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文化落地情況的傳播效果研究
傳播的渠道主要是傳統媒體如電視和網絡媒體，傳播的形式主要包括圖書、電視劇、電影、科研論文等。基于中國文化落地情況的傳播效果研究通過統計數據分析和經驗總結，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總體趨勢向好，但是整體影響有限。類似研究缺乏受衆反饋和科學測量方法的運用，難以客觀反映評估對象的傳播效果。
人口覆蓋規模、分支機構數量等意味着中國文化與海外受衆接觸的可能性。盡管華語電視在海外多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了落地，但是在當地的收視情況不盡理想，且整體影響有限。雖然傳播網絡的建構和落地情況取得了較大的進步，但是仍舊面臨着一些突出的問題。相關研究缺少足夠的收視數據、訂閱數據和觀衆評價等佐證結論是比較普遍的問題。
館藏指标、發行量以及書評數量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圖書的社會關注度。中國的學術期刊、叢書和文學著作在海外關注度較低，産生的社會影響也相對有限，傳播效果并不理想。盡管部分實現了“走出去”，但是總體程度較低。僅以“能見度”為唯一标準，缺少讀者借閱次數、讀者評價、市場收益等更為直接的數據支持，似乎不足以做出客觀的評估。
播放數量、時長以及黃金時段占比情況大緻可以反映中國電視劇在海外市場的需求和生存現狀。在菲律賓、泰國、東非等國家和地區，中國影視劇的總體傳播趨勢向好，但是存在着題材單一和時段不利的問題。中國影視節目的海外傳播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内容結構和題材類型都有待進一步優化。
辦學規模、學校數量、在校學生情況可以映射出華文教育輻射人口的增長。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和國家的政策支持，使得海外華文教育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是教師短缺和教育理論研究滞後的問題，正成為阻礙華文教育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問題。相關研究中缺乏學生和教師的直接反饋，也沒有社會人士和政府部門對華文教育的評價，難以全面反映實際傳播效果。
發文數量、影響因子、引用頻次是反映哲學社科成果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指标。中國的科研機構發文數量穩步上升，科研成果國際影響力有所提高，學術話語權不斷提升。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名單中，中國學者入選人數名列前茅。但是與國際知名大學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影響也相對有限。類似的研究缺少對引用作者國籍、所屬機構及發表期刊等方面的關注，也缺少對相關研究實際應用價值的關注。
二、基于受衆态度認知傾向的傳播效果研究
基于受衆态度認知傾向的傳播效果研究通過問卷調查、訪談法、大數據抓取和文本分析等方法對受衆的背景結構、動機訴求、習慣偏好等進行分析。類似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因此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映評估對象傳播的效果，但是研究缺乏體系化思維，難以全面反映評估對象的傳播效果。
除了接觸率和到達率之外，受衆的媒介使用習慣、喜好偏向以及對于媒體的認知情況體現了受衆對媒體平台的态度認知傾向。我國英語媒體對外國受衆，尤其是客居受衆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媒體的知曉度和接受程度還不高，影響力也比較有限。我國的主流媒體在海外主要的社交平台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内容生産和議題設置的能力有待提高。此外，不同媒體之間的協作程度低，難以形成合力也是比較顯著的問題。網絡數據提取和文本分析的方式提升了傳播效果評估的時效性和準确性，但若對網絡平台數據過分依賴，缺少對于受衆真實狀況的感知可能會影響結論的準确性。獲得更為全面的受衆反饋，是充分理解受衆需求、改變服務理念和方式、深化心理認同的前提。
除了收視率，影視節目對于觀衆的吸引力、接受程度，及其知名度和社會影響是評價影視節目海外傳播效果的重要依據。大陸電視劇在韓國、東南亞等地對當地觀衆的吸引力較小、整體接受程度較低。中國電影在周邊國家的傳播狀況也不盡如人意，觀衆的接受程度和認知程度均較低。電視劇、電影和宣傳片内容品質的提升，傳播渠道的拓展與優化，以及整體傳播策略的調整無疑是提升傳播效果的可能路徑。
外國公衆對中國文化的接觸頻率、接受程度和認知态度傾向是評估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指标。具有地區民族特色文化的傳播還處在較為初級的階段，外國民衆對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中國文化接觸頻率、接受程度和态度認知存在差異。文化輸出形式的多元化、内容結構的層級以及文化态度的合理表達是從整體上提升外國受衆對中國文化的接受程度，轉變其态度認知傾向的重要舉措。特别是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針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和關注度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顯得尤其重要。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阿讀者會暨中國圖書展銷周活動（攝影李萌）三、結論與建議
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傳播網絡建構初具規模，以電視和網絡為核心的傳播渠道和以圖書、影視節目等為形式的傳播内容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受衆群體規模持續擴大。相關研究已經從落地情況轉向了受衆态度認知傾向的視角，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對于科學和客觀評估傳播效果，推動文化“走出去”具有積極意義。盡管如此，由于文化概念定義的模糊性、文化受衆的局限性和受衆評價獲取路徑的單一性給整體文化傳播效果的評估造成了巨大的阻礙，相關的研究仍舊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首先，傳播效果研究的理論完善是重中之重。當前的傳播效果研究，理論适應性問題突出，生搬硬套的現象普遍，理論框架存在比較明顯的缺陷。中國文化“走出去”傳播效果研究既涉及到傳播效果理論，也涉及評估對象自身及其周邊理論。理論框架和體系的完善要強化基礎理論研究，強調理論發展在研究中的基礎性作用。要明确傳播效果的邊界并深化對評估對象的屬性認知，從整體的角度把握文化，為文化傳播效果研究提供支撐。
其次，綜合性評估體系的研究和設計是要點。傳播的效果取決于諸多因素，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評估體系建設務必将各種影響因素納入科學測量的範疇，通過構建體系化的文化效果評估指标體系實現客觀準确的效果評估。對于特定區域的測量也需要考慮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等個性化要素，從而減少地區性差異和人群差異所帶來的誤差。
再次，研究方法優化和評估工具升級是相關研究的重要工作。為了應對社會化媒體崛起所帶來的内容生産模式變革和傳播網絡整合升級，精準和海量數據的獲取是提升傳播效果評估準确性的重要途徑，而這一目标的實現有賴于研究方法優化和評估工具的改進升級。既要關注文化整體的傳播狀況，也要關注特定傳播渠道和傳播形式的發展狀況，通過定量與定性，大數據與問卷調查、評估工具模型相結合的方式，完善相關研究的短闆。
此外，研究主體學科和部門分布不合理的局面亟待優化。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研究既涉及到政府、高校及各類智庫，也與社會機構、企業組織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鼓勵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人員、政府部門和文化企業開展跨學科和跨界的聯合研究，将有力推動學科融合和理論創新，彌補基礎理論和本土化理論的短闆，從而助力理論研究的深化和文化“走出去”實踐的開展。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