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谷歌新聞搜索和ProQuest數據庫，以“Xiong’an”為關鍵詞，篩選出2017年4月3日至2018年5月29日期間關于雄安新區的專題報道、特稿和評論共計49篇作為分析樣本。來源包括路透社、彭博社、《紐約時報》《衛報》《經濟學人》、BBC等全球主流英文媒體，也包括《金融時報》《福布斯》《外交事務》等财經或智庫類媒體。本文采用了“語義網絡分析”（SemanticNetworkAnalysis）與“框架分析”（FramingAnalysis）相結合的研究路徑，對相關報道的議題框架進行提煉和解讀。
研究發現，雄安新區議題的境外媒體報道框架主要分為“經濟框架”“環境框架”“城市建設框架”和“政治框架”。本文選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報道進行文本分析，着重關注國際輿論有關雄安新區議題的傾向性。
一、經濟框架
經濟框架的高頻詞包括“深圳”“上海”“浦東”“經濟”“區域”“增長”等，主要是将雄安新區與以前實施過的類似項目進行對比，強調其在政治考量下開展經濟建設的模式與初衷，将其界定為具有鮮明“政治屬性”的經濟實驗區。報道主題主要涉及其所帶來的房地産市場波動和資本市場反應，及其對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拉動作用等，也有部分媒體對其未來實際的經濟效能表達了質疑。
雄安新區規劃所引發的資本市場反應是境外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南華早報》的《雄安“地主”引領市場對中國夢幻之城的震撼》一文指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新區規劃的間歇性刺激，任何有關雄安的消息都可能會推升相關股票。在大陸波動劇烈的資本市場，意味着投資者需要采取一種精心構思的策略，其基本原則是：時間就是一切。”
彭博社的報道《中國投資者正在擁抱雄安的一切》稱，2017年4月新興經濟領域股市漲幅最大，本月表現最好的20隻上市股票中有15隻位于北京、天津或河北，其中五隻在雄安新區計劃披露後，股價一路飙升至每日上限，緻使其不得不暫停交易至少兩天。該報道據此認為，這反映了大陸A股市場的典型特征，即投資者緊跟政府重大決策，由此拉動投資。
境外媒體對雄安新區開發可能導緻的房地産市場泡沫非常關注。《紐約時報》刊發的《在幾個小時内，中國一個安靜角落的開發計劃引發房價飙升》一文稱：“中國政府公布雄安新區建設規劃後，炒房團湧入導緻當地房價迅速飙升，這被認為是中國房地産市場泡沫嚴重且充滿不可預測性的又一例證。”
境外媒體也集中報道了投機者湧入雄安新區的炒房行為和政府采取的相關舉措。BBC在《雄安新區成為中國的熱門地産》寫道：“大量炒房者湧入雄安，社交媒體議論紛紛。政府出台了嚴厲的禁購政策，投資者轉向鄰縣，導緻周邊房價也飛漲。中國的投資者癡迷于地産，認為是穩賺不賠的保險投資。”
《金融時報》的報道稱，在開發雄安新區的決定宣布之後，該地區的房地産價格上漲了兩倍，政府部門及時采取了禁止物業銷售、關閉房地産中介機構等措施，并以“房地産違規行為”為由懲戒了一些不法商家。
境外媒體對雄安新區積極引進高新技術産業和政企關系進行了報道，在此議題上基本上秉持了正面或中性的立場。如百度與當地政府合作“将新區發展為智能交通支撐的智慧城市”；京東在新區設立無人化商店，當地政府針對自動駕駛出台支持政策，積極培育基于量子通信、區塊鍊、未來網絡、幹細胞療法、納米材料等高新技術打造的人工智能、雲計算、物聯網、生物醫藥、基因工程等産業；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已經建立了一個促進電網規劃的子公司，未來電力将占雄安地區能源消耗的一半以上，并且雄安新區用電100%為清潔電力，等等。彭博社認為政府的投入是“一種大膽的支出”，認為這表明了“中國經濟的雄心壯志，要将經濟重心轉向服務業和高科技産業”。
也有一些境外媒體對雄安新區是否能扮演重要的經濟角色表達了質疑。《金融時報》在《中國下一個“從零開始”的城市受到質疑》中援引受訪外國學者的意見稱：“雄安不享有那些早期實驗城市的自然優勢，例如靠近繁榮的金融中心、世界級的港口或國際資本的巨大倉庫。”路透社在《中國新經濟區注重技術創新》的報道中稱：“在目前經濟放緩的環境下，政策制定者很難在雄安複制深圳的繁榮景象，而是會創造另一個政治中心。大肆炒作之後，雄安不會成為新的浦東，而将是又一個北京。”彭博社的報道也對此表示懷疑與憂慮：“鑒于中國債務水平上升以及政府所宣稱的更緩慢、更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更明智的資本配置目标，由國家主導的雄安大型項目是否為明智之舉？”
二、環境框架
境外媒體報道的環境框架包括“擁堵”“空氣污染”等高頻詞，關注了雄安新區建設對北京“大都市病”的纾解作用，及其對當地生态環境可能帶來的風險。
從機遇來看，新區的建設将幫助北京緩解人口、交通、空氣等多方面壓力。彭博社在《中國290億美元的新區帶來了更好城市的希望》援引一位國内專家的觀點認為，中國已經完成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現在它将更關注質量，因而，雄安新區便是提升京津冀地區人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嘗試。BBC在題為《雄安新區成為中國的熱門地産》的報道稱：“雄安新區建設規劃，旨在克服首都人口激增、過度擁擠、環境污染、交通堵塞的困難，重新安置工業和人口。雄安新區面積是紐約的三倍，是京津冀區域的關鍵組成部分。雄安作為中國最大的濕地之一，将按照世界級标準建設，十分重視生态保護。”《南華早報》援引一份政府報告表示，雄安新區建設将“嚴格控制土地，房地産開發及周邊地區，保護曆史文化遺産和生态環境”。
從挑戰上看，新區所在的白洋澱地區，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淡水濕地之一，境外媒體對新區的建設是否會危害原有的生态系統表達了憂慮，如《紐約時報》報道稱，“侵蝕城市化和土地複墾”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産生了嚴重影響，稱生态保護和人工智能将是雄安新區建設的兩個重點。《紐約時報》在題為《神聖湖泊受到中國日益增長的資本的威脅》的報道中稱：“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這些脆弱的濕地将變成一個巨大的衛星城市，用于分散中國擁擠的資本。”并通過對當地部分居民的訪談表示，新區建設會對白洋澱地區原有的生态環境、曆史遺迹、文化傳統以及居民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福布斯網的報道稱：“正如北京承諾的那樣，以可持續的方式在濕地上建起一座城市，這是一個艱難的挑戰。這需要嚴謹的策劃、新的政策、巧妙的工程和充足的資金。”
三、城市建設框架
城市建設框架包括“首都”“職能”“區域”“發展”等關鍵詞，主要關注于雄安新區在環京都市圈布局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相關報道凸顯了雄安新區對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及其對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作用。
《南華早報》稱這是“一項旨在整合京津冀地區經濟的計劃”，強調了雄安新區對周邊地區建設的帶動作用，稱“雄安靠近北京的新機場，也有主要高鐵線路經過。雄安的發展可能帶動貧窮的河北南部地區的發展”。路透社的報道稱，雄安新區将重點建設高科技和創新型企業集群，并接管北京的一些“非資本職能”，也将吸引大型國有企業進駐，這一進程将逐步實施。《福布斯》援引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預測稱，從北京轉到雄安的機構将帶來450萬人口，占目前北京人口總數的21%。随着時間的推移，這個數字還會進一步增加。《金融時報》報道稱，這片與世隔絕的沼澤地将變成一個兩倍于香港規模的“綠色創新世界級”城市，幾乎是紐約市規模的三倍。
境外媒體還重點關注了雄安新區的地下空間開發利用和城市交通等問題，突破傳統的摩天大樓和高架路網模式。《日本經濟新聞》的報道援引雄安新區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匡迪院士的話強調，該市的交通基礎設施包括公路和鐵路，大部分将建在地下。《南華早報》在一篇特稿中強調，國土資源部研究機構在其初步調查中發現該地區“非常适合地下開發”。該機構提出的暫定計劃将地下區域劃分為兩部分，較高的部分将用于倉庫、購物和娛樂場所、停車場和民防，而較低的部分将用于管道、運輸。更深的地區還将作為蓄水區，或用于特殊項目，包括防禦結構。多家境外媒體在報道中強調指出，“夢想之城”雄安有希望成為中國最大的公共工程項目。《中東與北非商業報道》關注北京與雄安之間的高鐵通勤問題，并援引中鐵公司的消息稱，乘客很快可從北京搭乘子彈頭列車前往新區。
四、政治框架
雄安新區作為黨和國家的“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其鮮明的政治意義也在境外媒體報道中得以凸顯。其中的關鍵詞包括“城市”“人民”“百萬”“從零開始”等，主要聚焦于雄安新區作為中國“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特殊政治地位與屬性。
在這個框架中，絕大多數境外媒體都将雄安新區與中國領導人關聯起來，将其作為中國進入“新時代”的标志性工程，如《外交學人》稱“在首都北京附近建立一個新的大都市區的計劃是史無前例的頂級政治實驗”。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媒體仍舊采取了“二元對立”偏見性的新聞框架，沿襲了對中國政治制度的一些簡單化的闡釋模式。《外交學人》的報道指出，雄安計劃體現了現任與前代領導人的“顯著差别”。《華爾街日報》認為，選擇在“十九大”召開前高調公布雄安計劃有助于領導人獲得更多的支持和更高的威望。《時代》周刊認為，雄安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引擎”，體現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如果這個項目獲得成功，将使其具有與“鄧小平的深圳和浦東實驗”比肩的曆史地位。
五、總結與建議
通過各類境外媒體的相關報道可以看出，雄安新區的決策與建設不僅在國内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同時也吸引了境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認為，境外媒體對于雄安新區的報道呈現出三個主要趨勢：（1）關注議題多樣，視野較為廣闊；（2）總體評價趨于平衡，既有正面的贊賞之語，也有質疑和批評的負面之言；（3）個别議題的報道傾向明顯偏頗。
首先，在報道的議題和視野上，境外媒體不僅僅聚焦于在雄安新區的開發上，而是以其為出發點，将報道的内容延伸到了中國的資本市場、房地産市場、環境保護、區域發展等多元議題上。這種多維度、寬視角的解讀模式，一方面說明境外媒體涉華報道開始走出“泛政治化”的單一模式，同時也說明我國相關部門有關雄安議題的對外傳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境外媒體報道對國内主管部門、權威專家和智庫機構等信源的廣泛引用便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在總體評價上，國際輿論對于雄安新區基本呈現出了喜憂參半、正負面兼有、肯定與質疑共存的态勢。其中，境外媒體報道總體上充分肯定雄安新區的戰略意義，認為其是疏解北京首都職能、促進京津冀發展、改善當地群衆生活的良好契機，特别還強調了其在創新、綠色發展方面所具有的引領作用。但在其發展前景上，大部分媒體仍保持觀望态度，有的甚至“唱衰”，指出其很大程度上隻是一種“政治造勢”，對于雄安未來能否複制深圳或浦東的“經濟奇迹”和“示範效用”抱有一定的懷疑與憂慮。
其三，在部分議題上，國際輿論的報道含有明顯的負面框架，沿襲了其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乃至“妖魔化中國”的立場。例如，部分西方媒體試圖将雄安新區建設歪曲為領導人個人推動的政治行為，由此将其歸于“人治”“威權”“專制”等負面框架内，以此展開指責與批判。但事實上，民主集中制是中國特色“協商式民主”的本質特征，任何重大決策都是要經過集體醞釀、征詢、讨論和協商後做出，但這一點并未在境外媒體報道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綜上所述，雄安新區建設在目前的國際輿論場上仍處于“輿情臨界點”——即正面和負面輿情此消彼長的狀況。有鑒于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加大有關雄安新區建設的對外傳播力度，調整策略，根據項目推進的具體情況分階段、有步驟地做好新聞發布和輿論引導工作，從而為這項“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順利推進創造良性的國際輿論氛圍。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着手開展工作：
1.強化議題管理，提升傳播主導性。對于當前雄安新區建設所面臨的複雜國際輿論局面，我們應當進一步強化議題管理意識，主動與境外主流媒體保持密切聯系，建立定期新聞發布制度和采訪線工程機制，組織境外媒體記者實地考察雄安新區進展，發布權威數據和調研報告，強化政府部門和智庫機構的“自塑”機制，針對輿論熱點和“槽點”主動及時發聲，最大限度規避國際主流媒體的“他塑”效應。
2.設置多元化議程，契合人類共同關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看，雄安新區的開發也是為了解決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但從目前境外媒體的報道來看，雄安新區的開發被視為中國的國内事務，尤其是與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相關，其在全球傳播層面的意義還有待于進一步開掘。下一步可以根據相關項目的推進，在科技創新、生态治理、智慧城市、智能政務、“樂活”（LOHAS）等國際社會和基層網民更關心的議題上設置多元化議程，提升對外傳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3.切中敏感議題，對于境外媒體對雄安新區建設的批評與質疑，應當在對外傳播中加以重點引導。一方面基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進行制度層面的解讀，另一方面通過凸顯實際的發展成果和實績，向外界證明“雄安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4.以“最酷雄安”為主題，突出新區在“智慧城市”“創新高地”等方面對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引領。利用海外社交媒體平台，充分利用短視頻、直播等手段，提升雄安在“千禧一代”網民中的品牌辨識度和美譽度，吸引世界各地的青年“極客”“創客”來雄安圓夢，打造出更多具有全球視野的“雄安故事”，讓“雄安”成為新全球化時代的網絡熱詞。
[本文系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十九大精神的國際傳播内容、策略和效果研究”（20185080016）和北京市宣傳文化高層次人才培養資助項目“京津冀對外宣傳和新聞發布工作協同創新研究”的部分成果]
（執筆：張耀鐘、邱偉怡、胡宇；審定：史安斌）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