内思想文化變革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融入了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之中，但經濟上的強大、國家的穩定、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改變使我們開始考慮文化的重建和精神世界的重建。此時，我們發現，百年來，我們一直以西方為師，相當多的國人還沉迷在對西方文化的崇拜之中。西方文化自然是相當優秀的文化，但在其強大的曆史中漸漸忘記了向東方的學習，忘記了作為一種地域性文化所具有的局限性。與此同時，國人在學習西方文化時，不少人對自己的文化逐漸生疏，傳統文化的偉大價值似乎隻在書本之中，甚至連對自己近代曆史的叙述也開始模糊。
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他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展示了中國的文化觀。習近平主席的一系列講話開始勾畫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和輪廓、對待西方文化和世界各種文化的态度和以文明互鑒為核心的文化平等交流理論，這将直接沖擊西方中心主義，由此看出塞缪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的狹隘和偏執。我們對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理解激活了傳統，從而将一個曆史的中國和一個發展的中國聯系在了一起，使其成為一個整體。習近平主席曾指出：“文以載道，文以化人。當代中國是曆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确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這使國人開始恢複文化自信，使文化走出去有了一個基本的自我認識和出發點。
所以，從中國文化的覺醒和西方文化擺脫文化的傲慢這兩段發展來看，中國如果重新回到世界文化的中心，與西方必然有着文化和意識形态的嚴重分歧。雙方要通過長期的文化對話和文化鬥争才能找到一條“和諧”之路。“和而不同”“鬥而不破”，這或許是我們與西方文化長期相處的基本形态。
為此，我們應開創中國自己的傳播學理論，在世界範圍内嘗試建構新的文化話語體系，逐步占據文化對話的制高點。一方面，要努力建構中國自己的新文化價值體系，向西方展示中國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我們應充分理解當今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背後的文化背景，充分利用新興工業國家與我們的經濟政治訴求的連接點，塑造出新興發展中國家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和話語系統，從而逐步建構一種在吸納西方文化基礎上的全新的國際文化話語體系，掌握世界文化的主導權。
中國的崛起是近五百年來世界曆史上最重要的偉大曆史事件，這是全球化曆史進程中最為輝煌的一個章節，中國文化要恢複其應有的文化地位和影響力，作為一個強國，這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這一切需要我們的創造，需要中國走出東亞一隅，重新安排自己的文化布局，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傳播理論，重新改革自己的國内文化體制，重新調整自己的思路，開創文化傳播的新理論，為中國重新回到文化強國的地位而努力。
第三，要加大中國學術走出去的力度，通過破除19世紀以來的西方學術話語迷信，重建中國的話語權。在文化走出去中要“堅持價值引領、凸顯文化内涵，強化中外思想文化之間的深層互動，實現中華文化海外推廣和中國理念國際認同的有機統一”。目前我們的文化推廣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就是中國思想和價值的傳播以及中國話語權的提高。其原因在于國内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嚴重滞後。在文化傳播中，語言是基礎，文化是外圍，思想是核心。目前國家投入的經費主要是在語言和文化上，在讓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讓世界了解一個“學術的中國”“思想的中國”“理論的中國”方面做得不夠理想。雖然已經有了“中華學術外譯”等項目，但仍顯不夠。
我們應該從更長時段、以更宏大的視野來審視中國話語的重建。當今的人文社會學科體系是西方在19世紀和20世紀建立的，這些學科體系在推進學術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嚴重的問題，特别是國際關系學科、法律學科、經濟學科都深受西方學術思想影響。學術話語是思想話語的基礎。中國話語權的重建不僅要在國内激活傳統文化的價值，闡述其世界性的文化和價值意義，同時，要鼓勵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在全球化時代走向世界，特别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要有計劃地推動中國學術界各個學科的學者走向發展中國家、走向亞洲、走向非洲，矯正當代流行的西方學術體系，使中國學術界在世界學術建設中發揮重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改變在學術話語上、思想話語上西強我弱的局面。
這樣，中國學術走出去就不再僅僅是宣揚中華文化本身，而是在文明互鑒的基礎上，學習多種文明，要走進考古現場、走進多種語言深處、走進豐富多彩的民族生活的核心，唯有此才能真正發現東方的價值、多元文化的價值，反思西方的學術體系和話語的不足與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超越西方現代學術體系，建立更為完善的現代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是中國真正成為一個強國的重要标志。但這樣的工作需要國家從戰略上給予支持，從學術上周密規劃，需要幾代學者卧薪嘗膽地潛心于基礎學術研究。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終極目标是使中國思想價值成為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思想價值，使中國學術界在主導、修正、完善甚至部分推翻西方學術話語體系基礎上，創立真正反映多種文明成就的現代學術體系和話語。如果永遠跟随西方19世紀以來的學術觀念和方法，對其頂禮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那麼中國學術界永遠是西方學術的跟班生。從做多樣文明的基礎學術開始，到前往埃及考古，去印度研究語言、到南美研究瑪雅文明，重繪一個新的文化世界和一個多彩的學術世界，這才是展示中國學術原創性的根本所在。中國學術走出去并不是僅僅展示中國文化研究的成就，而是在文明互鑒的基礎上，以世界文明為對象，展示中國學術界的視野和胸懷，展示中國學術對整個人類文明的貢獻。正如習近平主席2016年5月17日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時所指出的：“曆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曆着我國曆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着人類曆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将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曆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