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末期在西方流行的“黃禍論”起，中國被視為威脅這一論調從未徹底消寂。國際上明确形成“中國威脅”概念并被國際學界、媒體界廣泛讨論則始于上世紀90年代。自1992年起美日等國家媒體報道中開始出現較廣泛的“中國軍事威脅論”和“中國經濟威脅論”等相關報道。此後，媒體報道與智庫報告、學者論文等雖有爆發時間的階段性特征，但關于中國是否有能力、有意願對世界和平穩定構成威脅等讨論從未中斷。“中國威脅論”也被國内學界視為國際輿論涉華報道的重要且長期負面議題之一。
與20多年前相較，當前國際格局已發生顯著變化，舊有“中國威脅論”和駁“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基礎與現實依照也有所變遷。在十九大之後，西方媒體以及中國周邊國家媒體中再次出現對“中國威脅論”較集中且廣泛的報道。若結合2015年美國國内戰略學界圍繞對華政策的大讨論，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中共曆史使命、國家發展道路和外交戰略的明晰規劃和藍圖設計，特朗普政府2017年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将中俄列為“首要威脅”等情況，此階段的“中國威脅論”或将持續較長時間，并呈現新轉向與新特點。本文将主要以十九大之後的西方媒體涉“中國威脅論”報道為研究對象，通過文本分析梳理當前該話題的主要特點，與舊有論調相比較、結合十九大以來中國自身與外部環境的變化趨勢分析其轉向與走向，并在此基礎上讨論我國應對策略。
一、“中國威脅論”的議題變遷
十九大之後，美國《時代》周刊、法國《世界報》、德國《明鏡》周刊以“中國赢了”等主題作為封面，《紐約客》刊登《讓中國再次偉大》，《外交政策》刊登《銳實力的涵義》等系列文章可被視為此階段海外媒體“中國威脅論”報道的代表。以“Chinathreat”為關鍵詞、利用谷歌新聞（Googlenews）搜索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3月10日的相關英文報道，剔除相關性有限的文章，共得到主題論述“中國威脅”的報道41篇。
根據既有研究①，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威脅論”不僅出現在美國、德國等國家，也出現在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國，其主要内容涵括了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等多個領域，理論根源既有進攻現實主義的“權力轉移”理論，也包括亨廷頓等人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等。比較既往研究結論與41篇英文報道主題，可見：
第一，“中國威脅論”更聚焦于全球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層面。自上世紀90年代直至21世紀初期，“中國威脅論”将中國的負面影響對象範圍更明确地限定于日韓和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地區以及美國（及其領導的世界秩序）。但十九大以來集中出現的“中國威脅論”，則将其影響對象進一步泛化，澳大利亞、加拿大、希臘等國際政治中的西方“邊緣”國家以及拉美地區都被視為中國影響力的重要覆蓋國家，認為中國通過多種手段影響了其國家的政治進程，以此強調“中國威脅”範圍之廣、程度之深。而中國的“威脅”内容從曾經的強調軍事、經濟等硬實力威脅，轉移至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軟實力威脅，即對非西方國家而言，西方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不斷下降，中國模式與意識形态的吸引力不斷上升；認為中國通過多種手段影響他國信息環境，從而壓制對中國的批評報道。既往涉及到“中國威脅論”的舊有議題基本不變，包括2008年後出現的網絡竊密和侵犯知識産權所帶來的經濟威脅和軍事威脅，中國在南海建設問題對周邊國家的軍事威脅等議題仍然普遍存在。但與之前聚焦于中國的軍費增長和經濟發展相較，在這一話題下西方媒體對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更為關切。但這一關切也并非獨立存在。早在2016年美國和歐盟先後出台反制外國敵對宣傳和虛假宣傳的法案。而“中國威脅論”主要議題的遷移或可視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自身價值體系地位的擔憂以及整體意識形态策略的轉向。第二，“中國威脅論”的理論來源中“文明沖突論”色彩減弱。上世紀90年代後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源自國際關系的數種現實主義理論：較為典型的理論如權力轉移理論、權力真空理論與文明沖突論。反對的理論則主要來自于自由主義學派，即基于“民主和平論”的前提，認定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将帶動政治體制轉向西方，最終成為與西方不會産生沖突的民主國家。與之相較，當前各類西方媒體報道中駁“中國威脅論”數量有限，且已放棄“民主和平論”這一前提，更多從中國與美國的共同利益、中國整體實力較之美國仍有限等加以論述。而支持“中國威脅論”的報道也更加偏向權力轉移理論與權力真空理論。前者認定中國的發展必将帶來國際政治秩序和規則的重構，中國的目标是其“威權價值觀”在世界體系中扮演核心甚至領導角色，并将對他國的政治穩定和體制安全構成威脅；後者“真空”由原本的蘇聯解體留下的“真空”變成了特朗普抛棄美一向主導的多邊主義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即中國将威脅美國在全球的政治和意識形态領導地位。此外，還有從此前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美國“接觸”中國政策的失敗出發，論述當前中國對美主導的世界體系的威脅。相較而言，伴随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等被列入“中國軍事威脅論”的重要議題，“中國威脅”的對象被視為中國之外整個世界體系，舊有作為“中國威脅論”主要理論來源之一的“文明沖突論”解釋力有限，在當前西方媒體語境下已基本不再出現。
第三，“中國威脅”從預測性判斷到被視為“正在進行的現實”。從上世紀90年代直至21世紀初期，“中國威脅論”持有者更多将之視為預測性判斷，即根據當前中國發展狀況評估未來趨勢。因此，在“中國威脅”的可能性評估上出現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大讨論，美國政府在“遏制”和“接觸”之間選擇“接觸”策略。駁斥“中國威脅論”的中西方學者與媒體人也更多從能力不足、意願不強的角度予以佐證。但與彼時相較，當前中國整體國力的上升，在硬實力上已被視為具備威脅“能力”。與之相應，西方媒體與智庫将十九大報告中所明确提出的藍圖設計、所彰顯的“四個自信”置入沖突性框架予以解讀，從“意願”的角度判定中國有意重構全球治理體系、拒絕接受當前國際秩序，從而得出結論，“中國威脅”從能力和意願上都已成熟。并且西方媒體和智庫學者構建了“銳實力”概念。與“硬實力”“軟實力”等中性描述性概念不同，“銳實力”甫一出現即帶有強烈的價值觀判斷色彩，從而通過對中國國家行為的“客觀”描述勾勒“中國威脅”的社會現實指向，将出境旅遊、學術機構、醫療機構和媒體機構等民衆的日常社會交往範疇納入到“中國威脅”中，使這一話題得以成為“正在進行的現實”。
二、“中國威脅論”的發展趨勢
既有研究②已對“中國威脅論”的形成緣由從多方面予以深入探讨，包括國際格局的變化、冷戰思維遺留、該論調的外交價值與國内政策價值、曆史經驗和既有國際關系理論的局限性、保護本國利益等等。盡管視角各有不同，但正如潘成鑫③、吳飛④等學者所言，中國是否構成“威脅”所反映的恰恰是西方國家對自身的認知與判斷，在不同時期伴随評價主體（西方國家）本身和被評價者（中國）統治模式、國家利益、相對實力、外交戰略等方面的變動，這一論調必然會發生相應變化。
故此，本文認為，對于此後一段時間内“中國威脅論”的發展趨勢，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威脅論”主角并非一成不變，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既有利益獲得帶來不利影響的主體幾乎均被視為威脅，與該國的意識形态或政治體制無必然關聯。如曾經的蘇聯、當前的俄羅斯也分别在冷戰期間與當下成為美國構建的“威脅論”的主體。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曾因經濟迅速發展成為美國媒體“經濟威脅論”的主角。不同國家對競争國家力量是否構成威脅進行判斷，而國家實力不斷上升的競争對手國家更易被視為“威脅”，若雙方實力差距過大則難以形成“威脅論”論調。考慮到對中美雙方實力差距的自信構成了西方駁“中國威脅論”的主要觀點之一，在未來伴随中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科技的進步與整體國力的提升，美國若不能保持與中國國力的差距，必然會面對更為強烈的競争壓力，這一論調也必然擁有更強大的生存空間。
二是“中國威脅論”爆發的時間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如卡拉漢⑤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在21世紀初期，“中國威脅論”不再成為學界和美國總統大選的關注重點，直到2007年後這一論調才再次爆發。就目前來看，“中國威脅論”再次進入爆發期。這與當前全球範圍内的民族主義與右傾保守主義的泛起密切相關。在2015年美國國内戰略學界展開了對華政策大讨論，而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接觸”政策成為此次讨論的反思對象，對華“遏制”戰略占據讨論上風。與将“中國威脅論”用于拉攏選民或輔助本國特定政策的推行不同，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将中俄列為首要威脅或可視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巨大轉向。在美國政界與學界、新聞界對華政策達成基本共識的情況下，這一沖突性論調帶來的政策實踐性意義更強。
在西方政府與學界、媒體達成一緻後，民衆觀點的走向将影響着“中國威脅論”的影響範圍與強度。盡管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與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先後組織的多次民調顯示，國際恐怖主義仍被約3/4的受訪者視為核心威脅，僅有約1/3的受訪者将中國軍力發展視為核心威脅，全球民衆與西方政府、學界對“威脅”的判定并不一緻。但是考慮到在美國推行“反恐”和“互聯網信息自由”等國内政策國際化過程中，美國媒體與學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未來一段時間内，或許也将出現西方智庫、學界與媒體合力為“中國威脅論”提供合法性支撐、将其渲染為全球最大威脅的可能性。因此，更需密切關注輿論走向，比對未來一段時期與此前各年涉“中國威脅論”的報道數量、比例與強度，以觀測這一趨勢存在的可能性。
三是西方話語霸權下，中國以本國現代話語體系講述“中國故事”的努力必将面臨既有成見的沖擊。“中國威脅論”的走向與發展趨勢受到中國和西方互動影響。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已有的海外形象塑造仍難免落入“東方主義”視角，借助西方的話語體系所展示的國家形象必然符合西方想象，無法實現真正的“自我表達”。現今中國重塑話語體系并調整對外傳播“中國故事”的内容與方法，恰是在探索性奪取中國形象塑造的主導權，這也必然會出現兩個話語體系的交鋒和碰撞，也再次為“中國威脅論”提供新的論據。在一定程度上，該領域内的“中國威脅論”可被視為其對中國當前嘗試的新興話語體系和說明自身的努力的應激性、污名化反應。但這樣的污名化，若在尚未形成西方價值體系的國家則難以獲得回應。
三、“中國威脅論”的應對建議
如上文所述，當前“中國威脅論”所呈現出的新特點與發展趨勢，是國際政治格局整體變遷、西方對與中國交往互動中的自我認知等多種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對于當前這一論調的爆發是否可能意味着美國将主動挑起新一輪“冷戰”，本文仍持有謹慎且保守立場。本文認為，盡管全球右翼保守主義傾向泛起，美國政界、學界和新聞界在該問題上暫時達成一緻，但在如何對待中國的發展上各國仍有明顯的利益差異，且根據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中心的民調顯示，外國普通民衆對中國的認知亦來自于中國産品、人際交往等多種形式，而并非簡單由媒體框定。這也就使得“中國威脅論”難以獲得全球性支持。但這一論調的再次爆發也必将對我國形象的塑造、外交戰略的順利推進等帶來負面影響。
結合“中國威脅論”的内容轉向與爆發緣由，本文認為可通過分割利益方、強調對聯合國等國際機制的重視，借助中西方智庫形成有影響力的駁斥“中國威脅論”系列成果，重新界定全球“威脅”來源、轉移目标等方式予以回應。具體而言，針對當前“中國威脅論”對“意願”的強調、從西方視角認定中國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構成挑戰等具體内容，應确定與我國在構建新型全球治理體系上利益一緻的國家與地區，借由這些國家之口，反駁該論調将中國“威脅”對象擴大化至全球範圍的情況。可強調和突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全球新治理體系構建中的作用，反駁該論調質疑中國挑戰國際規則、危及現有和平穩定秩序的内容。
當前的新一輪爆發潮流與美、德、澳等國家多個智庫接連推出“中國威脅論”報告直接相關，也與2015年美國國内戰略學界對華政策大讨論相關聯，因此對該論調的駁斥仍需同樣借助中西方有影響力的智庫或學者，通過對該議題的再讨論與再研究，形成有影響力的駁斥成果。
此外，該論調的爆發與持續也受到最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影響，該報告将中俄貼上“頭号威脅”的标簽，以框定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敵對角色。對此，有必要嘗試主動重新界定全球“頭号”威脅，形成廣泛共識，以替換主體的方式轉移輿論與外交壓力。
「注釋」
①如李小華：《“權力轉移”與國際體系的穩定——兼析“中國威脅論”》，《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5期；哈利·R·阿爾羅德漢：《“中國威脅”論批判》（李冬梅編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3期；沙奇光：《對西方媒體散布“中國威脅論”的評析》，《國際政治研究》2000年第3期。
②如葛旸：《淺析“中國威脅論”》，《國際政治研究》1994年第3期；田偉琦：《對2016年日本防衛白皮書中“中國威脅論”話語建構的批評話語分析》，《東北亞外語研究》2017年第2期；楊婷,陳曙光：《霸權的終結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兼評“中國威脅論”》，《廣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
③潘成鑫：《觀察中國觀察者——解構西方的中國威脅論和機遇論》，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簡報,2012年11月23日。
④吳飛：《流動的中國國家形象:“中國威脅論”的緣起與演變》，《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
⑤威廉·A·卡拉漢：《中國民族主義的界限——“中國威脅論”:建構認同的一種手段》（襲豔濱譯），《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11期；YiEdwardYang,XinshengLiu.The“ChinaThreat”throughtheLensofUSPrintMedia:1992－2006.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2012,21(76):695－711。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