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觀基礎
由中國共産黨向全世界所倡導并被載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奠定于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念（世界觀）——新世界主義基礎之上。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觀基礎，新世界主義是一種超越西方現代世界主義的世界觀，它表征着一種全新的人類理想、世界構想和全球想象，它所呈現的是一幅截然不同于世界主義所構想、想象的世界圖景。
不同于把世界視為實體性存在的世界主義，新世界主義是一種“關系世界觀”（本體論）。所謂“關系世界觀”，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種關系性存在的觀點，它把世間萬物或人類社會中的行為體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聯”當作世界的本體，認為萬事萬物及各社會行為體間的互動關系是比這些實體自身更具客觀實在性的存在。具體而言，新世界主義将世界理解成由處于國家間及非國家行為體間互動實踐過程中的（國際或全球）關系所構成的（國際或全球）網絡。在新世界主義視野下，世界不再是一個由超越主權國家的世界權威即超國家權威所主導的現成、既定的世界，即不再是一種主權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都處于某種超國家機構的權威之下的僵化的世界政治結構或體系，而是一個由各自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跨文化自覺自願地共同建構的世界——“共建的世界”。換而言之，世界不再是一個如同容器般容納各個民族國家而使之共存于其中的自立自足、固定不變的實體性“存在（者）”，而是基于民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各自之間及相互之間的持續互動而處在不斷生成與被建構過程中的關系性“存在”。同樣，在新世界主義視域的觀照下，世界并非是一個完全被動的被建構物。作為一種處在不斷調整中的關系結構，世界時時反作用于處在不斷相互影響和改變中的各民族國家，規範和形塑着各民族國家的身份、利益及行為。概而言之，世界與民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始終處于互動和互構的關系之中。就此而論，新世界主義視野下的人類世界其實并不是某一個特定的世界，而是多個且無限多個不定型、反複重塑的世界的層累式疊加，因而是一個“日日新，又日新”的世界。這個日新月異乃至于“時新時異”的世界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的現實困局
以新世界主義的“關系世界觀”為世界觀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存在的“價值關聯性”和全球發展的基本特征即“普遍聯結”。共生、共建和共享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核心要素。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創建一種基于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精神認同和世界共識，并通過共生、共建和共享三個基本環節建構起共同體内部的緊密聯系和團結，培育和養成利益共生、權利共享和義務共擔的“共命運感”，從而促進人類共同體的整體發展。
在對外傳播實踐中，我們一直強調要傳播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共同價值（或共享價值，sharedvalue）。為此，我們緻力于挖掘傳統文化資源中與西方價值的最大公約數，尋求中西文化價值之間發生“交集”的共同之處即相互“重疊”的部分——所謂跨文化價值“求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最能蘊涵共同價值的一種思想理念，因而成為近年來我國對外傳播的最重要議題之一。人們原本預期，相比于其他議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世界性的議題的對外傳播最容易赢得全世界的普遍認同。然而，從傳播效果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源自中國的思想觀念雖然在世界範圍内獲得了一定的普及度，但是離被世人所普遍認同而落地生根、融入各國民衆心中還有相當的距離。不容忽視的是，在國際社會一直存在着一種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困惑、疑慮、排斥乃至于對抗的心理，這種情形在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西方世界表現尤甚。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湧動的歐美世界并不把堅持共生、共建、共享，捍衛全球化進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當作是探索人類未來生存與發展之道的良方，甚或視之為一種延續“華夏中心論”（“天下無外”“天下一統”“天下一體”）的“天下理想”或政治（倫理）烏托邦而被予以拒斥。
一般認為，價值觀是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價值觀念的沖突是導緻人類世界變局和多元沖突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人類跨文化傳播中，還有比價值觀更為根本的沖突，那就是哲學世界觀和思維方式（方法論）的沖突，因為在人類的文化系統内，世界觀和思維方式是比價值觀或價值取向更根本、更深刻的要素。正因此，跨文化傳播所要跨越、克服的障礙其實是雙重的，它不僅要跨越價值觀即價值取向（偏好）上的障礙，還要克服世界觀（包括哲學思維方式）上的障礙。在中外跨文化傳播實踐中，傳而不通的根源不僅在于中外世界之間在價值觀上的差異，還在于兩者之間在世界觀的對立上。而後一維度上的歧異卻往往被跨文化傳播者所忽視。
“關系世界觀”及其所代表的多元論（超越一極獨立和二極對立）的關系思維曆來是中國人理解和看待世界的最基本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文化是一種講究關系理性的關系主導型文化，人的一切行為圍繞人際關系和群際關系的維系、強化和個人在群體中的形象管理、維護而展開。然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折射出來的“關系世界觀”和多元論“關系思維”恰恰是同現當代西方主流的“實體世界觀”和二元論（二元對立）實體思維相對立的。這種哲學世界觀及其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和對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所面臨的最為根本性的跨文化障礙，它造成了中國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現實困局。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的路徑選擇
我們在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時，着力于尋求與西方世界的價值（觀）共識即“共同價值”。為此，我們通過議題管理，制造旨在促進全球溝通和治理（而不局限于民族國家的特殊利益和價值的實現）的全球性議題作為對外傳播的首要議題，包括人權、氣候、生态、環保和動物保護等，以求最大限度地表達出中國人對人類世界發展的關注和對人類命運的關切。“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的實踐表明，跨文化間求同存異的價值觀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跨文化傳播的障礙。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的實踐中，除了跨越價值觀上的障礙，又如何去克服其所遭遇到的更為根本而深刻的世界觀上的障礙呢？從根本上說，鑒于世界觀才是文化的質的規定性所在而成為其最實在的要素，跨文化間的世界觀視域交彙、彙合和融合的确是難以達成的，不同的世界觀也不可能通過“求同”而趨同；但是，基于人類跨文化交往互動和相互學習的不斷深入，在各種不同的世界觀的相互顯現和參照下尋求世界觀的跨文化溝通，進而和解也是可能的。這應該是中國走出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困境的必由之路。
那麼，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的過程中怎樣達成世界觀的跨文化溝通呢？設想一下，在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過程中，傳受雙方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視域下來觀照和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作為傳播者的我們所持的是新世界主義世界觀，而作為受傳者的西方對象國或目标國公衆持有的則是西方現代世界主義世界觀。持有某一種世界觀背景和視域的人對他域或異域世界觀背景和視域下生成的思想觀念的理解和接受，必然會存在認知上的障礙。由此，西方世界對我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誤讀和誤解是難免的，甚或是必然的。而要消除這種誤讀和誤解，惟一的途徑是尋求建立不同世界觀可以跨文化溝通的橋梁、渠道和平台。世界觀跨文化溝通的核心機制是對話，因此，對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赢得世界認同的惟一路徑選擇。
對話的基本形式是話語，話語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的首要着力點。在話語理論的觀照下，話語既非語言，也非言語，而是對話的實踐。它是在特定（具體）語境下的交談，是“語言在鮮活的交流中的顯現”，是在言說和傾聽、書寫和閱讀的雙向溝通中展開，因而是在動态交流的過程中随時産生意義的。話語要求：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下，讓對話者即說話人（傳者）與受話人（受者）之間借助文本充分地展開言語上的對話、交流、溝通，即讓說話人、受話人、言說情境（語境）、文本及溝通行為本身等五個話語要素都最大限度地同時到場，以形成雙方言語行為上相互作用和呼應的、最為開放的對話格局（結構），從而産生最強大的權力效應。總之，真正的話語潛蘊着公共讨論（乃至于辯論）的價值，即協商價值，它不是自說自話，而是要營造一個讨論、協商的對話性空間，形成協商傳播的态勢。
在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議題時，無論是采用議論性話語文本還是故事性話語文本，文本都必須是開放性和雙（多）向度的，以充分包容各種可能的異質性對話（讨論）要素，從而喚起和引導世界各地持有不同世界觀的人參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讨論中來。反之，動用旨在杜絕、消除不确定性和意義多重性解讀的封閉性、單向度的文本，隻會引起處于另一種世界觀視域下的西方民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疏離、拒斥或作出對抗性解讀。為此，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具象化的話題表達過程中，叙事的方式要更加柔性和複調化。譬如，如果要用故事來闡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元一體性，那麼，就要從雙重的視角來叙述和論述“人類命運共同體”内的人、事、物，既要從關系世界觀的視域下去觀照世界的“和而不同”，即以共通性為本位，追求“美美與共”，又要從實體世界觀的視域下去觀照世界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即以差異性為本位，追求“各美其美”。
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傳播赢得世界認同的惟一路徑選擇，對話不僅體現在符号媒介的選擇上，即選取對話性的話語，還體現在技術媒介的選擇上，即要選用互動性的媒體——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因其交互性的技術特征而天然地具有協商式傳播屬性，從而成為協商化傳播的最優手段和平台。②由于社交媒體不僅僅是一種傳播技術，而且表征着一個營造社交氣氛（包括帶入感、參與感和沉浸感）的傳播場域——對話場，它足以颠覆和重構傳統獨白式的話語方式和不對等的對話規則。基于此，以社交網絡為代表的平台型媒體自然地成為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媒介首選。中西方的世界觀在社交媒體的對話場中可以通過全球性議題的讨論而相互顯現和相互參照，由溝通進而達成和解。由此，更易于我們以協商傳播的方式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傳播到西方世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中國國際傳播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号：15AXW008）
「注釋」
①[法]埃米爾·本維尼斯特：《普通語言學問題》，王東亮等譯，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97頁。
②沈正賦：《新媒體時代對外傳播中國形象的問題與對策》，《對外傳播》2017年第9期。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