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主要表現
（一）宣揚“非市場行為論”，稱中國抑制全球成長。2017年11月，美國政府發布了新版《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報告》，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發起了針對中國所謂“不公正貿易行為”的“301調查”和“232調查”。2018年2月21日，美國财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馬爾帕斯抨擊中國經濟政策，稱中國一方面聲稱支持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卻存在“明顯的非市場化行為”，“造成全球其他多數地區的就業減少”，“正在以非市場方式選擇投資，這抑制了全球增長”。①
（二）宣揚“新帝國主義論”，稱中國正在以新的方式塑造國際霸權。這種論調主要呈現為三種說法。第一種是“債權帝國主義論”：2017年底，印度學者布拉瑪·切拉尼在他的《中國的債權帝國主義》一文中“勾勒”了中國以主權債務強迫他國“臣服”的“帝國主義形象”。②此文發表後，不少國外智庫和媒體援引這一觀點。第二種是“新帝國主義列強論”：2018年2月2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警告廣大拉美國家“不要過度依賴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他強調“拉丁美洲不需要新的‘帝國主義列強’，他們隻想為自己的人民賺取利益……中國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讓人想起過去。這不必成為這個地區的未來。”③受其影響，“中國是新帝國主義列強”的論調在國際輿論中迅速傳開。第三種是“新殖民主義論”：這是西方媒體用以抹黑我“一帶一路”倡議，指責中國以新的方式塑造着國際霸權。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一周年之際，這種論調再次被炒起。
（三）宣揚“打樁者論”，稱中國對國際自由秩序構成挑戰。除了美印之外，歐洲也是宣揚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主要參與者。2018年2月17日，德國副總理兼外長加布裡爾在出席一個國際會議時提出：“美國的變化動搖了西方秩序‘大廈’的根基，這個時候，‘别人’就開始在這座大廈的地基上打樁了”，“目前中國是唯一擁有、而且堅定實現全球性地緣政治目标的國家”。④加布裡爾認為，中國正在依托“一帶一路”倡議，着力構建一個區别于自由、民主等西方價值的國際秩序。加布裡爾的觀點并非孤例，奧地利總理庫爾茨也公開表示：“美國還是在繼續退出國際舞台，而中國正在填補這個‘權力真空’。如果說以前我們擔心的是大魚吃小魚，那現在危險的是‘快魚’吃‘慢魚’”。⑤
（四）宣揚“銳實力論”，稱中國嚴重威脅西方價值觀。“銳實力”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2017年11月的美國期刊《外交》上，後被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所引用。2017年12月5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表了一份題為《銳實力：日益增長的威權影響力》的研究報告，稱中國和俄羅斯在硬實力（軍事力量、經濟脅迫）和軟實力（文化影響力）方面成績不佳，但其對境外的影響力之大卻前所未有。他們“明智地采取了軟實力的某些形式而非本質。他們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更好地理解為‘銳實力’（sharppower）”。⑥此後，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也把中國“銳實力”作為封面故事進行跟風炒作。2018年1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在《外交》雜志上專門發表文章，“将‘軟實力’歸于西方，而給中俄貼上‘銳實力’标簽”。⑦
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基本特點
（一）炒作主體更加多元。從國家角度看，一直以來，站在前台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主要是美國和日本，但這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幾乎覆蓋整個西方世界及其盟友，包括美國，歐洲的德國，亞太地區的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等國，甚至加拿大、新西蘭等國，也在背後制造話題。并且，有的話題還是其他國家在挑頭，鼓動美國和日本來參與。從主體角度看，與以往不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除了媒體、智庫之外，有的國家是民間人士在前，政府則躲在背後，更有甚者，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公開站出來“警告”中國。
（二）炒作内容更加複雜。一是炒作對象有所擴充。以往我們常見的是“政治威脅論”“經濟威脅論”“軍事威脅論”，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在此基礎上向“文明威脅論”“秩序威脅論”延伸，“中國威脅論”似已實現社會各領域的全覆蓋。二是主導形态有所轉變。過去是“我盯美”，中國緊緊盯着美在東亞的戰略行動。而現在，則呈現為“美盯我”，美國緊緊盯着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倡議和具體行動并做出應對。美圍繞“一帶一路”倡議炮制的各種話題，即是生動的例證。三是論調論據發生變化。過去，西方人最擔心的是中國崩潰以及對世界可能造成的威脅。而現在，“中國威脅論”的主要成分是“中國挑戰”或“中國滲透”。
（三）炒作方式更加直白。此前，無論所謂的“黃禍論”“紅色威脅”，抑或是冷戰後的“威脅論”，基本上屬于對中國未來的一種主觀判斷，是在強調一種趨向的可能。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則有由宏觀轉向微觀、由虛轉實的趨向。展開而言，美炮制“銳實力”概念，“意在假想包括孔子學院的中國文化入侵以及所謂‘不可告人的中國政治陰謀’”。⑧“債權帝國主義論”，意在勾勒中國通過債務強迫當地國出讓主權的負面形象；“新殖民主義論”，意在攻擊中國另造中國版勢力範圍；歐洲政府官員誣稱中國為“打樁者”，意在指責中國破壞國際自由秩序。種種迹象表明，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已經從過去的“論述”層面正在向“實踐”層面轉化。
三、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内在實質
（一）“深層自我焦慮”是西方社會的集體征候。在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之後，西方社會關于“中國威脅論”的新詞頻出、炒作一波接着一波。這一現象的實質在于，面對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變，西方國家非常不适應，流露出揮之不去的深層次焦慮。這種恐慌不僅是因為中國經濟實力将不可阻擋地趕超發達國家，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同時也是因為中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前所未有的強大号召力，中國的政治模式對欠發達國家具有前所未有的内在吸引力，這讓西方社會意識到“西方振臂一呼、天下雲集響應”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失落、焦慮、恐慌随之而來，揮之不去，于是轉化為對中國的防範、诋毀、誣蔑，繼而生成了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西方“呐喊”背後的這種焦慮和恐慌，不是淺層次的，而是深層次的；本質上不是擔心中國威脅，而是“自我焦慮”。在這種深層自我焦慮“指導”下，西方對中國的不滿、反撲、反彈是極其強烈的，對此，我們不可不防。
（二）“全世界‘資産者’聯合起來”是西方社會新的行動策略。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把中國定位為西方共同的“假想敵”，進一步促成西方的再團結。比如，美國輿論不停地控訴中國“銳實力”對西方價值觀的巨大挑戰，旨在中西之間制造緊張氣氛；英國媒體則通過春秋筆法，指責西方正在用伊拉克戰争、金融危機和民粹主義這“三份大禮”“神助攻”中國崛起，意在激将西方重新聯合；德國政府卻用“打樁論”來警告歐洲需要警惕中國對“自由世界秩序”的破壞，呼籲歐洲内部要有凝聚力。這些手段都是在刻畫中國入侵西方文明、竊取西方利益、破壞西方秩序、促使西方社會在放棄對中國“民主化”意識形态幻想的同時，高度警覺中國發展對其自身造成的“惡性”沖擊，從而增強歐美及傳統盟國的凝聚力，同時又反過來通過這種凝聚力來糾集盡可能多的國家對我形成合圍之勢。
（三）“遏制中國騰飛”是西方社會大肆鼓噪的根本目的。圍堵和遏制中國崛起其實是每一輪“中國威脅論”發生的真實目的，隻不過這一次鼓噪地更加直接、更加赤裸，遏制中國崛起的意圖也就更加明确。西方社會認為，未來五至十年是中國崛起的關鍵期，同時也是西方遏制中國崛起的關鍵期。如果現在不能有效加以遏制，那麼，未來五至十年中國将勢不可擋，超越美國、重構世界秩序隻是時間問題。2017年底，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了他上台後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公開把中國作為美國“戰略上的競争對手”并明确“将印度洋－太平洋作為一個地緣戰略整體提出并進行闡述，揭示出了美國試圖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個方向實現戰略聯動，強化和擴大自己的聯盟體系，圍堵中國的戰略意圖”。⑨2018年1月，美、印、日、澳四國海軍将領舉行“瑞辛納對話”，共同商量應對所謂“中國崛起對區域的沖擊”。以美國為代表，西方社會的這些反應生動地說明，新“中國威脅論”不僅僅是口頭上的“論”那麼簡單，而是伴随着行動上的、實實在在的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威脅”，且呈現出緻使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急劇惡化的趨勢。
四、應對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對策建議
（一）在戰略定力上保持高度清醒，培育與大國地位相适應的從容心态。“威脅論”其實是大國崛起必然會遇到的“成長的煩惱”，我們必須坦然面對，做好打持久戰、攻堅戰的心理準備。一是要保持自信。要不斷增強對外部雜音噪音的抗幹擾能力，集中精力“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力求在搞好國内建設的同時，不斷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和争取國際社會支持。二是要戒驕戒躁。從蘇聯、日本、德國等國的興衰曆程可以看出，國内輿論慫恿、國外戰略透支，很容易導緻一個國家從強盛陷入衰敗。要準确把握好自身能力與他者認同兩大維度，要量入為出，切忌目标過高、失速脫軌，堅持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用戰略的耐力辦事情，理性地與世界各種反華勢力鬥智鬥勇，确保中國平穩度過和平崛起關鍵期。三是要理性引導。要注意合理引導國内民意，不要炒作中外分歧，引導他們理性看待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培養開放、包容、平和、理性的國民心态，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滋長，為新型大國和平崛起樹立良好口碑。
（二）在戰略部署上強調聚同化異，推動對外作為更加精細化。一是對于美國，重點可放在增信釋疑上。中美關系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宜多強調中美合作的協調性和非競争性，增強雙邊經濟互補、戰略兼容和行動協同。妥善處理當前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和金融矛盾，避免中美因誤判的擴大而展開針鋒相對的較量。二是對于歐洲等國，重點可放在互利互惠上。近年來，歐洲彌漫着強烈的失落感危機感，我們可進一步加強與歐洲各國的經貿合作，适當擴大從歐洲進口，分化瓦解美國對部分“豁免關稅”的拉攏，争取歐盟支持。三是對于印度，重點可放在稀釋對抗上。中印兩國存在邊界領土争端，印度對中國長期保持高度警惕。對此，我應多強調中印在地區事務中的共同利益，強調中印在南亞合作的合作性和協調性，同時加強民間交流對話，增進鄰國民衆對中國的信任和好感，淡化其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恐懼和擔憂。四是對于“大周邊”中小國家，重點可放在平等合作上。這些國家既渴望分享中國發展紅利，又害怕過分依賴中國經濟。對此，我們既要加快深化落實以往承諾，通過企業合作等方式做大并共享中國發展紅利，也要通過多提高“一帶一路”項目實施透明度、多開展涉及醫療教育文化等惠及各國普通民衆的實事，來努力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三）在戰略舉措上注重開拓創新，營造于我和平崛起有利的輿論環境。一是“向前看”。當前國内對中國崛起，高唱贊歌多、風險評估少，算計盈利多、估算損失少，對此，必須保持足夠清醒，樹立風險意識、深入挖掘“中國威脅論”複雜背景，科學評估其未來走勢，為有關部門采取風險管控提供參考。二是“向下看”。在西方，智庫學者與政府互動頻繁，常常是各種版本“中國威脅論”的制造者。在應對新一輪“中國威脅論”上，應淡化官方色彩和政府主導因素，把視角“向下看”，“充分認識公共外交的價值，積極培育民間傳播力量，鼓勵多元傳播主體參與到對外傳播工作中來”，⑩切實消除外界對中國發展的誤解和疑慮。三是“向東看”“向南看”。長期以來，英美長期壟斷國際傳播格局，因此，這些年我們有意在實際操作層面對歐美受衆關注較多，卻對“西方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關注較少。下一步，我國對外傳播的視角應多向東看、向南看，把焦點對準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特别是要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溝通和互動，采取有力舉措積極回應外界對我“未來向何處去、如何運用力量”等問題的關切，消除“中國威脅論”在這些地區的影響。
（本文系中央黨校2017年國家高端智庫重點課題“構建融通中外的對外政治話語體系”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吳麗英：《中美經貿關系進入多事之秋》，聯合早報網：http://www.zaobao/finance/china/story20180224-837639，2018年2月24日。
②王文：《“債權帝國主義論”不值一駁》,《環球時報》2018年2月27日。
③徐蕾：《美國國務卿蒂勒森為拉美行演講竟稱中國為“新帝國主義列強”》，搜狐網：http://www.sohu/a/220677905_115479，2018年2月3日。
④芮思客：《2018年才剛過了兩個月，西方就給中國扣上了四頂“高帽”》，參考消息：http://www.ckxx/p/97988.html，2018年2月28日。
⑤同④
⑥克裡斯托弗·沃克：《銳實力的意義》，聯合早報網：http://www.zaobao/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80212-834777，2018年2月12日。
⑦柳絲：《警惕西方“銳實力”輿論陷阱》，搜狐網：http://www.sohu/a/220732609_301529，2018年2月3日。
⑧王文：《中國應對“新威脅論”需有戰略耐力》，《參考消息》2018年3月28日。
⑨葉海林：《“印太”概念下的中美關系——“中美關系再思考”系列解讀之二》，海外網：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8/0509/c353596-31312447.html，2018年5月9日。
⑩周亭、溫怡方、賈文斌：《“他塑”視角下涉華國際輿情的困境與應對——以美國媒體涉孔子學院報道為例》，《對外傳播》2018年第4期。
責編：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