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英語”
英語是當今世界使用最為普遍的語言，其在廣泛傳播過程中浸潤了不同國家的文化色彩而産生了不同變體。諸多變體的客觀存在導緻了英語标準與範式的多元化，從而使母語非英語者所說英語的可理解性與可接受性的外延被逐漸擴展。作為變體之一的“中國英語”（ChinaEnglish）是英語跟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相結合的産物，它以規範英語為核心保證了其作為中性信息媒介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同時也融入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表達，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變體，豐富了英語的内容，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起着積極作用。
最早明确提出“中國英語”這一概念的是葛傳先生。他在《漫談由漢譯英問題》一文中列舉了一些中國英語的例子，如“科舉”“翰林院”“五四運動”等，他認為“講和寫英語時都有些我國所特有的東西需要表達”，“所有這些英譯文都不是ChineseEnglish或Chinglish，而是ChinaEnglish。英語民族的人聽到或讀到這些名稱，一時可能不懂，但一經解釋，不難懂得”①。中國著名英語教育家汪榕培建議把“中國英語”稱為ChinaEnglish，以和中式英語（Chinglish）區别開來。他認為，“中國英語是一種客觀存在”，并提出“中國英語”應包括三個部分的含義：第一，“中國人在本土上使用的”；第二，“以标準英語為核心的”；第三，“具有中國特點的”。②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李文中則認為，中國英語是指以規範英語為核心，表達中國社會文化諸領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語幹擾和影響，通過音譯、譯借及語義再生諸手段進入英語交際，具有中國特點的詞彙、句式和語篇。③
與“中國英語”受到諸多肯定不同，“中式英語”（Chinglish）這一說法則帶有明顯貶義，主要指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語在語音、結構、語義或文化的幹擾和影響而出現的失誤，往往拘泥漢語原文字句并機械“對号入座”，出現不合規範或不合英語文化習慣的畸形英語，這種英語對英語國家的人來說往往不可理解或不能接受。簡言之，中國英語是一種特色英語，而中式英語則是漢語思維方式對英語使用的幹擾。
當然，中式英語與中國英語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也難找出泾渭分明的臨界點。事實上二者既有區别又有聯系，畢竟它們都涉及到漢語語言和文化的遷移現象，在表達形式上自然有交叉之處，中式英語也有可能發展成為中國英語。譬如“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mooncake”(月餅)、“Kongfu”(功夫)、“ProjectHope”(希望工程)、“OneCountry,TwoSystemsPolicy”（一國兩制）等表達原本是明顯的中式英語，但由于華人的廣泛應用，它們已逐漸被英語國家的人所認同，逐漸發展成為頗具特色的中國英語，并成為标準英語的一部分。
二、“中國話語”
随着在全球權力格局中的崛起，我國在對外傳播中也開始了全面的話語體系建構：從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在各種場合的發言和演講，到各種媒體對大國關系、國際金融、資源環境、國家安全、文化發展等問題的具體表述。“中國話語”與“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概念在國際交流中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但毋庸諱言，中國話語尚未擁有應有的地位，尚需進一步提升建構和傳播力度，以求将中國經驗上升為普遍性的概念體系和知識範式。當然，這個目标難以一蹴而就，可以分解為三個層次：
基本層次。“中國話語”就是“中國聲音”。為了讓世人了解中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和當下改革開放的成就，樹立起積極的中國形象，就需要用中國話語“闡述中國道路的性質定位、發展曆程和發展方向，展現中國道路的民族特色、民族底蘊和民族風格，揭示中國道路的内在奧秘、生成機理和獨特基因”④。對世界傳播中國聲音的時候，不僅要考慮“講什麼”，更要考慮“怎麼講”。比如我們不能把“禮”“德”“仁”這些極富中國特色的詞簡單直譯為ritual，virtue，benevolence，因為兩者語義所指及文化内涵相去甚遠。一般應該采用“直譯/音譯+釋譯/诠釋”的譯法，既保留漢語所蘊含的那些原汁原味的文化意象，又能融入英語話語體系，保證國外受衆對中國文化的準确認知。
發展層次。“中國話語”不能僅僅滿足于發出“中國聲音”，還要追求其傳播效果。因為在國際舞台上光發出聲音還是不夠的，還得看所發聲音的影響力和說服力。《文化建設藍皮書：中國文化發展報告（2015—2016）》指出，由于對外文化交流在傳播過程中未注意到傳播地區的特殊文化接受習慣，導緻部分國家對中國的複興抱有偏見，對中國文化存在誤解。所以在對外傳播時，除了要考慮“講什麼”“怎麼講”，還得考慮“講得好不好”“講了有沒有用”，對外傳播尤其外宣語言翻譯最好有目的語為母語的專家一起合作，以使譯語更加符合國外受衆的語言習慣及思維方式，讓中國話語更好地走向世界，也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
理想層次。“中國話語”要争取從“中國聲音”發展為“國際聲音”。也就是說，中國話語不僅要捍衛自己的“權利”（right），更要着眼于追求“權力”（power），除了能引導國際輿論，傳達中國的訴求，還要能夠引領國際規則的制定——要掌握“講得對不對”的評判标準，也就是要争取在國際交流和對話中制訂話語标準，引導話語議程，裁定話語争議，有設置話題的權力，有控制話題的能力。除了主導關乎中國的話語議題，中國話語還應該有意識地創設一些區域性乃至世界性議題，從區域突破開始，拓展區域文化認同，争取建構國際話語社區，開啟國際話語的中國時代。
三、“中國話語”如何借力于“中國英語”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國際公認，政治影響力也日益凸顯，這些都為中國英語的發展和中國話語的輸出奠定了良好基礎。需要注意的是，中國話語體系不是光靠自我命名、自我确認就能建立，而是需要在全世界廣泛傳播并被廣泛理解，所以中國話語需借助中國英語講好中國故事。
基本前提。要加強頂層設計，确立切實可行的中國話語目标，努力提高國家的修辭能力。“我國是外語學習大國，但是就語種能力來看卻是個外語資源開發利用的小國”，⑤所以國家和政府應以國際話語格局的演變規律為參考，依據國情對中國話語體系進行頂層設計和長遠規劃，主動突出文化内涵，淡化政治符号，力求巧妙地将中國故事和中國元素通過準确的中國英語表達出來。
事實上，“講好中國故事”現在已成為國家層面的一個重要實踐命題：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戰略思想；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就《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提出用海外讀者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言，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努力成為增信釋疑、凝心聚力的橋梁紐帶；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時再次強調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華文化；2017年11月10日在越南岘港2017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再次講述中國故事，闡述中國機會，分享了中國方案和智慧。另外，成立中國國際電視台、推廣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推出《求是》和《環球時報》等報刊的英文版、打造“中國共産黨與世界對話會”平台等等也都印證了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的規劃和行動。
當然，話語力量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語言障礙沖不破，我們就很難實現“中國故事，國際表達”。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我國許多媒體英文稿件的中式英語現象比較普遍，國外讀者對許多“特色”表述難以理解，而且中英文稿件報道的角度有着很大的差别，單純地翻譯稿件難以滿足國外受衆對新聞本身的要求。正如著名學者王甯所言，“中國文化和文學走向世界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它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這其中，翻譯可以說是重中之重”，⑥中國話語在全世界的影響力需要通過具體的譯語形式加以實現，在此過程中，中國英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國家應基于國情和全球化趨勢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制定外譯外宣基本戰略，進行科學合理的語言規劃，夯實中國話語體系的實踐立足點。
基本原則。中國話語不僅是中國特色文化的記錄者和承載者，也是文化傳播的基本手段，應該進一步強化語言為載體的文化産業傳播文化的功能，積極發掘中國語言背後的文化資源。中國特色的詞語内涵豐富，簡單套用西方話語形式或直接西化中國文化皆不足取，對譯者的語境認知能力和靈活應變技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時候就需要從“三貼近”的原則（貼近中國發展實際，貼近國外受衆對我國信息發展的需求，貼近國外受衆的思維習慣）将所需内容譯成中國英語，立足中國文化“走出去”之需要，堅持中國立場、國際表達，增強中國話語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例如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出的要求是“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翻譯成英文時采用了直譯和意譯相結合的方法，即“lookintothemirrorandstraightenyourclothing;examineyourselfandcleanupyouract”這樣一個譯法，既準确表達了漢語意思，又能讓英語讀者輕易理解。再比如20世紀中後期以來，音譯詞Tao/Dao越來越多地被英語譯者所使用，并進入了英語詞典，越來越多的英美讀者也開始認識到中國之“道”、道家之“道”的獨特魅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也更為準确和友好。這樣一些獨具特色的中國英語承載中國社會文化，又能融入國際語境，達到良好的交際效果，讓全世界不僅聽見中國話語，更能聽進中國話語。
基本保障。“講好中國故事需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國際傳播需要國際視野、國際慣例、國際平台和國際人才”⑦，當下尤其需要大量熟練掌握中國英語的雙語或多語人才。培養雙語或多語人才是項複雜的工程，尤其要培養谙熟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将來，同時兼具紮實的外語功底和深厚的外國文化素養的人才的任務更為艱巨。早在上世紀80年代，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GoranMalmqvist）在上海的一次中國當代文學研讨會上就公開宣稱，中國當代作家之所以未能獲得諾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優秀的譯者和優秀的譯本，國外讀者和諾獎評委難以了解這些作品中語言和文化的精深奧妙。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得到西方世界的認可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的出色翻譯功不可沒，而莫言同時代不少出色的中國作家的佳作卻由于缺少高質量的英譯本在另一文化語境中處于邊緣或沉寂狀态。
盡管當下懂英語的人數不斷攀升，但同時熟谙中英文化者的數目卻大打折扣，而且大多數人的實際對外傳播能力較弱，具有專門文化知識的雙語營銷人才、管理人才更是匮乏，所以真正能用中國英語推進中國話語在國際格局中位置的人才相當緊缺。我們也不可能指望國外優秀的文學翻譯家都娴熟地掌握中文，變成學貫東西的漢學家，并心甘情願地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将中國文學介紹給西方受衆上。因此我們的對外傳播和英語教育均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話語自覺，争取靠自己培養出谙熟中國英語的高質量的雙語和多語人才，為中國話語在全世界的推進提供有力保障。
總而言之，從中國英語的輸出到中國話語的自立自強是實現“四個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中國夢的内在要求。通過精心設計的中國英語，謹慎處理好中國特色詞語的外宣英譯，既能保留漢語的形式或文化意象，又能有效傳遞信息，塑造中國話語，在“潤物無聲”的巧妙運作中逐漸培育樂于傾聽中國聲音的外國受衆。總有一天，“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格局會得到扭轉，中國話語的世界意義将得到彰顯，中國的發展優勢也将轉化為話語優勢。
（本文系國家級創新訓練計劃項目“我國高校英文校訓使用現狀研究——跨文化傳播的視角”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号：201710287068）
「注釋」
①葛傳：《漫談由漢譯英問題》，《中國翻譯》1980年第2期。
②榕培：《中國英語是客觀存在》，《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
③李文中：《中國英語與中國式英語》，《外語教學與研究》1993年第4期。
④陳曙光：《中國話語與話語中國》，《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10期。
⑤李宇明：《當代中國語言生活中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9期。
⑥王甯：《翻譯與跨文化闡釋》，《中國翻譯》2014年第2期。
⑦王鳳：《培育講好中國故事的特殊隊伍》，《對外傳播》2017年第8期。
責編：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