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輿論熱議習近平扶貧思想
過去幾年，習近平總書記扶貧論述和論著受到國際輿論熱議，媒體報道量不斷增多。國際輿論認為，習近平扶貧思想是理解中國發展的鑰匙，習近平重視扶貧源于早年經曆的農村困苦生活。
（一）境外媒體對習近平扶貧思想關注度持續上升
201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陸續提出“精準扶貧”概念，以及“六個精準”“五個一批”“五個堅持”“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扶貧先扶志”等具體論述，國際媒體的相關報道不斷增多。利用Factiva媒體數據庫，以“XiJinpingandpoverty”為關鍵詞進行檢索，2013年有關報道量為1034篇，2015年躍升至2603篇，2017年更是攀升至2944篇，2018年前5個月報道量已突破1000篇，全年報道量或創新高，反映出國際輿論對習近平扶貧思想關注度持續上升。
（二）習近平論著和“精準扶貧”思想引發強烈反響
1992年，習近平所著的《擺脫貧困》首次出版，該書收錄了習近平從1988年至1990年在福建甯德工作期間就閩東地區如何脫貧緻富的講話和文章。20多年後，《擺脫貧困》一書在非洲走紅：津巴布韋《先驅報》2017年6月連載《擺脫貧困》的英譯章節，《先驅報》評論認為，如果想要理解中國如何在短時間内取得如此大的減貧扶貧成就，這本書是必讀書目；非洲多國學者也于同年齊聚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召開“消除貧困實現繁榮”主題研讨會，讨論主要圍繞《擺脫貧困》一書；烏幹達《新視野報》引述與會學者的觀點稱，《擺脫貧困》是一本關于發展的指南，它清晰地指出了許多非洲國家發展正在面臨的難題，對于非洲國家發展經濟、擺脫貧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精準扶貧”思想同樣受到國際輿論熱議，美國探索頻道推出的紀錄片《中國：習近平時代》首集便以“精準扶貧”開題，凸顯“精準扶貧”已成為中國的時代名片，紀錄片面向2億多用戶播放，受到好評。
（三）認為習近平重視扶貧源于早年經曆的農村困苦生活
境外媒體評論認為，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高度重視扶貧工作，源于他早年在農村的困苦生活及其對這段經曆的思考。英國《衛報》在一篇分析評論中引述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王耀麟的話稱，習近平之所以會把扶貧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和他在“文革”期間在農村度過七年時光有很大關系，“習近平那些年所經曆的農村困苦生活，對他現在的治國政策産生着持續影響，他從心底了解中國農民的狀況……他知道他們想要什麼……”②香港《星島日報》引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的話稱：“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的領導核心，對貧困有着刻骨銘心的經曆，他以強烈的使命情懷和政治擔當，親力親為抓扶貧，展現了卓越的領導力。”
二、國際輿論高度肯定中國減貧成就及世界意義
總體來看，中國減貧扶貧面臨的輿論環境較為積極、客觀。
（一）國際輿論肯定中國減貧成就
國際社會并不諱言中國取得的扶貧減貧成就，國際組織、智庫、媒體和衆多國際知名人士對中國減貧扶貧成就一緻認可，高度贊賞。
1.國際組織肯定中國為世界減貧作出的貢獻。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多個國際重要場合盛贊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聯合國委派的極端貧困和人權問題特别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2016年訪華後接受采訪時亦高度肯定中國在消除赤貧方面取得的成績；聯合國發布的2015年《千年發展目标報告》顯示，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世界銀行發布的《2016年貧困和共同繁榮》報告也指出，中國減貧的卓越成就推動了全球貧困人口的下降。④這些權威組織的報告及知名人士的言論引發大量媒體關注，有力推動了積極輿論場的構建。
2.“奇迹”“巨大成就”成為境外媒體報道高頻詞。在境外媒體報道中，中國減貧扶貧成就同樣受到積極評價。不管是港澳台媒體、東南亞地區媒體、非洲媒體，還是歐美媒體，都對此高度肯定，“奇迹”“巨大成就”“令人矚目”“前所未有”等成為報道使用的高頻詞，即便對中國一向持有偏見的歐美媒體也不例外，如美國《赫芬頓郵報》指出，世界減貧成績最大的功勞來自中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一直走在世界減貧扶貧的前列。
3.國際智庫“點贊”中國減貧成就。中國的扶貧攻堅也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話題，不少智庫發表研究成果，分析中國減貧扶貧成就背後的秘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網站發表美籍專家昂媛媛的文章認為中國的脫貧經驗不應被忽視；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2017年10月發布報告指出，在過去25年裡，世界11億人口擺脫貧困，中國占了三分之二；⑤西班牙智庫“中國政策觀察”網站刊文稱，中國在減貧方面的成就令人矚目，沒有人會對此表示質疑，甚至可以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典範。
4.多樣化的扶貧方式受關注。中國的扶貧工作進展和多樣化的扶貧方式是境外媒體報道的重要内容。井岡山和蘭考成功脫貧、中國打擊扶貧領域腐敗、中國貧困縣數量30年來首次減少、西藏發展助力藏民脫貧等，這些減貧工作的新進展引發境外媒體持續報道，中國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的“宏偉目标”和“堅定決心”被反複提及。加納通訊社注意到中國通過發展鄉村旅遊助力脫貧，日本《朝日新聞》報道貴州通過大數據向貧困宣戰，法國《回聲報》關注電商為農民脫貧開辟新路，這些多樣化的脫貧方式受到境外媒體關注和肯定，其中旅遊扶貧最受關注。
（二）認為中國減貧扶貧經驗具有世界意義
除了贊賞中國脫貧減貧取得的成就，國際輿論還對中國減貧扶貧經驗所具有的世界意義給予肯定，認為中國經驗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
1.稱贊中國減貧為全世界擺脫貧困樹立榜樣。路透社引述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的話稱，中國自1990年以來使8億人口擺脫貧困，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故事之一”，⑥中國扶貧開發經驗值得其他中等收入國家借鑒。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也毫不吝啬地稱贊中國減貧扶貧為全世界擺脫貧困樹立了榜樣。布魯金斯學會網站發文認為，中國發起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脫貧進程，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家會努力使用各種方法開辟市場，帶動經濟發展進而實現貧困人口脫貧，中國經驗值得借鑒。
2.認為中國的貧困治理強調以發展為導向。非洲新聞資訊網站“泛非新聞網”在題為《學習中國減貧策略》的文章中稱：“中國的貧困治理強調以發展為導向的減貧原則。”南非《比勒陀利亞新聞》在題為《中國分享減貧經驗》的文章中稱：“中國政府一直聚焦經濟發展，下大力氣推動減貧工程，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解決貧困問題。30多年間，中國極大地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為全球減貧做出了重要貢獻，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減貧的榜樣。”
3.認為中國齊心協力的脫貧精神為非洲國家所需要。津巴布韋《先驅報》在《扶貧：來自中國的經驗》一文中說，非洲國家正深陷貧困泥潭，而中國有可供學習的扶貧經驗，中國齊心協力的脫貧精神也是非洲國家所需要的。尼日利亞“下午新聞網”引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柬埔寨國别主任尼克·貝瑞斯福德的話稱，中共作出的減貧扶貧承諾是中國取得如此巨大減貧成就的最重要推動因素。《巴基斯坦觀察家報》在題為《中國如何赢得對抗貧困的鬥争》的文章中指出，中國要求各級黨員幹部制定解決方案，調動包括資金、市場和非政府組織在内的一切可用資源解決貧困問題，“這些腳踏實地、紮實的作風和辛勤的工作，已使中國扶貧工作取得了許多其他國家幾乎難以置信的成果”。
4.認為非洲國家可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舉措。坦桑尼亞《公民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坦桑尼亞正處在農業為經濟發展主導産業的階段，面臨城鄉人口流動、失業等問題，中國也經曆過這一階段，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完成了農業化到工業化的轉變，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肯尼亞《東非人報》在一篇題為《從中國學習經驗：非洲國家該如何創造就業、降低貧困水平》的文章中認為，非洲國家應該學習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舉措，大力引進外資、發展制造業帶動就業，使更多人擺脫貧困。津巴布韋《先驅報》也總結認為，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迅速開展工業化進程，這是非洲國家可以學習的經驗。
三、國際輿論指出中國減貧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雖然國際輿論對中國的減貧成就給予高度評價，但也認為中國減貧扶貧面臨問題與挑戰，尤其是一些西方媒體較為關注中國扶貧攻堅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一）質疑中國能否如期完成減貧目标。部分西方媒體懷疑中國能在2020年實現現行貧困線以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标。西班牙《國家報》認為，中國要履行這一諾言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因為越到後期減貧的難度越大，完全消除貧困對中國而言是極為艱巨的目标。美國《福布斯》網站、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承認中國會消除貧困，但認為在剩餘幾年使如此大量的人口擺脫貧困十分困難，因為剩餘的貧困人口多有身體殘疾或精神疾病，且中國經濟增速放緩。
（二）認為中國“忽視”城市人口的減貧問題。部分境外媒體關注城市貧困人口，認為中國的減貧行動忽視了城市貧困人口。西班牙《國家報》、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新加坡《聯合早報》都發表評論認為，農村開展的精準扶貧很難覆蓋到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群體，失業、疾病等使一些農民工淪為城市新的貧困人口，他們的生活可能比農村貧困人口更艱難。美國《紐約時報》引述專家觀點說，城市農民工群體很難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擁有的教育、醫療資源，忽視城市貧困人口是中國減貧行動的一大漏洞。
（三）稱“精準扶貧”的實施機制需要加以改進。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聯合早報》發表題為《中國的“精準扶貧”及其未來》的專欄文章指出，“精準扶貧”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無法對貧困戶作出準确認定，貧困戶的認定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且容易導緻矛盾和對立，尤其是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⑦鄭永年還認為“精準扶貧”的實施機制需要改進，國家動員型的“扶貧運動”往往難以持續，基層幹部面臨巨大的考核壓力，容易導緻幹部在脫貧問題上造假。鄭永年建議，消除貧困需要實行更具普惠性質的社會政策，加強市、省、中央的統籌。
（四）建議改革低保政策以使貧困群衆受益。有輿論質疑低保政策并不能真正惠及貧困群衆。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評論稱，由于腐敗及地方政府不作為，很多符合低保政策的貧困戶卻申請不到低保，低保政策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題為《中國能在2020年消除貧困嗎？》的文章稱，中國應改革現有的低保制度，并加強對地方政府官員的監管，抛棄過分簡單地用數字衡量減貧成果的做法。
四、講好中國扶貧故事的對外傳播建議
中國的脫貧攻堅是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最深刻、最集中、最生動的體現和闡釋，宜采取更加有針對性的舉措，進一步講好中國減貧扶貧故事。
（一）加強對習近平扶貧思想的對外宣介
習近平扶貧思想在國際社會引發共鳴，《擺脫貧困》一書在非洲國家備受歡迎就印證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和緻力于全球貧困治理的國際組織，都有了解習總書記扶貧開發思想的需求，相關部門可在加強《擺脫貧困》等書籍多語種對外推介的同時，組織召開以中國減貧經驗、習總書記扶貧思想為主題的國際研讨會，或組織地方政府、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赴發展中國家開展交流訪問等，以各種靈活的方式加強習總書記扶貧思想在國際社會的傳播。
（二）創新扶貧外宣的方式方法
扶貧外宣有自身的特點，從國際輿論反映看，“體驗走訪式”的宣介或可以起到較好的效果。西方媒體記者熱衷到中國貴州、雲南、甘肅等省份的貧困地區采訪，針對個案發表深度調查文章。比如2018年1月，英國《衛報》旗下的《觀察家報》記者赴雲南省景洪市哈尼族小鎮報道當地貧困群衆易地搬遷後生活的積極變化，文章整版發表，被許多西方大報轉載。相關部門可精心策劃，組織境外媒體記者赴中國脫貧地區調研采訪。借嘴說話，從外國記者的視角出發，往往能取得更好的輿論引導效果。同時，扶貧外宣還應進一步探索以紀錄片、電影、電視劇、書籍等多樣化的呈現形式。
（三）有針對性地回應國際輿論的關注點質疑點
國際輿論對中國減貧扶貧關注點不同。對于國際媒體熱衷報道的話題，如旅遊扶貧、電商扶貧、大數據扶貧等多樣化的扶貧方式，相關部門可以組織實地調研或舉辦專場新聞發布會介紹相關的經驗做法。而對于國際輿論的質疑或疑慮，則宜作針對性地回應：如針對中國是否能完成2020年完全脫貧總目标的疑慮，在切實做好減貧工作的同時，還應及時向外界公布減貧扶貧的進展；針對城市貧困人口尤其是農民工相關的問題，應向外界講清楚城市的社會保障政策；針對貧困人口易地搬遷的後續安置與保障，既可以組織境外媒體記者走訪，也可以組織地方扶貧主體介紹易地搬遷後民衆安置的具體舉措；對于易地搬遷使貧困群衆受到傷害等充滿偏見的論調，也應通過各種方式予以澄清、反駁。
「注釋」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頁。
②“Fromshackstodesres:onevillage’sgreatleapinChina’smarchtothefuture”，The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world/2018/jan/07/xijinping-eradicate-rural-poverty-china.
③“Global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15ediion,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globalsdreport/2015.
④“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2016”,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
⑤“TheScorecardonDevelopment,1960–2016:ChinaandtheGlobalEconomicRebound”,http://cepr/images/stories/reports/scorecard-2017-10.pdf.
⑥“Chinastepsupwaronpoverty,thoughsomestillleftbehind”,Reuters,https://www.reuters/article/us-china-congress-poverty/china-steps-upwar-on-poverty-though-some-still-left-behind-idUSKBN1CK053.
⑦鄭永年：《中國的“精準扶貧”及其未來》，新加坡《聯合早報》，https://www.zaobao.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80116-827354。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