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西方的新舊世界觀之争
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治理觀和國際新秩序的攻讦，恰恰反映了當今世界仍由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已經落後于全球治理理念與實踐的發展。
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下的國際秩序由西方發達國家的權勢霸權、制度霸權和觀念霸權構成。權勢霸權建立在經濟與軍事領域的絕對優勢基礎之上。冷戰結束以前，西方世界以全球10%的人口，控制着超過2/3的全球财富，牢牢占據全球價值鍊頂端，主宰着全球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在軍備數量、性能、軍工科技、人員組織動員能力等方面遙遙領先。憑借着強大硬實力的支撐，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建立一整套國際制度體系，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産品，同時掌握着制定國際規則、規範的權力，主導着世界運行方式。西方世界在硬實力與制度層面的統治力逐漸演變為話語控制力，西方政治制度、現代化路徑、社會模式與文化形态被視為唯一正确的範本，并強迫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遵循跟從。
然而，當前世界體系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長期以來西方主導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周期性爆發、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市場疲軟、國際發展赤字鴻溝日益擴大等嚴峻挑戰時日益失效，無法解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首先，西方發達國家自身實力相對下降，導緻國際公共産品供給不足。美國自特朗普總統上台執政以來，全球事務層面實行戰略收縮，政策聚焦國内議題，大打貿易保護主義牌，對國際多邊合作不以為意，在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無意承擔國際責任。歐洲則遲遲未從歐債危機中走出，又接二連三陷入民粹主義浪潮疊起、難民大規模湧入、恐襲頻發等内部治理危機，在領導全球治理方面有心無力。其次，随着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亞洲GDP占全球比重已經超越了北美和歐洲，世界經濟重心從西向東轉移。但既有國際制度體系未能及時反映此種變化，治理結構和規則不公平、不合理，非西方國家代表性嚴重缺乏。對既得利益的發達國家來說，維護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利益分配優勢、制定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約束性更高的新一輪高标準全球治理規則體系是其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追求。而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提升其代表性和話語權、完善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是其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訴求。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轉型是大勢所趨。
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觀等理念，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實踐體現了整體性思維下的新全球觀，超越了傳統上狹隘的民族國家概念和意識形态分歧，摒棄了零和博弈的叢林法則，迥異于西方個體本位的思維方式，從人類社會高度相互依存、人類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視角理解全球秩序。“一帶一路”作為促進全球和平合作的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不僅填補了全球治理公共産品的重大缺口，還推動了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年以來，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總體規劃有效對接，達成合作共識。随着“一帶一路”建設穩步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經貿合作水平、擴大産能投資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間、加強生态環保、有序推動海上合作、深化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範圍内得到的廣泛響應表明，中國為全球治理轉型提供的方案切中了時代的脈搏，代表着人類文明進步的先進方向。
然而，雖然西方世界硬實力相對下降，但其對國際話語體系的主導權并未喪失。在當前世界正經曆的全球轉型曆程中，西方不會心甘情願将國際話語主導權拱手讓予中國。長久以來的觀念霸權讓西方世界很難真正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以客觀公正的視角和平和的心态審視自身、看待中國。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即将填補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真空感到焦慮和恐慌。他們基于自身曆史和經驗，認為中國必将走上國強必霸的道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轉移一定會颠覆自己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因此不惜重拾冷戰時期的話語，試圖重新挑起所謂自由民主與威權體制之間的道路之争。
西方世界深陷自己塑造的話語體系中無法自拔，仍以過時落伍的舊世界觀審視中國先進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實踐。當前中國面臨的負面國際輿論壓力，實質上是中西新舊兩種世界觀之間的競争。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意味着中國話語影響力還遠遠落後于實踐，國家軟實力與當前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所肩負的國際責任不匹配。因此，未來中國改革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将中國的經濟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将與時俱進的先進理念轉變為國際規範，并積極塑造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和觀念的認同。
增強中國國際制度體系領導力
重塑全球治理的國際話語體系，需要提升中國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領導力和話語權。國際組織作為該體系最核心的構成要素，引領着新觀念、規範及制度的産生、傳播和推廣，極大地影響着全球治理發展趨勢。因而，國際組織既是世界各國互動合作的最主要平台，也是大國影響力競争的核心領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組織的互動經曆了從謹慎參與，到深度合作，再到積極塑造的曆程，此過程背後是中國對自身國際地位和角色認知的動态調整。近年來，中國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無需贅言，國家硬實力的大幅提升有目共睹，但相對而言，中國軟實力與國家的高速發展不匹配，國際議程設置能力、國際規範塑造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傳播能力亟待提升，而依托國際組織增強領導力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
1.引領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創新
在此方面，中國已經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有了良好開端。
中國積極推動現有多邊治理機制納入發展議題。例如，2016年的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中國充分發揮主場外交的優勢，邀請了G20峰會曆史上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與會，第一次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第一次發起《二十國集團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這是G20首次對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提出全面、綜合的政策願景；第一次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旨在加強不同區域方案間的協同增效，監測評估全球互聯互通。①這三大創舉表明，中國已有能力引領全球治理議程設置，将共同發展置于優先位置。
中國主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通過股份分配、投票權、管理層遴選機制等方面的創新，首次在國際多邊機構中體現出世界經濟格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也讓開放區域主義的新型治理原則得以實現。
此外，中國發起成立的跨區域多邊合作論壇，也較為成功地将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治理觀植入國際多邊合作議程。以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機制等為例，此類合作論壇突破了傳統國際組織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對成員國施加硬約束的做法，将合作建立在成員國互信和共識基礎上，實行自願參與原則，決策機制為協商一緻而非訴諸表決。上述合作機制的成功運行，是中國在國際制度性話語權構建上做出的有益嘗試，中國并不強求各國在所有問題上保持一緻，而是立足解決共同面臨問題的實際，最大限度地開展各領域務實合作。這不僅體現了中國的創造力與領導力，更有助于塑造世界對新型全球治理觀的認同。
未來，全球治理的空間範圍将向深海、外空、極地、互聯網等公域不斷拓展，中國面臨着填補當前治理體系空白的重大機遇。因此，中國應當牢牢把握機會，在現有治理機制尚未覆蓋以及覆蓋不完全、機制運行不成熟或機制嚴重落後于時代發展的領域未雨綢缪，積極推動現有機制改革并推動更多新型國際組織建立，在常态化的國際互動與合作中塑造世界對中國話語的認同。
2.從國家戰略高度重視國際組織人才培養
國際組織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在專門知識和專業技術基礎上發揮專家權威，并以此形成重要規則、規範體系和共同價值觀念，指導相應領域内的國際互動交流合作。國際組織運行過程中，國際組織職員負責将組織的法定授權轉化為具體運作程序和行動，他們在政策制定、遊說成員國采取行動、協調不同立場、确保具體項目實施等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目前，無論是在綜合類還是專業類國際組織中，中國籍專家和高級官員極度缺乏，嚴重影響了中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以聯合國大會秘書處為例，2017年7月發布的秘書長報告顯示，秘書處高級官員序列由一級主管（D1）、二級主管（D2）、助理秘書長（ASG）和副秘書長（USG）構成，共357人。其中，中國籍官員隻有9人，而美國有45人，英國24人，法國14人。專業類國際組織中，中國權威專家人才缺位現象更為嚴重。例如，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作為國際南極科學最高學術權威機構，主導南極科研計劃的制定、啟動、推進和協調，很大程度上主導着南極治理發展方向。中國從1986年加入該組織至今，隻有兩位科學家進入過執行委員會（擔任副主席職務），近十年都沒有新科學家進入該機構管理層。這一現象并非偶然，而是普遍存在于各類國際組織中。
為此，中國應該将國際組織人才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填補國際人才儲備的巨大缺口。大多數國際組織内部晉升仍遵循官僚體系運轉規律，從低級職務向中高級管理層晉升需要較長時間積累專業技能及人脈資源，因此，從長遠角度看，需要建立階梯式培養機制：一方面，輸送更多已經在自己所處領域内具有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優秀人才進入相應國際組織管理層；另一方面，為有志成為國際公務員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進入國際組織工作的機會。2014年，教育部下屬的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首次推出選拔優秀青年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項目，此後選派人數逐年增加；2017年，留基委出台了《留學基金資助全國普通高校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選派管理辦法（試行）》，對資助對象、獎學金包含費用種類、選拔辦法等做了詳細明确的規定。日後，除提供資金支持外，還可以考慮利用高校、研究機構等資源設立國際組織人才專業培訓項目。
提升國際話語塑造及傳播能力
重塑國際話語體系，善用國際組織平台是外部途徑，而同樣重要的是内部革新，從自身出發提升國際話語塑造及傳播能力。
進入新時代，中外人文交流是與政治、經濟合作同等重要的對外關系支柱。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幹意見》，明确提出“要改革人文交流内容、形式和工作機制，将人文交流理念貫徹到對外交往的各個領域，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促進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鑒”。僅去年一年，中國就與南非、德國、俄羅斯、美國、歐盟、法國、印尼和英國等八方舉行了高級别人文交流對話會議。
當前，随着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呈現出行為主體多元化、形式内容多樣化等趨勢，為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提供了更多機遇。對外交往不再被某些特定單位或部門壟斷，企業、高校、智庫、個人等都可以成為中國話語的傳播渠道。其中，應該尤其重視提高中國智庫的國際話語塑造能力。智庫首先是學術資源的集合體，且處在政策研究的最前沿，能夠集衆多優秀學者的智慧，精準、到位地理解全球治理中國方案與理念的内涵，生産出符合國際傳播規律的優質思想和知識産品。再者，智庫是人脈資源的集合體，能夠利用自身影響力與号召力調動廣泛的社會資源，加強與國外同行的對話交流，舉辦各類國際研讨會，不斷拓展中國話語對外傳播渠道，極大地延展中國話語的輻射面，也更容易深入他國社會肌理，直達外國普通民衆内心。因此，智庫國際話語塑造能力的提升，需要智庫研究水平、國際交流水平、對外傳播水平等的全方位提高。
「注釋」
①[土耳其]費伊楠、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全球治理新格局：G20的中國貢獻與未來展望》，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163頁。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