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對外傳播思想指導下，我國對外傳播的内容和形式都發生了轉變。中國的對外報道從以往的宣傳風格轉變為注重講述中國和中國人的故事，在形式上也變得更加活潑多樣，一系列領導人漫畫頭像的出現打破了以往的嚴格限制。這些轉變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媒體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中國故事開始出現于西方媒體的報道中。
要做好我國的對外傳播，就要了解國外的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是如何報道我國的國家形象的，并針對性地做出相應的對策。國内外對《紐約時報》的研究一直未斷，個案分析、比較分析等成果顯著。但黨的十八大以來對《紐約時報》涉華報道的系統研究比較缺乏。本文以十八大為曆史基點，系統分析和研究《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的新聞報道，探究其報道框架、報道議題、報道傾向等，總結其自十八大以來對中國形象的構建、态度和立場。
本文的研究範圍基于十八大以來《紐約時報》的涉華報道。本研究的樣本來自《紐約時報》中文網，盡管《紐約時報》中文網和《紐約時報》不完全一樣，但是由于本研究選擇的文章都有對應的英文翻譯，因此所選文章基本都會在《紐約時報》報紙上刊登，具體地說，本研究抽取《紐約時報》中文網開設的中國專欄的新聞報道。樣本選取采用逐年間隔随機抽樣的方法，2012年間隔12篇抽取一篇，2013年間隔13篇抽一篇，2014年間隔15篇抽一篇，2016年間隔12篇抽一篇。2012年抽取7篇，2013－2016年各抽取50篇，共計207篇。被抽取的個體組成最終樣本。
二、研究發現
（一）新聞選題分析
十八大以來，《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的報道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在本文所選取的207篇樣本中，筆者将其分成了政治、經濟、社會、外交、文化、環境和港澳台七種類型，經統計，以上七種類型的報道數量分别為68篇、24篇、59篇、22篇、9篇、9篇和16篇，不同類型的報道占比如下圖所示：
圖1：各類新聞報道所占比重圖從上圖中的數據可以看出，《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的報道中，政治新聞和社會新聞的報道數量最多，所占比重分别為32.9%和28.5%，這兩類新聞報道所占的比重超過了報道總量的五分之三。另外，《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經濟和外交方面的報道也較多，在樣本總量中所占比重分别為11.6%和10.6%；對港澳台的報道數量較少，所占比重為7.7%，新聞報道數量最少的是文化及環境領域的報道，二者所占比重皆為4.3%。
（二）選題的傾向性分析
新聞的客觀性是世界各國媒體所共同遵循的準則之一，它和新聞的真實性一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對中國的新聞報道中，《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報道的選題上呈現出一定的傾向性，總體上以中立為主，負面選題比重較高，正面選題偏少，這也成為《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的報道在選題上的一個特點。在本文選定的207篇樣本中，中立性的選題數量為104篇，超過總量的一半，負面性的選題報道數量為89篇，而稱贊表揚的正面選題報道的數量僅14篇。圖2：選題傾向性所占比重圖從上圖中的數據可以看出，《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的報道選題是以中立為主的，但負面選題所占的比重高達43%，而這些負面選題分布于政治、社會、外交等多個領域的報道中，正面選題的報道比重僅占6.76%，這與比重為43%的負面傾向形成了較大的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于中國的報道在選題上的傾向性。
圖3：各類新聞報道的選題傾向比例分布圖在所選取的研究樣本中，《紐約時報》中文網對各個領域的新聞報道選題傾向有所不同，但仍以中立和負面傾向為主。在本文劃分的七種類型的新聞報道中，有五種類型的新聞報道，即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及港澳台類新聞報道，其報道選題的負面傾向超過了中立傾向，這進一步說明了《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報道中國時在選題上的負面傾向的比重。
圖4：十八大以來各年份選題傾向分布圖十八大以來《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的報道在不同年份選題傾向所占比例不同，如上圖所示，《紐約時報》中文網負面選題比例最高的是在2013年，這一年的負面選題中反腐的新聞報道占了較大的比重，這是因為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反腐力度加大，因違紀而接受調查的官員數量增多，因而《紐約時報》中文網也加大了對中國反腐的關注力度。
（三）報道中的傾向性分析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對中國的報道中堅持以客觀報道為主，但仍然出現了較大比例的負面傾向的報道。
圖5：報道傾向比重圖經統計，在本研究所選的207個樣本裡面，報道傾向客觀的有143個，占比率為69.08%；報道傾向呈現負面的樣本有64個，占比率為30.92%。總體來說，《紐約時報》中文網對涉及中國方面的新聞報道較為客觀，占比将近70%。根據交叉分析，報道傾向呈現負面的樣本主要集中在政治類新聞和社會類新聞，樣本數量分别為32個和22個。
（四）标題的傾向性分析
新聞報道必須遵循客觀性原則。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客觀”隻是一個理想化的狀态。上述統計顯示，《紐約時報》中文網對涉及中國的新聞報道負面傾向性占比為30.92%，也就是說，其對中國的報道存在一定的偏見。
偏見存在于新聞報道框架中的每一個部分。衆所周知，标題是新聞的“眼睛”。新聞标題能夠第一時間傳遞給讀者新聞報道的主要内容。所以新聞标題的傾向性也直接影響受衆的感受。
在本文選取的207個樣本中，新聞标題傾向性較為明顯的樣本有21個，占總樣本的10.14%，而這些有明顯傾向性的新聞标題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新聞報道中。在标題有明顯傾向性的21個樣本中，整篇新聞的報道傾向性明顯的樣本有11個，占比率為52.38%；選題為負面的新聞事件的樣本有17個，占比率為80.95%。該數據表明，《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報道中國的負面新聞時報道的傾向性和标題的傾向性都更加明顯。
新聞标題往往通過具有刺激性的詞語和字眼吸引受衆，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具有傾向性的新聞标題中，主要通過動詞、負面名詞以及形容詞來表現這種傾向。
（五）報道的信息來源分析
在本研究中，信息來源為《紐約時報》中文網關于中國的報道中信息的提供者，既包括直接出現在報道中的受訪者或機構，也包括被間接引用或轉述的信息出處。根據信息來源的渠道，将其分為單一中國信息源（信息提供者均為中國方面）、單一美國信息源（信息提供者均為美國方面）、單一國際組織信息源（信息提供者均為國際組織和機構面）、混合多方信息源（信息提供者來自多方）、不明信息源（沒有明确信息源）。
從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到，《紐約時報》中文網采用混合多方信息源最多，占比率為51.70%，超過一半；其次是單一中國信息源，占比率為30.43%。這兩個數據符合《紐約時報》中文網也能代表《紐約時報》“國際化大報”的立場。對涉及中國的新聞事件，中國方面最有發言權，信息源更接近新聞事實。而采用多方信息源進行論證，有利于展現多方意見，平衡各方立場，更能讓人信服。
但不可忽視的是，單一美國信息源的比重為9.67%，接近十分之一。筆者進一步分析，發現信息源為單一美國方面的樣本多集中在政治新聞和社會新聞領域，且負面的報道傾向比重為56.25%。例如，在涉及到中國與美籍華人之間的關系上，《紐約時報》中文網習慣采用單一的美國消息源。例如在一篇題為“中國黑客行動，美國華人之憂”的報道中，《紐約時報》中文網引用自己的報道，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網絡攻擊來自中國，攻擊的主要目标是美國。在這篇采訪美籍華人如何看待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的報道中，《紐約時報》中文網設定了中國的網絡攻擊給在美國的美籍華人帶來了焦慮這一框架，報道中所采訪的美籍華人在接受采訪時也是基本按《紐約時報》中文網設定的框架表達了擔憂的态度。
（六）十八大以來《紐約時報》中文網構建的中國形象分析
1.政治形象分析
在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中，《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的中國政治新聞的樣本共有90個，占據總樣本的43.48%。涉及的議題有反腐、敏感政治事件、民族宗教人權、政黨及政治制度、軍事外交、港澳台、官員作風建設、國家領導人等。其中，軍事外交和反腐議題數量較多。在選題上，負面選題占據一半，中立選題緊随其後，但正面選題比例遠遠低于負面選題；在報道傾向上，64.44%的報道比較客觀，負面傾向的占比率為35.56%。總之，《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對中國政治新聞的報道上，選材多負面和中立，正面偏少；報道傾向總體上較為客觀，但負面傾向依然明顯。
2.經濟形象分析
本研究中，《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的中國經濟新聞的樣本共有24個，占據總樣本的11.60%。涉及的議題有中外企業事務、對外投資貿易、股市樓盤、經濟發展、經濟改革和外彙，其中，中外企業事務和對外投資貿易涉及較多。在選題上，負面選題占據一半，中立選題占三分之一，正面選題最少；在報道傾向上，客觀傾向占比率為75%，負面傾向占比率為25%。總之，《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對中國經濟新聞的報道上，選材多負面和中立，正面較少。
3.社會形象分析
為方便統計，本研究在此将醫療、教育、環保、司法、民生、人口等方面的新聞均歸類到“社會新聞”。《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的中國社會新聞的樣本共有68個，占據總樣本的32.85%。社會新聞事關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涉及的議題也比較分散。議題相對集中在環保、司法、沖突、災難等領域。其中環保問題涉及9篇，沖突事件8篇，災難事件7篇。
從報道選題上看，負面選題占比率為54.41%，中立選題占比率為38.24%，正面選題最少，占比率為7.35%；在報道傾向上，客觀傾向占比率為67.65%，負面傾向占比率為32.35%。總之，《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對中國社會新聞的報道上，選材多負面和中立，正面較少；報道傾向于客觀，但負面傾向也比較嚴重。負面選題集中在空氣污染、暴力沖突事件等。這些選題帶有西方媒體慣有的選題傾向，即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事件或突發類新聞。
4.文化形象分析
本研究中，《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的中國文化新聞的樣本共有9個，占據總樣本的4.35%。涉及的議題主要有中國動畫藝術家徐軍的作品及人生經曆、清華學者描寫中國外交新著作的專訪、“A4腰”引領時尚潮流、體育乒乓球員“中國制造”現象、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幽默、搖滾樂初來中國、張藝謀電影《長城》。相對于其他類别的報道，《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文化新聞的報道數量少，議題也比較分散。在選題上，多中立；報道傾向上，絕大部分都是客觀的。總體看，塑造的是一個較為客觀和中立的中國文化形象。
三、結論與讨論
通過對十八大以來《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形象的構建進行分析發現，與十八大之前相比，《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中，無論是在構建方式還是構建的中國形象上，與《紐約時報》以前的報道都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在構建方式上，《紐約時報》中文網仍然是以客觀報道為主，負面報道傾向明顯，從報道選題、報道傾向、标題傾向、信息來源選擇等方面來構建中國形象；《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報道中所構建的中國仍然是一個正在積極發展但同時也存在突出問題的國家。
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取得了不少新的變化和成就：政治上提出了“中國夢”的引領方向，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文化上提出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傳播中國好聲音；外交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重視搞好周邊關系，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投行等等。
然而這些變化并沒有使《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中國的形象構建産生明顯的變化。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态和社會價值觀不同，《紐約時報》是美國媒體中最具代表性的主流媒體之一，在報道新聞中所遵循的是西方的意識形态和價值觀，報道的是它認為有價值的、值得報道的新聞，這種視角和思維方式導緻了其對中國形象的構建很難在短時期内發生明顯的轉變，對中國的負面報道也是難以避免的，《紐約時報》中文網作為《紐約時報》開設的面對中國受衆的網站，也體現了這樣的報道特點和價值傾向。這是中西不同的意識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報道方式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從西方媒體塑造的中國形象來看，目前我國的對外宣傳還需努力，如對西方主流社會的影響力有待提升、應對突發事件和危機公關的能力還需加強、對重大新聞“主動出擊”的力度亟待強化等等，①而這些改進需要一個過程。「注釋」
①陳沫：《淺談中國國家形象的對外宣傳》，《理論界》2011年第10期。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