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簡介：
1942年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國廣東，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南洋大學，1966年負笈東瀛,獲立教大學新聞學博士學位。卓南生從事日本研究和新聞評論長達50年之久，先後在東京大學和京都龍谷大學任教，現為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校客座教授。卓南生是資深日本政治問題和中日關系學者，著作頗豐，代表作是《日本的亂象與真相》、《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全三卷）、《日本的亞洲報道與亞洲外交》和《中日關系出了什麼問題？》（合著）等。
華裔新加坡學者卓南生教授旅日多年，深耕日本問題研究，撰寫了大量有關日本時政以及中日關系方面的文章。近年來，他與中國學術界交流密切，擔任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他的著作《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等為中國文化對外交流提供了第三方視角。他對中日媒體以及兩國關系的深入研究對我國對外傳播工作具有重要鏡鑒意義。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對外傳播》近期就中日關系的走向，日本媒體的保守化傾向，以及中國方面該如何應對等問題在北京專訪了卓南生教授。
中日不可能“結婚”，何來兩國“蜜月期”
《對外傳播》：曆史問題已經成為阻礙兩國關系的最大絆腳石。日本擔心中國沒有解決“未來的問題”——中國崛起将對日本構成威脅；而中國擔心日本沒有解決“過去的問題”——曆史問題不解決，軍國主義就會卷土重來。您覺得該如何化解中日之間這種認知錯位？
卓南生：這不是認知錯位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看待真相的問題。日本社會已經“總保守化”，對戰前的曆史不肯認錯，而且變本加厲地在往回走，具體體現在教科書問題，以及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亞洲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對日本保持高度警惕，這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有必要的，特别是中曾根政府、小泉政府、安倍政府，在這方面的複古色彩越來越濃厚，加之日本《和平憲法》修改已經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勢在必行。一旦日本修改憲法，日本難保不成為脫缰之馬，我覺得亞洲人民應該明确發出訊号，提高警惕。
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日本學界曾提倡所謂“亞洲經濟雁行論”，日本作為雁頭，接下來是亞洲四小龍，東盟各國，墊底的是中國。這樣一種旨在鼓吹“日本盟主論”的所謂亞洲經濟運行方式，在日本泡沫期曾經被學界和媒體大肆宣傳，但是這個論調最終證明是失敗的。中國大陸迅速崛起，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方面的感受肯定不是那麼舒服，特别是和本身“失去的10年甚至20年”的處境相比，心情更加複雜；加之在以“國益至上”為标榜的日本媒體不斷煽風點火、大肆渲染下，“中國威脅論”甚嚣塵上。從戰後兩國道路的選擇和政治經濟發展規律，以及如何總結并處理鄰國關系的視角來談中日關系問題可能會更加清楚。如果隻是用“民族性論”和“國民性論”，或者是單純的“強弱論”來看問題，永遠看不明白，将導緻中國人民無法理解日本，日本人也無法理解亞洲。
《對外傳播》：20世紀80年代，中日關系處于“蜜月期”。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際，日本明仁天皇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把兩國友好關系推到頂點。為什麼之後會突然出現大逆轉？
卓南生：中日之間不可能“結婚”，所以也就談不上什麼“蜜月”不“蜜月”。在日本天皇訪華這點上，中國方面的看法和日本有微妙差異。中國把日本天皇訪華視為其外交的突破和業績，但是在日本看來，這是它戰後展開“新天皇外交”的一個大好機會，因為日本在展開“新天皇外交”的時候是有所顧忌的，最大的顧忌是亞洲民衆的反應，所以必須予以試探。為此，1991年9月，先以東南亞五國為試點，最初的訪問行程是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後來擔心日本二戰期間在菲律賓和新加坡有屠殺事件等負面記錄而臨時取消，那麼接下來日本能夠展開“新天皇外交”的隻有中國和韓國。韓國因為慰安婦問題突出，欠缺訪問的氣氛，“新天皇外交”的重頭戲就隻剩下中國了。
由此可見，當年明仁天皇訪華，東京方面是有其戰略考量的。從戰後憲法的條文來看，戰後的日本天皇不是政治主腦人物，隻是象征，所以不能夠有政治行為。日本一些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對此有所微言，原因之一是，在他們看來這是變相提高了天皇的政治地位。他們認為，天皇與天皇制這是兩個概念，個别天皇也許比較溫和且有親近感，但是媒體大可不必為明仁天皇的一言一語而一喜一憂，因為天皇不是問題關鍵所在，天皇制才是問題之核心，後者是一種運作方式，一種政治制度。
《對外傳播》：20世紀80年代，日本民衆有八成認為“對華有親近感”，世變時移，現在調查問卷顯示八成回答“對華沒有親近感”。同樣，長期以來中國民衆的對日感情也持續走低。如何改善中日之間積怨已久、摩擦不斷的雙邊關系？
卓南生：我想，要改善這個問題，彼此都要走出一些條條框框。比如說，不少日本媒體把任何批判日本的行為（實際上是批判日本當局及其推行的國策，而不是反對日本老百姓）打上“反日”的标簽，這是非常不可取的。同樣，中國（亞洲國家亦然）媒體在批判日本時，這個“日”是指日本政府、日本企業，或者是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還是日本的老百姓，也應該明确予以劃分，否則就容易掉入“民族性”和“國民性”論的陷阱。因為，當你把某個民族或國家定性為好戰的或者是具有侵略基因的話，那意味着本性難移，無法相處，所以我認為應該走出這種思維誤區。
《對外傳播》：中日之間“政冷經熱”已經持續多年，國際政治認為兩個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隻有永遠的利益。中日兩國經濟的高度互補和飛速發展，能夠維持兩國長久和平的雙邊關系嗎？
卓南生：經濟互補沒有錯，但是彼此相互尊重，營造對話的氣氛與機制也很重要。一般來說，經濟上有所需求的一方最愛倡議“政經分離”，因為政治上它照樣可以給你出難題，采取敵對态度，曆史教科書可以照樣修改，靖國神社可以照樣參拜。從另一方的角度來看，我門戶開放，提供各種優惠條件，促進經濟交流，你卻處心積慮采取敵對态度，這是不可能會被接受的。“政經分離”隻是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段會出現，是不可能長久持續的。
日本研究既不能割裂曆史，也不能脫離現實
《對外傳播》：作為資深中日關系學者，您覺得中日關系今後主要發展趨勢是什麼？
卓南生：我個人是持比較悲觀的态度。我在日本念書、教書，與日本打交道差不多半個世紀，在中日恢複邦交之前，對中日關系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希望，看到日本民間新生的力量、新生的氣息，他們在努力打破僵局，努力尋求良好方向，走一條和平的道路。今天中日兩國交流更多了，表面上看似乎相互更加了解，懂日語的人更多了，學習中文的人也不少，但是中日兩國的分歧卻越來越大。中日之間的三個主要問題，一個是台灣問題，一個是曆史問題，再加上一個領土問題，基本問題雖然不變，但比起1972年或1978年，情況顯得更加棘手。
《對外傳播》：您在2005年與吳學文教授對談的《中日關系出了什麼問題？》一書中，指出日本的中國研究相對紮實，而很多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對日本的研究流于表面，甚至是重複研究。現在十多年已經過去，這種情況是否有所改觀？中國的對日研究還應該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卓南生：日本學者對中國的調查和研究一直在十分認真地展開，這和戰前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傳統是一脈相承的。中國方面對日本的研究相對顯得不夠深入，盡管懂日語的人很多，但是對日本的認識和判斷似乎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原因之一是有些反應過于僵化與教條，有些年輕學者欠缺研究的主體性，傾向于向日本媒體或日本學術界取經，并在取經過程中不慎跟着日本某些基調團團轉。目前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改觀。也許是因為對于日本的走向，以及中日關系史不甚了解，有個别研究者不知不覺地對某些在曆史上，對中國和亞洲非常不友好的人物予以過高評價，甚至無意識間跟着日本的某些輿論誘導方向走，将一些原本黑白是非很清楚的問題搞糊塗。在所謂平衡看待問題的借口下，把某些早已被定性為侵略的理論或人物，變成是有侵略的一面，也有友好的一面，這是非常令人憂慮的動向。
我感覺中國的對日研究目前有一個偏差，就是研究曆史的學者未必了解現狀，而研究現狀的學者對曆史問題似乎不夠重視。有些人寫文章時，很輕易地對于過去的曆史一筆帶過。要走出這樣的窘境，應該從一個曆史的長河來看待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既不能輕易解構曆史、割裂曆史，也不能脫離現實。對中日關系的發展過程、變化過程，以及一些細節問題，年輕學者應改變不肯花時間下苦功研究的态度。
《對外傳播》：從傳播效果來說，很多日本極端言論就是因為我們的過度關注而對社會産生影響的。對各種仇恨言論和極右言論，采取一種防微杜漸的态度固然重要，但過于在意可能正中那些人的下懷，所以中國方面不必太在意。您認同這種觀點嗎？
卓南生：我覺得這種說法不成立，什麼叫過度關注？我認為中國和不少亞洲國家（韓國除外）的關注度不是走過頭，而是不夠。對于日本的右傾言論，你必須面對，必須做出相應的反應和批判。比如說“ABCD包圍圈論”，這是戰前日本為發動戰争刻意制造的一種輿論，A是美國，B是英國，C是中國，D是荷蘭，他們說日本是在ABCD包圍圈中被迫參戰的，是防衛戰争。這些歪論并不是我們過度關注，它才更加興奮或者被刺激起來。恰恰相反，對于這種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問題，我們必須對它的曆史根源給出一個明确的态度。我不贊成隻看日本領導人是否有表面上的“反思”或“道歉”的表态就滿足的看法。
《對外傳播》：對于日本媒體的右傾言論，中國方面應該如何應對？
卓南生：很多亞洲國家包括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和研究人員，如果沒有及時提高自己的水平與能力，以粗枝大葉的态度來報道和評論，很難和相對嚴謹的日本學者和新聞記者進行真正平等對話。有些媒體人很容易被日本的媒體牽着鼻子走，這是令人擔憂的。以日本“國益”（實際上是當權者的利益）為重的日本媒體，包括《朝日新聞》的言論其實都具有迷惑性。對于像《産經新聞》這類極端保守媒體，很多人一眼就看得出來，因為它是清清楚楚告訴你它繼承戰前思想，但是對于貌似公正的《朝日新聞》，有時候就會在無意識當中掉進它的陷阱。
舉個例子來說，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購島論”之後，《産經新聞》跟《讀賣新聞》都表态支持，但是《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東京新聞》就提出不贊同石原慎太郎購島的構想。一部分中國媒體就認為日本的媒體像《朝日新聞》和《東京新聞》是反對購島的，是批判力量。其實你再進一步仔細看，《朝日新聞》反對購島跟中國的反對是兩碼事。《朝日新聞》反對的是，你身為一個東京都地方政府的知事，無權過問國家大事，這不是你的本分，要購島，應該由國家出面，這其實是出了一個主意讓國家去接管。《東京新聞》則提出東京都的錢應該為當地市民謀福利，不應該拿去購島，意思也是那是國家的事。這種“批判”态度，其實是在為當權者出謀獻策，誘導輿論。
由此可見，《朝日新聞》和《東京新聞》的表态跟中國的反對購島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有些媒體似乎有報喜不報憂的傾向。實際上我跟《朝日新聞》關系很好，我是《朝日新聞》戰後第一個外國實習記者，我在那裡有很多好朋友。該報館确有很多好記者，受人尊敬的記者，包括我的好幾位老師都是《朝日新聞》出身，但是我也看到了《朝日新聞》的兩面性。應該指出的是，個别好記者不能代表這個報館的總體方針和走向。有趣的是，《朝日新聞》盡管是一家典型的“小罵大幫忙”的報紙，也不為安倍政府所容忍，覺得是礙手礙腳，所以近年來對《朝日新聞》加強控制并施加影響。今天《朝日新聞》的言論跟《産經新聞》和《讀賣新聞》幾乎沒有什麼不同了。這種比過去更為口徑一緻的“劃一性”是當前日本媒體的一個新現象。同樣的論調，同樣的标簽，這是最近日本媒體的一個變化，也是安倍第二次上台後輿論界的新動向。
文化交流論的前提是誠摯
《對外傳播》：愛國主義教育是中國政府為喚起中國人民的國家意識而實施的一大政策，通過展示和學習抗日戰争勝利的曆史事實，來喚起中國人新的國家意識。但是中國近年來的愛國教育常被日本媒體解讀為“反日教育”，您覺得該如何消除這種誤解？
卓南生：這不是一種誤解或誤讀，而是立場與政策之體現。日本媒體如果認真站在黑白是非的角度，當外國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時候，明知是先人犯了錯誤的報人，應該是參與這個批判。令人失望的是，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不少日本媒體對于來自鄰國的批判聲音，往往先定性為“反日”行為。實際上，就我在中國這十多年來的觀察，我覺得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并不像日本媒體所述一般。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很多中國年輕人已經對政治不再敏感和關心，和日本相比，我覺得中國年輕人其實更加傾向于個人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其實并沒有得到真正的推崇。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被解讀為“反日教育”，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保守化大環境下，日本媒體大肆渲染的一個論調，這種論調後來開始出口外銷，甚至包括部分中國學者也跟着反複哼唱，反而幫助日本媒體進行宣傳。
《對外傳播》：中國和日本雖然咫尺相鄰又十分遙遠，既相像又不同，既熟悉又陌生，既交往密切而又互不信任，兩國之間相互理解非常有限。加強兩國溝通應該從哪些方面着手？
卓南生：文化交流論，或者說青少年交流論都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要先有誠心、要有誠意，否則都是外交戰裡面的煙霧，特别是對于出錢多的一方，其目的無非是要影響另一方。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話說，是一個所謂軟實力的較量，所以交流論其實是另一個戰場，并不是說真的通過所謂交流就能夠達到相互了解的目的。要得到真正相互了解與和解，也許首先得回答究竟為何交流？為誰交流？隻有搞清楚這樣的問題，才有真誠交流的可能性，否則其實都是外交戰中互相試探、互摸底牌的遊戲。我長期在日本的大學（東京大學和京都龍谷大學）教授國際文化交流論，我對文化交流或國際交流的背後更加重視。我認為交流就要有前提，這個前提就是誠摯，否則其實是相互制造“美麗的誤會”，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
《對外傳播》：中日兩國近年來民間外交方興未艾，中國政府強調青年關乎中日關系的未來，是改善中日關系的關鍵。當下該如何針對日本年輕人做好溝通交流工作？
卓南生：溝通、交流我覺得不需要太過刻意安排，最好是自然的交流。據我所知，中國方面曾邀請三千日本青年訪華，當時不少年輕人很想了解日本侵略中國這段曆史，但是中國方面也許出自擔心“友好氣氛”受損的考慮而未答應安排他們去看那些戰争紀念館，擔心這些地方對日本年輕人刺激太大。那個時候不少日本青年是真心想了解曆史真相。在“總保守化”的今天，日本青年恐怕已欠缺這樣的意願。我認為，交友之道，貴在坦誠，要敢于讓對方青年了解兩國關系的真相。
《對外傳播》：媒體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來改善中日關系？對日傳播還應該在哪些方面繼續努力？
卓南生：媒體應該就事論事，不要以偏概全，尤其是避免片面的褒貶與定性。舉個簡單的例子，今天的中國遊客在日本或其他國家有一些不禮貌或不文明行為，你可以批判，也應該批判，但沒有必要将之升華為國民素質與國民性的層次，否則容易掉入“大和民族優秀論”的圈套。實際上，同樣的情形也曾經發生在日本。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乃至80年代，當時所有今天中國發生的事情都在日本發生過，我是親曆其境的。
大多數日本人不了解或者不關心中國的情況是事實，對這些人也許有必要通過各種渠道傳達更多真實的情況和信息。在日本的中國人很多，他們可以做出良好溝通的表率。我不太贊同通過刻意的方式，尤其是教條式的方式，比如簡單區分“友好”人士、“非友好”人士來展開宣傳，這種标簽式的分類法已經到了重新檢讨的時候。與此同時，對日報道也應該走出一些固定觀念和傳統思維的束縛，不能再停留于右翼隻是“一小撮”的論調。另外，對日傳播不能一廂情願地表述，例如有些中國媒體傾向于把田中角榮當作正能量的政治家來看，但在日本，田中角榮是“官商勾結”的象征和符号。如果隻是進行僵硬的宣傳，過于強調“莫忘（中日關系正常化）掘井人”，而遺忘了在這華麗政治舞台背後廣大日本民衆推動中日走向正軌的力量，其結果恐怕隻能适得其反。（受訪對象供圖）
責編：杜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