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謎題論”的表現
随着中國的發展，外界對中國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有關中國議題的讨論幾乎可以見著于很多國家的媒體與學術會議。在美國華盛頓的智庫裡這一點更為明顯，幾乎每天都有關于中國的議題被讨論。但與此同時，也會發現疑問遠比答案多。比如，為什麼中國那麼重要？中國的經濟到底怎麼樣？中國的未來戰略目标是什麼？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超級大國嗎？美國應該視中國的發展為機會還是挑戰？①在這方面，美國廣有影響的《外交政策》雜志最近刊發了一篇題為《沒人了解中國》的文章最具代表性。②可以說“中國迷題論”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現象。
中國之所以被熱議，主要由于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測算，2013年至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平均為31.6%，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③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40年已經使得中國5億人脫貧。目前中國正在緻力于實現2020年前全面脫貧工作。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中産階級國家，其巨大的消費能力與市場價值也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不得不考慮的。同時，中國在解決國際與地區問題上的作用日益凸顯，比如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反恐問題等。
伴随“中國迷題論”的往往是對中國的誤解。誤解包括以下幾方面：其一，認為中國将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這種觀點認為中國随着自身綜合國力的發展，目前已經改變了鄧小平時代在外交上奉行的“韬光養晦”政策，正在積極謀求國際領導地位，目标在于取代美國。中國在南海等問題上維護主權的正當行為被作為這方面的證據。中國領導人指出的“中美兩國應該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太平洋足夠寬廣，足以容得下中美兩國”的良好呼籲也被西方國家拿來作為中國希望與美國争奪霸權的證據。2017年12月18日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甚至直接把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對手（rival）”④；其二，認為中國正在輸出政治模式與中國方案。⑤實際上，自從去年年底以來有關中國評論的負面觀點可以說與此密切相關；其三，認為中國正在改變二戰後形成的國際機制，特别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本來是追求與世界、特别是周邊國家共同發展的倡議，結果被西方國家的部分輿論解讀為中國正在借此改變二戰後形成的國際機制。
以日本的輿論反應為例，日本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是地緣戰略工具。“‘一帶一路’的提出意在整合東亞地緣闆塊，提高政治影響力”。⑥“中國的‘一帶一路’被日本視為戰略挑戰，（認為其）将進一步削弱日本在亞洲地區的影響”。⑦日本甚至将其上升到國際秩序之争的高度。“日本認為‘一帶一路’構想與‘亞投行’，無論有意與否都挑戰了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⑧“随着‘一帶一路’的實施，美日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将受到削弱，并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利益”。⑨
對于日本的這種心态，中國社科院的一個調研組2015年經過對日本實地調研後得出結論：“日本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總體上是官方很猶疑、學界不了解。中方有必要促進日方對其的了解”。⑩這也表明外界對華的種種錯誤解讀除了由于他們是從地緣政治的老觀點看待問題外，我們如何去化解西方所存在的“中國謎題論”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如何化解“中國謎題論”
随着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于民族複興，可以說世界也前所未有地渴望了解中國。
其一，化解“謎題論”，首先要“破題”，既從講好中國故事入手化解。首先，根據新時代當前的國際輿論現狀，我們應充分利用國際學術會議介紹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每個國家都會向其他國家介紹自己的政策、講清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及發展道路，這其中行之有效的一個辦法就是利用國際學術會議作為抓手。以韓國為例，為了宣傳自己的對朝政策，幾乎每一屆新政府上台後都會在有關國家的首都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在這些學術會議上，會請相關的專家與會。會議的議程通常是韓國相關政府部門的領導先介紹本國的對朝政策，然後接受提問，接着轉入學術讨論。由于标榜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把自己的宣傳寓于西方國家易于接受的方式，潤物細無聲。反之，如果就是開一個情況介紹會，那麼西方國家不僅不會接受，反而會心生反感，即使正确的客觀的東西，他們也會帶着有色眼鏡刻意曲解。
如果以此為出發點，比如在中國召開兩會之後，我們也完全可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類似于“兩會後的中國與中美關系”的學術研讨會，當然在其他國家也可以召開類似的國際學術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先由我們相關部門的領導介紹中國兩會的情況，然後再由中外學者進行學術讨論。這種效果遠遠不是僅僅派個代表團進行講解所能比拟的。
其二，化解“中國謎題論”，不應該自說自話，而應該鼓勵中國智庫、中國學者與中國官員多走出來，通過親身實踐去講解中國故事。智庫作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在國際話語權争奪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世界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智庫建設，在經費投入、規章制度建設、政策咨詢參與等有了新的提升。考慮到智庫在西方國家決策與輿論引導中的重要影響力，通過智庫與學術交流介紹中國、幫助西方國家認識一個客觀的中國十分重要。總體上看，盡管在新時期加強智庫建設的背景下我國在對外學術交流上有新的提升，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較為落後，與客觀介紹我國的實際需要也有較大差距。以筆者在美國華盛頓做訪問學者的經曆為例，身邊印度、日本、韓國等國的訪問學者比比皆是。相比而言，中國學者在美國智庫裡工作或者訪學的鳳毛麟角，幾乎是個位數。所以常常看到的一個比較奇怪的情況就是來自多個國家讨論中國的會議上，卻聽不到中國學者的聲音。
這就要求在制度上要更加靈活，鼓勵學者多出去進行交流。不少部門以及學者本人在交流時還存在擔心說錯話的情況，實際上學者的研究基于客觀分析，和宣傳雖然有關系但又保持一定的距離。學者如果說的和政府基調略有差距，可以完全說是代表學者自己的觀點。更何況，據筆者觀察，中國這麼多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國學者在傳統上比較愛國，真正與國家政策唱反調的學者比例可以說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也應該多鼓勵我們的官員、特别是在對象國使館的官員多參加對象國的一些學術會議。比如今年在美國國會舉辦的幾次有關中國的“聽證會”上，對華誤解、故意反華的聲音非常高漲。如果有幾位我們使館官員在現場，不僅本身就是對其的震懾，而且在自由發言環節可以進行糾正。奇怪的是在這些可以自由參加的會上，甚至不乏來自其他國家駐美國使館的官員，但卻看不到我們使館工作人員。随着中國的發展強大，很多會議都希望聽到中國官員的聲音。實際上，官員走進學術會議，這在西方國家非常普遍。在這方面也應該鼓勵官員多說話，應該有一套寬松的激勵機制。
其三，中國應該适時考慮成立一個類似于中國财團的非政府機構。實際上，西方國家在标榜社會獨立的情況下，對于政府的影響非常敏感，這裡面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社會團體往往追求在财政上的非政府化。反過來講，如果包括智庫在内的相關社會團體是由政府資助，那麼其獨立性先天就會受到質疑，這些團體的觀點也會被輕易視為是政府宣傳的産物。實際上，西方國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紛紛成立相關财團。比如美國有富布萊特項目、韓國有韓國财團項目、日本有日本财團項目、德國有阿登納基金會項目等。這些項目在管理層有一個獨立于政府的委員會組成，經費接受企業與個人等的捐助，開支完全透明。項目成立後的主要目的是資助國外的相關研究，比如韓國财團主要資助國外的朝鮮半島問題研究，據筆者觀察，在華盛頓80%的半島問題研究是由韓國财團資助的，同時，韓國财團還資助相關的國際會議與田野調查。
當然，這些财團表面上标榜獨立自由，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回事。比如富布萊特項目是由美國國務院間接管理，韓國财團與日本财團分别由韓國外交部與日本外交部間接管理。但是不管怎麼樣，這些财團在形式上實現了相對于政府的獨立存在。這就為他們資助在國外的學者與學術活動提供了條件。實際上，這些财團的最根本目的還是要影響對象國政府與輿論。對于中國而言，由于沒有這樣的機構，那麼在對象國舉辦相關活動就受到很大制約。比如近期在美國熱炒的對中國學生聯合會的指責，11其中一個主要的依據就是中國學生聯合會受到中國大使館的資助。外界對孔子學院的指責也是如此，認為是中國政府在資助，所以他們開展的活動必然是在宣傳中國。試想下，如果有一個中國财團在資助這些項目，那麼也許能有效避免這些問題。
其四，化解“中國謎題論”，還需豐富中國故事，讓中國故事不再成為“中國謎題”，以此在國際社會中構建客觀、全面、生動的中國觀。全球化時代，自身在國外的形象歸根結底是本國在國外的折射。尤其是信息化時代，國内外在接受信息上幾乎是同步的。筆者在華盛頓的感覺是，國内哪怕一個比較熱的社會新聞，也能很快登上西方媒體。這告訴我們，向西方介紹中國、改善中國形象，首先要做好國内的事情。依筆者所見，國内近幾年有些著名學者動辄“中國領導世界”、“中國已經完全趕超美國”在西方引起了非常不好的效果。這實際上也是西方國家歪曲誤解對華戰略意圖的原因之一。12
其五，鼓勵西方學者跳出“西方中心論”，以中國視角來觀察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說過，經濟學者要從“黑闆經濟學”回到“真實的世界”。西方世界站在遠處，隻用“望遠鏡”隔着遠視鏡片遙望中國，看到的永遠是遠視鏡片下的中國，多少還顯得有些隔閡，唯有真正走進中國人真實的生活世界，用“顯微鏡”觀察正在發生的變化，才能真正了解真實的中國，才可能會有更為深刻的感觸。正如英國學者馬丁·沃爾夫所言，一些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錯誤預言中國經濟，其實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用西方的思考方式解答“中國謎題”。對中國經濟的誤解，既有偏見，更有知識譜系的不足。在這個意義上，一些海外曆史學者倡導的，跳出“西方中心論”，而“以中國為方法”，或許是更值得借鑒的觀察中國的方法。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要堅持我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13我們永遠需要保持謙虛謹慎的心态，保持戰略審慎的傳統，學習借鑒西方優秀的科技文化與管理經驗。為此，中國政府要加強引導，不要讓負面輿論成為主流。中國媒體也應有自覺性，不應為了制造轟動效應進行炒作。這不僅對客觀介紹中國不利，還可能會在國内形成民粹主義，一定情況下會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形成壓力。因為民衆如果普遍感覺你非常強大，那麼在特定問題上要求“說不”的聲音自然就會上升。
「注釋」
①AnaSwanson,7simplequestionsandanswerstounderstandChinaandtheU.S.,September22,2015.See:HTTP://www.washingtonpost/news/wonk/wp/2015/09/22/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china-and-the-u-s/?utm_term=.f2b6ea746521
②JamesPalmer,NobodyknowsanythingaboutChina,March21,2018.See:http://foreignpolicy/2018/03/21/nobody-knows-anything-about-china/
③盧澤華、韓維正：《十九大：貢獻中國智慧》，《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10月23日。
④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December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⑤IsChinachallengingtheUnitedStatesforgloballeadership?,Apr1st2017,See:https://www.economist/news/china/21719828-xi-jinping-talks-chinasolution-without-specifying-what-means-china-challenging
⑥黃鳳志、劉瑞：《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應對》，《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11期。
⑦許元榮、鄭妮娅：《日本怎麼看待中國“一帶一路”》，搜狐網，2015年8月11日，http://business.sohu/20150811/n418781195.shtml。
⑧李素華：《日本對“一帶一路”構想的認知和反應》，《東北亞學刊》2015年第3期。
⑨黃鳳志、劉瑞：《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應對》，《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11期。
⑩薛力:《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面對的外交風險》，《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2期。
11BethanyAllen-ebrahimian，China’sLongArmReachesIntoAmericanCampuses,March7,2018.See:http://foreignpolicy/2018/03/07/chinaslong-arm-reaches-into-american-campuses-chinese-students-scholarsassociation-university-communist-party/
12袁鵬：《從大辯論看美對華戰略走向》，《參考消息網》，2018年3月15日，http://m.ckxx/p/99463.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13習近平：《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4日01版。
責編：張勝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