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特色話語體系與價值觀
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建構其首要任務是科學解答當代中國的重大實踐和理論，但是就價值觀而言，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任務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優秀文化的深度融合。馬克思主義屬于外來的思想理論，在對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等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研究中，很多國内學者緻力于回到他們的原初語境中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真義，但是回到原初語境的目的并不是在理論上“歸化”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而是在理解透徹的基礎上，用中國的話語體系重新加以分析和評價，同樣我們還需要用中國的學術話語去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構建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需要我們從各種具體話語中梳理出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主要内容，找出其實質性的關聯，然後再經過理性思維上升為思維的具體，形成由中國式概念、範疇和原理構成的話語體系。②中國原本沒有“哲學”概念，自西方引入後，國内學術界将“哲學”按照西方的原初定義，從本體論、認識論、存在論等方面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分類，并用西方哲學話語體系證明中國有哲學，再用西方的話語方式全面诠釋中國哲學的内涵。
今天的中國憑借着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政治、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經成為一個備受國外受衆關注的魅力中國。如果說，中國過去在話語體系中遷就西方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今天中國如果不建立自己特色的話語體系，就失去了自身文化強盛的機會，同時也必然會讓對中國奇迹背後中國價值觀充滿好奇的國外受衆抱憾而歸。所以，有學者建議，我們不必要再用西方的話語來限定中國的價值觀。例如，英漢和漢英字典中都是用“benevolence”“righteousness”等單詞去翻譯“仁”“義”等中國價值觀，實際上，英文中的這些單詞隻是片面地反映了中國價值觀的核心概念，更加深刻而廣泛的意義并沒有表達清楚。我們完全可以用遵循翻譯的異化原則，用“ren”“yi”直接來翻譯中國的價值觀。我們不用擔心西方的受衆因為異質性太強而放棄對中國價值觀的了解。一方面，我們可以主動地利用媒介、NGO等組織來廣泛傳播中國價值觀。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因為異化翻譯帶來解釋工作的難度而放棄中國價值觀的魅力，就如同康德、黑格爾著作中的價值觀晦澀難懂，并沒有阻礙全球知識界了解它們、鑽研它們的熱情。
毛澤東說：“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③構建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來傳播價值觀，就要從自身的文化和自身的社會實際出發。話語雖然不是現實，但是話語的積澱和形成，離不開具體的社會環境。話語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因此，堅持文化自信、話語自主，就是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可以在解釋中國價值觀的過程中，将西方話語作為例子、類比和參考，但是絕不能夠以西方話語作為主幹。“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④缺乏原創和主體的當代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隻不過是西方話語的“傳聲筒”和“應聲蟲”。隻有堅持原創性和主體性才能夠擺脫西方話語的霸權，構建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價值觀話語，這是其國際傳播的基礎。
二、當代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話語的情感性建構
價值觀的傳播過程不僅是一個認知信息的傳遞過程，更是一個情感信息的感染過程。這個過程主要以日常話語作為媒介，通過情感的催化作用，促進理性邏輯話語的轉化。1936年，精神分析學家哈特曼等人在德國議會選舉期間設計了一次實驗，通過向選民分别發放“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性”的兩本小冊子，發放了“訴諸感性”小冊子的選區選民的投票率增長最高。這是由于人的态度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三種成分，其中在态度的形成與改變中起最關鍵作用的還是情感。當然，這并不是說理性邏輯的力量不重要，如果把邏輯和情感綜合起來，那麼傳播效果肯定要比單純的情感要強得多。
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在邏輯理性話語方面的使用十分擅長和熟悉。中國共産黨通過傳統媒體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形成了嚴肅宏大的話語體系，這一話語體系通常運用理論化、抽象化的文字宣傳，以報刊、圖書或有聲廣播、電視作為傳播媒介，具有神聖、嚴肅、深刻的文化意指，規範、精制的形式要求以及正統、道德化的倫理指向。⑤總體上來看，當前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在話語的使用上呈現出倚重理性、感性不足的特征。
随着網絡與新媒體的發展，人們逐漸轉向通過視聽媒介接收信息，可視化和可聽化的信息逐漸取代了傳統文字信息的優勢。互聯網上的文字、圖片和音視頻，與傳統的報紙、電視上的文字、聲音和圖像沒有實質上的差異，但是由于其呈現載體和方式上的差異，給受衆帶來了更加微觀化和情感化的體驗，人們的交流方式也趨于感性化。人們的感性交流轉向并不意味着人們的話語中不再傳遞價值觀，而是價值觀的傳遞話語發生了感性轉變。話語共同點、情感共鳴點是國際交流的公約數，當代中國價值觀需要通過情感性的對外話語表達實現國際傳播效果。
情感話語的建構，符合世界文化傳統的共識，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對“同理心”的強調。所謂“同理心”不是指道理在理論上的相同或相近。在西方，“同理心”一詞源自希臘文“empatheia”（神入），它指的是人們要從情緒和情感出發，設身處地地理解對方。在中國，與“同理心”相近的一條法則就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同理心”也被稱為“共感”“共情”“移情”。利用情感話語傳播價值觀，能夠比較輕松自如地實現文化上的通約，迅速地把一方文化帶入另一方文化之中，提高雙方在價值觀上的認同，這在國際交往中是很多成熟領導人比較普遍使用的策略。例如，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美時在西雅圖出席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辦的歡迎宴會上發表緻辭，談到中國的反腐敗鬥争時，他提到“這其中沒有什麼權力鬥争，沒有什麼‘紙牌屋’”，赢得了場下聽衆的陣陣掌聲，不少聽衆還不由自主地會心一笑。習近平主席使用的“紙牌屋”一詞來自美國熱播的電視劇名，這部電視劇講述了美國政壇的權力角逐，揭露了西方政黨政治運行過程中的一些弊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反腐倡廉成果令世界驚歎，西方媒體報道中既有肯定的聲音，也不乏“陰謀論”的聲音。習近平主席借用“紙牌屋”這一西方政治意象，表明了中國反腐敗鬥争不是政治表演，而是實實在在以人民的名義而展開的政治體制改革措施，輕松地将中國的“公正”“法治”的價值觀傳播給西方受衆。
三、當代中國價值觀對外傳播話語的故事性建構
講故事是人的本性。從哲學的角度講，人天生有愛講故事和愛聽故事的需求。故事反映的是一種受衆意識，講故事的人絞盡腦汁想讓聽故事的人願意接受自己的信息，而聽故事的人也不斷尋找有趣的故事。因此，“故事”本身反映了人們對于組織信息和接受信息的需求與被需求的關系。
故事之所以比其他信息形式更吸引人在于其具有趣味性和通俗性。人類媒介的發展趨勢就是要使信息更加快速、更加形象化地得到表達。故事本身既是内容，又是媒介，它自口頭傳播時代起就已經形成，它在新媒體層出不窮的時代裡，依然不減魅力，新的媒介總是想盡辦法取代故事的媒介性，故事的内容本質就越來越突出。因此，無論媒介如何發展，故事作為一種重要的内容形式，它總是符合人們對信息的需求。
故事是有意義的信息。一個故事作為一個閉環，承載着特定的意義。故事承載的意義，使得故事的價值得到彰顯。人們不會垂青無意義的信息，無意義的信息總是被認為是冗餘的。故事的趣味性并不抹殺意義，因此故事又是寓教于樂的典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根據世界發展的實際狀況，提出中國與沿線國家一同加強交流合作的倡議。西方國家及其媒體從固有的冷戰思維出發，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做出富有敵意的判斷。習近平主席在國際舞台上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不斷诠釋“一帶一路”倡議的曆史淵源和現實意義，讓世界充分了解中國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參與全球治理的善意。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巴基斯坦、巴西、俄羅斯、坦桑尼亞時，通過一個一個故事向世界表明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就是，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始終秉持正确的義利觀，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赢的新型國際關系。
有的人認為，故事沒有普遍性，理論具有概括力，所以理論要比故事具有更深遠的意義。故事比起理論的确不具有全面概括性，但是它的魅力在于生活化。從哲學思維方式來講，生活化的故事符合歐美受衆的演繹思維。從傳播學的角度看，生活化的故事符合接近性原則，它遠比空泛的理論言說具有說服力。今天，西方人從中國民衆日常生活中體驗到最深刻的價值觀是“工作、工作、工作”。西方人并不是在“單向度的人”的角度看到中國人的“工作”，而是從價值觀的層面認可中國人的勤奮與努力。
當前，中國的對外傳播把會不會、能不能講好中國故事作為傳播能力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将價值觀和意識形态等等具有極強的抽象性和理論性的内容通過故事表達出來，是最能夠考驗國家對外傳播能力的。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對于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這就要求“不僅要注意語言、修辭以及講述技巧的選擇，更要考慮外國受衆的文化背景、心理需要、思維方式和接受習慣，從心理層面喚起國外民衆的正面情感，增強中國故事的親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⑥
。國内曾有學者針對歐亞主要國家開展了一次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各個國家受衆接受中國文化的首要選擇媒介是電影。電影是講故事的藝術，國外受衆選擇電影途徑接受中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性。中國電影從解放前的《莊子試妻》《四傑村》《西廂記》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功夫》《十面埋伏》《英雄》等，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但在類型上大都以古裝片和功夫片為主。由于西方大部分受衆對中國文化并不熟悉，所以這種“陌生化”是講故事的天然優勢。新時代的中國電影更要注重從日常生活中挖掘故事，展現中國價值觀的當代力量。改革開放以來，生活化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例子并不鮮見，但是有一部分電影因崇尚經濟效益和商業價值而缺乏價值觀表達，還有相當一部分電影則以“藝術”自居而刻意放大中國的落後與愚昧的元素。這主要是由于電影制作人在追求狹隘的利益表達過程中“綁架”了價值觀，這種個人主觀化的故事雖然對西方受衆也是陌生的，但往往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與實現反映着中國價值觀的當代實踐，人民群衆對公平正義、生态環保、誠信友愛的追求都是可以通過影像、對外傳播的好故事，《三峽好人》《最愛》《我的父親母親》等中國制作都在生活故事的表達中充分展現着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态度和價值追求。
與此同時，講故事要善于從受衆的角度而不是宣傳的角度來組織話語。在對外傳播中，講故事就是要把中國的故事用西方的話語表達出來，讓西方的受衆從中體驗到中國價值觀的魅力。2016年12月，國内的澎湃新聞正式運行一個講述中國故事的英文産品《第六聲》（SixTone）。這款全新産品基于新媒體平台，利用社交媒體向西方受衆傳播新聞，其創建的宗旨就是用更具人性關懷的角度講好中國人的故事。《第六聲》的員工隊伍擁有多元化的國際背景，他們分别來自七個國家，其中不乏《華爾街日報》《赫芬頓郵報》等媒體的原資深媒體人，以及畢業于哈佛、牛津等國際知名院校的年輕人。《第六聲》努力從普通中國人的角度入手，挖掘事實背後的社會意義，展現當代中國人對價值觀的踐行。經過半年多的運行後，《第六聲》的國際傳播效果顯著，獲得了西方主流媒體的認可，業已成為美國的彭博社、《赫芬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英國的《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獨立報》，法國的《解放報》等外媒報道中國的信源。
綜上所述，話語不僅是形式，更是内容。安東尼·吉登斯認為：“國家的發展必然與話語方式的形成相融合，話語方式建構性地塑造了國家權力。”⑦生活化的話語在形式上遠離國家權力，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提升了中國價值觀的對外傳播效果，在内容上也更加深刻地影響着權力的型塑。
（本文系2017年度浙江省教育廳一般項目“‘講好中國故事’視域下外宣翻譯的譯者主體性及其策略研究”成果，項目編号：Y201738141）
「注釋」
①《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人民日報》2014年2月26日。
②李景源：《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原理》，《光明日報》2004年9月14日。
③《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
④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⑤吳瓊：《創新主流意識形态傳播的話語表達方式》，《紅旗文稿》2017年第10期。
⑥李子祥：《新形勢下講好中國故事的路徑探索》，《前沿》2014年第8期。
⑦[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一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4頁。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