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出版物就曾暢銷海外。在意大利也曾掀起閱讀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浪潮。從1947年到1951年，在“馬歇爾計劃”的推動下，意大利的經濟開始緩慢複蘇，社會發展逐漸步入正軌。當時，意大利實行多黨制，衆多的全國性政黨和地方性政黨并存，形成多黨紛争、多黨聯合執政的局面。意大利共産黨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共産黨組織。意大利人當時并不僅僅關心馬克思列甯主義，對閱讀毛澤東著作也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一、契機
最早向意大利共産黨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實際上是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向意大利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起因較為複雜，需要回溯到20世紀60年代中共與意共之間的論戰。《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意大利共産黨》稱“從60年代中期開始,中意兩黨關系一度中斷”。②20世紀60年代，中共與意共關系開始惡化，而惡化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蘇共二十大之後兩黨産生的根本性分歧。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做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批判了斯大林推行個人崇拜造成的惡果。意共總書記陶裡亞蒂雖然不贊成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但積極響應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的觀點，提出“和平共處論”和“結構改革論”；而毛澤東則認為，“和平過渡”的觀點，背離了列甯主義的國家理論。
1962年12月初，意共十大召開，會上陶裡亞蒂點名攻擊中共在中印邊境沖突、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原則立場。中意兩黨、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兩黨開展了公開的論戰。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着重批駁陶裡亞蒂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觀點，包括戰争與和平、對核武器和核戰争的态度、“紙老虎”論斷、和平共處和陶裡亞蒂主張的“結構改革論”等方面。③
《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後文簡稱《分歧》）從1962年12月上旬開始起草，二十多天十易其稿，其中鄧小平主持讨論修改三次，最後經毛澤東和常委審定，趕在1963年元旦前夕發表。這篇文章的标題是鄧小平定的，陳伯達一度把标題改為《陶裡亞蒂的堕落》，鄧小平表示不同意，将标題改為《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原來的标題和整篇文章采取的是一種批判和訓斥的态度，這對陶裡亞蒂、意共領導以及當時國際共運的具體情況來說是不妥當的，鄧小平改的标題提示我黨應采取兄弟黨同志之間讨論問題的态度來寫這篇文章，這不僅給整篇文章定下一個非常恰當的基調，而且要求把文章的寫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④
《分歧》發表後也開始在意大利的共産主義活動家中傳播，它是中蘇沖突在意大利的延續。我黨批評了意大利兄弟黨“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态和政治腐敗行為，認為它不是一個準備通過革命手段打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群衆黨。同時《分歧》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意大利共産主義者，戰争後你做了什麼？”
毛澤東著名的言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貫穿了整篇社論，主要論點是為什麼意大利共産主義者别無選擇，隻一味在資産階級、帝國主義的議會制度下敷衍，而他們口中所謂的全球影響力、冷戰、原子彈都是借口。該篇社論認為，意大利社會主義可以通過無産階級被選為統治階級來實現的說法也是虛假的，意大利國家是一個官僚的爪牙，政黨永遠不能指望通過選舉來控制國家。中共呼籲意大利共産黨人恢複“共産國際共榮運動中光榮的鬥争史”，放棄資産階級主要通過自由政治改變社會結構的妄想。該社論多次表示贊賞意大利革命共産主義行動的傾向，号召其成員擺脫“修正主義”的腐敗，回歸到引導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者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根基，将其作為同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資本主義支持者鬥争的手段。
這篇社論給意大利共産黨人帶來了巨大沖擊。《分歧》主要在帕多瓦、威尼斯、米蘭、都靈、羅馬和那不勒斯的那些被懷疑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群體中傳播。同時，對《分歧》感到興奮的并不僅限于意大利年輕人，它也反映在一個老年人群中——意大利二戰反法西斯運動的退伍遊擊隊員。他們認為，共産主義是鬥争，是反對占領者，不畏于打亂不公正的秩序或用暴力來促進社會公正。⑤這些意大利共産黨人也是意大利第一批閱讀和傳播毛澤東著作的人。
二、傳播渠道
朱塞佩·雷吉斯（GiuseppeRegis）是一名意大利共産黨員，同時也是一名意共經濟專家。1957年，雷吉斯和他的妻子漢學家瑪利亞·阿雷納（MariaArena）移居中國。他們期望扮演促進中意關系和中國同外部世界關系發展的角色，并負責開展同中共在經濟、文化和宣傳領域的合作。對他們來說，在華經曆是他們研究中國的開始，或者在返回歐洲之後這成為塑造他們政治和意識形态認同的一個重要階段。⑥就在《分歧》發表幾個月後，雷吉斯和他妻子在與北京譯者合作的同時，在米蘭成立了東方出版社，陸續翻譯和出版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著作。出版的書目有：《毛澤東著作選讀》（單行本10冊合訂一冊），《論無産階級專政》《再論無産階級專政》《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劉少奇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新修訂本）等。上述書目均用“列甯中心”名義出版，約60萬字，每種印5000冊。中方負擔全部翻譯費及其部分印刷費，相當于總體費用的1/3。到了1964年，除原定選題外，增加了《毛主席詩詞》《中國曆史概要》《中國地理概要》三書及臨時委托出版的“反修”文件。⑦
1963至1964年期間，東方出版社在發行問題上遇到一些阻力，由于共和社會黨從中幹預，原意大利代銷機構不願代理銷售這些著作，每期反修小冊子提供3000冊，但隻賣了1000冊，餘數均全部退回，且不付款。雷吉斯夫人覺得繼續利用原有的代銷網絡的同時，還要找其他門路。随後，東方出版社自己也開始銷售這些圖書，兼之以散發的方式。
為了更好地銷售、散發這些書籍，東方出版社還采取了多種方式進行宣傳：一是刊登廣告。東方出版社斥巨資在意大利《晚郵報》《前進報》這些大報上刊登中國書籍廣告，此外，還在發行量巨大的“反修”小冊子的背面刊登了中國書籍的廣告，這種小冊子的發行量是500—30000冊，宣傳範圍極廣；二是廣播宣傳，通過廣播向大衆介紹東方出版社所出的書籍，澄清其“中國代理人”謠言，以擴大影響；三是舉辦書展，1963至1964年，東方出版社在米蘭、都靈舉辦了中國書刊、剪紙畫等展覽，展品均由中國引進，從另一個側面來擴大影響。
通過種種努力，到了1965年，東方出版社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東方出版社共出版圖書14種，計69.1萬字；《東方》雜志于1963年6月創刊，1965年起轉為定期月刊，每期1萬份，之後增至1.5萬份，共出版34期，同時出版《東風》（雙月刊）和《東方》小冊子（不定期）。另外，東方出版社在全意大利有41個代銷點，共有1萬個訂戶。東方出版社為意大利人了解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搭建起了一座橋梁。根據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何明星的統計，1963年至1971年，由意大利東方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品種數量為43種，印刷發行總量超過10萬冊以上。⑧
三、受衆與社會影響
要探讨毛澤東思想在意大利的傳播，必須把握住兩個重要時間段：1966年8月之前和之後，即“文化大革命”之前與之後。這兩個時間段在受衆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需要分别進行讨論。1966年8月以前，有興趣閱讀毛澤東著作的群體，主要是意大利共産黨人，他們希望通過“中國式的改變”重振意大利共産主義。但到了1967年，對毛澤東著作尤其是《毛澤東語錄》（“小紅書”）感興趣的人群擴展至了意大利青年。
當意大利青年在新聞中讀到中國青年已經成為中國的政治主角時，他們的感受是很容易理解的。無産階級當時蔑視的目标——資産階級，也是意大利學生開始反抗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這個曾經參與并被法西斯控制了20多年的國家中，隻有1580名政府雇員因從事法西斯活動被解雇。因此，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整個意大利半島的激進青年人都紛紛起來反法西斯。無産階級反對資産階級的行為為意大利人所認同，他們攜帶“小紅書”，在集會上引用毛澤東的話來支持他們的共同事業。很明顯，他們也是高舉“小紅書”與法西斯鬥争的革命軍，是下一代新興的意大利共産黨人。意大利青年希望能夠仿照中國的做法，為意大利謀求新出路。1967年起，意大利都靈、比薩、那不勒斯等城市學生反對現行大學制度的罷課演變為占領大學的風潮，到1968年已頻頻與警察發生沖突。1968至1969年間，意大利都靈等地爆發了大規模工人罷工和占領工廠活動，反對雇主和右翼工會。
除了學生與工人運動，毛澤東著作的傳播還為意大利政黨改革注入了活力。早在1963年，第一個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政黨在帕多瓦成立，并創辦了雜志《列甯主義還活着》。随後，越來越多的毛派政黨在意大利成立。1964年初，各種毛派活動家聚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報紙《新團結報》，直接反對意大利共産黨機關報《團結報》。⑨《新團結報》宣稱，意大利共産黨人需要放棄官方的意大利共産黨，并與其他社會主義世界共同努力，抵抗美帝國主義。
意大利左翼代表的并不是片面的社會力量，意大利“人民鬥争黨”，也将毛澤東視為輝煌的民族主義者，将美國定義為全球殖民者，認為美國在歐洲采取與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類似舉措，試圖控制和削弱歐洲國家。正如毛澤東推動中國民族解放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一樣，“人民鬥争黨”也認為，意大利人需要通過與美國抗争來振興自己的國家。
意大利人通過閱讀毛澤東著作的方式和其他方式，明确了共産主義對美國占領者和法西斯主義職能部門的鬥争，是繼續他們老一輩黨員與納粹占領者和法西斯主義同情者的鬥争。閱讀和引用毛澤東相關著作，是一種遠離意大利精神腐敗和冷戰世界，同時又回歸了一個更美好傳統的意大利的手段。因此，中國對意大利來說，既疏遠又很親近，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共産主義，正是當時的意大利人所追求的東西。
四、啟示
還原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著作在意大利出版傳播的曆史原貌，分析成功經驗，對提升我國的對外傳播力、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首先，明确自己的傳播對象，根據傳播對象的需求進行傳播。例如，毛澤東著作在意大利的受衆主要是意大利共産黨員，他們所追求的是構建一個更好的意大利共産黨，同時，他們也有向兄弟黨虛心學習的意願。毛澤東著作通過意大利共産黨打開傳播渠道，并進而營造出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其次，傳播渠道要本土化。毛澤東著作在意大利傳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意大利東方出版社的傳播實踐。本土化的出版社最了解當地的傳播渠道、有效的營銷方式、潛在的讀者群和受衆的閱讀習慣等，毛澤東著作在意大利傳播這一成功案例也表明，本土化的運作方式是直接到達目标受衆的有效途徑。
最後，在國際出版領域當中盡管存在文化差異，但不同的社會文化中始終存在接受富有思想内涵作品的土壤。問題是如何尋找、培植這種土壤并發現和促成出版物得以順利嵌入目标社會的契機。成功的文化傳播需要精心和有針對性的策劃。在這種意義上，《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在意大利的流傳對毛澤東著作逐漸傳播開來産生的影響也同樣可以給我們帶來啟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毛澤東著作域外傳播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項目編号：16AZD053）
「注釋」
①《“一帶一路”參與國家成中國出版合作熱土，以書為橋促進民心相通》，2017年8月26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24961.htm。
②《意大利共産黨》，《人民日報》1980年4月14日第6版。
③夏明星、蘇振蘭：《中共與意共論戰始末》，《文史精華》2007年第10期。
④崔奇：《陶裡亞蒂同我們的分歧》，2009年6月10日，http://book.people.cn/GB/69399/107423/157763/9449126.html.。
⑤CookA.C.,LeeseD.,JonesA.F.,etal.Mao'sLittleredbook:AGlobal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第188頁。
⑥勞拉·德·喬爾吉、趙繼珂：《生活在社會主義友誼前線：對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意大利在華旅居者經曆的初步評估》，《冷戰國際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⑦數據摘抄自中央檔案館相關史料。
⑧何明星：《由遊擊隊戰士到“紅色出版家”》，《中華讀書報》2011年4月27日。感謝何明星教授提供寶貴的研究資料。
⑨CookA.C.,LeeseD.,JonesA.F.,etal.Mao'sLittleredbook:AGlobal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第190頁。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