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今所做的很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央情報局的秘密任務”，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創建者阿倫·韋恩斯坦（AllenWeinstein）如此描繪這個組織的工作職能①。1983年，正是因為“水門事件”之後情報部門的各種醜聞給權力精英帶來了困擾，裡根政府才決定成立這個機構，并将中央情報局的很多職能移交給它來完成。如果認真分析這家“非政府”組織年度報告的财務狀況，會發現它的每一分錢幾乎都是美國聯邦政府通過各種渠道所撥付的②。
“民主”這個詞彙在NED的字典裡含義十分特殊：隻有那些遵循市場經濟規則、服膺于美式和平全球化秩序的政治組織才被認為是“民主的”。這解釋了為什麼這家以“民主”為名的基金會卻經常想盡辦法幹擾各國在公平秩序下的民選活動，其中包括1990年的尼加拉瓜、海地、保加利亞，1991年的阿爾巴尼亞，1996年的蒙古，2002年的斯洛伐克……多年來，NED所展開的很多任務都讓正牌的秘密情報機構感覺汗顔，他們在法國資助知識分子組織對抗左翼社團，在南斯拉夫資助社會運動推動政變，在古巴資助恐怖組織暗殺卡斯特羅，當然還有從1999年到2004年對委内瑞拉民選總統查韋斯持續不懈地圍剿和颠覆③。在成立後的30多年中，NED所提供的資金、技術培訓、教學材料和通訊設備源源不斷地流向衆多國家的政治團體、社會組織、右翼勞工聯盟、反對派運動、學生群體、出版商和新聞媒體，并通過各種手段肆無忌憚地幹涉這些國家的内政。
2017年，正是這家機構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指責中國和俄羅斯正在世界範圍内行使“銳實力”（SharpPower），以各種宣傳手段達成文化政治目标④。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用這份報告中的陳述“向剃刀一般切入一個社會機體，助燃并擴大其中的各種分歧”來形容NED自身倒是再合适不過⑤。
我最初帶着極大的好奇心去翻閱了長達150多頁的“銳實力”報告，以為其中會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信息，但是讀過之後的确感到非常失望。NED煞有介事地聯合歐美多家地方智庫機構的調研，實際上沒有列舉出任何有價值的獨家信息，幾乎所有的報告内容都可以在官方材料和公開新聞報道中找到。
如此一來，“銳實力”報告與其說是一份調研成果，不如說是一份宣傳材料，它的價值不在于提供多少有效信息，而全在于制造并廣泛傳播“銳實力”這個概念本身。實際的傳播效果也應該在NED的預期當中，從《經濟學人》《外交事務》到新聞網站布賴特巴特（Breitbart）的各類西方媒體紛紛對“銳實力”進行跟随炒作，一幹學者名人針對這個空洞的話題大發議論，在知識界渲染了抱虎枕蛟的危機感。更有意味的是，很多中國主流媒體在還沒有認真通讀報告，也缺乏審慎政治判斷的情況下，急忙面向大衆進行蒼白的回應和否認，反倒幫助炒熱了這個概念。
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綜合“銳實力”報告中所搜羅的各種材料，排除它先入為主的價值曲解，倒是能看出中國的海外傳播與NED這種機構所組織的宣傳活動有着明顯差異：首先，從報告的内容來看，除了衛星廣播和頻道落地之外，中國主要使用當地媒體平台來發聲，而且這些傳播内容的國家主體身份可以清晰識别，并無有意遮蔽。這一點比起二戰結束至今美國情報機構天女散花一般在世界各地操辦“民間商業媒體”的戰略手段反差極其明顯；其次，NED的報告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海外傳播内容主要着力塑造良好中國形象，基本停留在對象認知層面，沒有強調任何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發展道路的普遍性，其努力的方向僅僅是試圖避免對中國形象的負面和不确定性認知。相比之下，塑造價值觀認同和制度認同恰恰是美國新聞署和NED這類組織首要且公開的目标；再次，涉及中國的各種文化溝通、人員交流和機構合作基本都以公開的政府合作方式呈現，報告沒有展現出任何可以歸入“隐秘”和“強制”範疇的案例，相反“雙赢”是被強調最多的詞彙。這又與NED這類機構常常模糊“隐蔽操作”和“文化傳播”之間界限的慣有做法差别明顯。總之，如果以當下全球秩序中的霸權邏輯來理解，中國的海外傳播活動不但缺少所謂的“銳氣”，反而與中國強大的國際經濟影響力反差明顯，有些過于“溫良恭儉讓”了。
然而“惡人不會做善事”，這是媒體公關叙事和意識形态操縱的一個基本技巧。一旦建立起敵我區分的邊界，将一個社會群體視作非我族類，那麼“他們”的任何正面自我表達就都構成了對“我們”别有用心的洗腦。僅僅通過将中國冠以“威權國家”的名号，NED的報告就可以把原本國際關系領域的正常傳播活動都定性為“滲透”、“操縱”和“脅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此試舉報告中的幾個例子，看看它如何通過簡單的貼簽和曲解就能完成一個政治概念的生造。
在大衆傳媒領域，“銳實力”報告将媒體合作、内容交換、記者交流這些各個國家都在廣泛開展的公關活動都概括為中國散播宣傳信息的“借船出海”⑥。報告還别有用心地提出，“民主國家”的公衆居然很少批評中國的政治體系和人權問題，隻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感興趣，這會給中國的媒體宣傳提供民意真空。很顯然，談論中國，卻不批評中國，這在西方“民主精英”眼中已經成了一種不能容忍的政治不正确。
在智庫和教育機構合作領域，報告承認中國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與對象國合作（合資）共建，這本是一種避免單方主導嫌疑，保證研究機構中立性的努力。然而，報告的研究者将此解讀為當地政府拿着納稅人的錢幫助北京進行意識形态宣傳⑦。按照這種邏輯，中國幾乎所有主要大學中都遍布着與國外基金會合作的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們說成是調動中國的人力物力幫助這些國家搞意識形态宣傳呢？
在文化交流領域，世界各國的駐外使館都有促進和推動本國文化傳播的職能，這當然是具備一定政治屬性的任務。中國駐外領館參與中國春節民俗活動的組織，與華人公衆互相配合，共同塑造中國認同，提升中國文化的影響力，這也被寫入“銳實力”報告，成為“中國借機擴張自己的海外影響力”⑧的證據。不知道這樣的“注水”行為，是說明調查人員的敬業精神存在問題，還是承認他們掌握的材料實在有限。
最後，報告反複強調中國通過人際之間的交往達成政治滲透的目的，并不斷渲染其危險性。必須承認，随着中國海外投資和經貿往來的增加，中國的公務人員、企業人員、學生學者越來越多地與目标國的社會民衆進行互動，這其中免不了與對方的政商高層和知識分子打交道，也自然會産生各種文化觀念和政治判斷的影響，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對方的政策決策。然而，如果要将正常的人際交往和相互間的價值認同解釋為政治機構陰謀策劃和有意滲透的結果，就必須有确鑿的證據，否則就隻能淪為從陰謀論出發的肆意攻擊。美國公共外交的奠基者愛德華·默羅曾經教誨美國新聞署的工作人員：“國家交往中最關鍵的環節在最後三英尺，這個距離由人際之間的互動來拉近，由人與人的對話來完成。”⑨這段美國外交官員經常挂在嘴邊的名言中并沒有指出文化交流和情報安全之間的界限。顯然，當“銳實力”報告強調中外人員交流中存在安全滲透風險時，它采用的完全是另外一套評價标準。
三、“軟實力”的誤區與新的舊世界
全球化時代，“軟實力”成了各國談及對外文化傳播問題時的基本概念範疇，而“銳實力”的所有闡述正是參照和比對“軟實力”所框定的各種标準提出的。在NED報告和媒體的相關報道推出不久，約瑟夫·奈這位“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便急忙與之呼應，在多家媒體上更唱疊和⑩。當“軟實力”已然進入中國公共外交政策并被廣泛使用時，我國研究者對它所進行的理論辨析仍然十分有限。此番“銳實力”被熱炒，正給了我們一個機會重新反思那些我們不假思索即拿來使用的理論框架。
在國家建制和國際關系的運行層面，文化和安全是經常綁定在一起，無法分開的。需要強調，“安全”在這裡絕不僅僅是消極意義上的“守護”“保衛”，它常常缺少限定性邊界，成為充滿進攻性的“支配”。這一點尤其突出地表現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領域，決策精英們在口頭上都是威爾遜主義者，但在實際運行中，他們“一直堅定地執行着漢密爾頓式外交政策”11，深知“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支配”才是最大的“安全”。與現實對照，“軟實力”概念試圖将安全手段、強力支配和文化傳播之間的關聯徹底斬斷，這與國際傳播中的現實可操作性相去甚遠，從而隻能成為一個空洞的意識形态構造。
更重要的是，“軟實力”概念在美國主流政治中被接受需要一個重要的曆史條件，那就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文化傳播力的優勢地位在世界範圍内幾乎無可匹敵（至少在美國外交決策者的心目中如此）。然而，這種文化傳播力最初由什麼樣的“硬手段”構建起來則被忘得一幹二淨。約瑟夫·奈為了讓自己的學說符合邏輯，試圖将冷戰時期的傳播與全球化時期的傳播看成是沒有曆史承接關系的兩個世界，這種反曆史的切割再明顯不過地說明了“軟實力”的意識形态性。
誠然，從公共信息委員會（CPI），美國戰時情報局（OWI）、戰略情報局（OSS），到冷戰時期的心理戰委員會（PSB）和美國新聞署（USIA），這些在20世紀為構建美國“軟實力”提供戰略支撐的宣傳部門已經相繼退出了曆史舞台。但是，後冷戰時代美國傳統戰略傳播機制的短暫收縮并不證明國家“文化/安全”目标的轉向，也不意味着國際傳播領域的規則發生了變化。更不用說，美國還保留了NED這樣的機構不斷地從事幹擾他國内政的事務。而一旦美國的文化優勢地位被挑戰，傳統的戰略手段和戰略思維就會立刻借屍還魂。“9·11”事件之後，布什政府在文化傳播領域内重構安全情報機制，籌建“戰略影響局”（OfficeofStrategicInfluence）并大力鼓吹“思想戰”（WarofIdeas）；新世紀以來的十幾年中，美國在中東地區面向伊斯蘭世界的大規模宣傳12，以及奧巴馬政府以防止信息幹擾和文化滲透為理由而簽署《反宣傳法案》，從而給安全部門大規模介入傳播領域提供條件，這些都是“軟實力”框架即使在後冷戰時代也缺少實際價值的證明。
然而，我們需要認識到，“軟實力/銳實力”的理解誤區并不僅僅體現在它的空洞性上，還體現在它如何為現行世界秩序服務的有用性上。這套理念源自冷戰結束時，興盛于21世紀初期，它與這一時段國際關系領域的主流意識形态十分契合：一個背負着所有19至20世紀政治遺産的世界體系，硬要被打扮成與以往徹底訣别的純真樣貌。為了完成這種世界觀念上的“換容術”，理論家們必須申明“新世界”中文化交往的新規範。
“軟實力/銳實力”的提出和傳播正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借用自由多元的框架對“文化”做了中性化處理，将文明等級和價值偏見等全球傳播中的重要要素全部懸置不顧；另一方面，又将國家機構為建構正面形象而付出的各種資金、人力、物力投入排除在“軟實力”的範疇之外，似乎民族國家文化影響力本身是各種普遍性價值的天然魅力使然。這完全掩蓋了從傳教士、殖民統治一直到二十世紀文化冷戰這段漫長曆史中，“軟實力”領域的不平衡狀況根本上是一種戰略機制所産出的結果。這個帶着自由面具的霸權思維将舊世界的醜陋掩蓋在“新世界”的矯飾下，由此一來，人們實際上就必須接受以美國為中心所提倡的所有價值都是最具文化吸引力的普遍性價值，必須接受某個族群的生活方式、法權體系、文化觀念之所以占據優勢地位，純是由于它代表着曆史終結的方向。
約瑟夫·奈這種表面上溫文爾雅的“自由派”正是新時代霸權合法化自身所急需的思想家。有了他的理論，西方文化精英便可以站在山巅之城繼續傲慢地俯視那些“落後文化”。隻是沒想到，在一切盡顯完美的時代，這個精心構築的體系卻遭遇了“中國崛起”的挑戰。遵循威爾遜的教誨：“讓世界對民主而言變得安全”，因此，支配、遏制與诋毀的工作不容懈怠，因為這些才是美式“安全”的真正本質。
“銳實力”的争辯提醒我們，在當前的世界中，發展問題仍然代替不了價值問題。不要幻想國家力量強大後，就可以通過“軟實力”所許諾的路徑成為有尊嚴的文化主體。在當下國際傳播的遊戲規則中，從沒有給中國這樣作為“他者”的後來者留有席位，隻有掀去“新世界”這層僞飾的面紗，我們才能重獲打碎舊世界的可能。
「注釋」
①Ignatius,David.Innocenceabroad:thenewworldofspylesscoups.TheWashingtonPost.22(1991).
②Blum,William.Roguestate:Aguidetotheworld'sonlysuperpower.ZedBooks,2006,p.149.
③同上。
④TheInternationalForumforDemocraticStudies.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報告的發布者TheInternationalForumforDemocraticStudies是美國民主基金會的下屬組織。
⑤TheInternationalForumforDemocraticStudies.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p.13.
⑥同⑤，p.15.
⑦同⑤，p.16.
⑧同⑤，p.16.
⑨Kiehl,WilliamP.,ed.TheLastThreeFeet:CaseStudiesinPublicDiplomacy.PublicDiplomacyCouncil,2014.
⑩參見JosephNye.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TheRightandWrongWaystoRespondto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eignAffairs.January.2018;JosephNye.Chinaturnssoftpowerintoasharptool.TheGlobeandMail.January10,2018.
11佩裡·安德森：《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譯，金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頁。
12參見Kaplan,DavidE.,etal.Hearts,minds,anddollars.USNewsandWorldReport.23(2005).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