緻力于夯實中日民意基礎
去年9月，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人民中國雜志社在東京舉辦了“民間的力量”主題圖片展，展出内容包括本刊當年的報道頁面、珍貴的曆史圖片等第一手資料，引來了日本各界的關注。這些具體的事例和生動的故事，從20世紀50年代說起，一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此後45年來兩國民間各個領域的交往，有力地佐證了“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這句至理名言，驗證了民意基礎對兩國關系的重要意義。
今年，我們又拉開了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的帷幕。中日關系經曆了40多年的風風雨雨，在曲折中不斷發展。過去幾年裡，中日關系經曆了嚴峻考驗。去年起，一些向好的勢頭帶來了希望。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日，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間就改善關系進行了進一步溝通，簽訂了一系列包括經濟、安全、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政府協定。這對中日關系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在中日關系企穩向好的今天，如何發掘民間的潛力，修複、夯實受損嚴重的民意基礎，為兩國關系行穩緻遠創造更充分的有利條件，對日媒體正是到了一展身手的時候。
今年又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成果，今天兩國民間交流的廣泛性與規模早已不可與40多年前的水平同日而語。僅就民間外交而言，除了傳統的友好團體繼續發揮作用之外，新型民間組織、各種NGO等也積極投入到交流中來，并且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公共外交的概念深入人心，民間交流的主體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這些都為對日報道提供了豐富的選題資源。
十幾年前筆者開始參加由電通公司、朝日電視台等民間機構與國新辦聯合主辦的媒體人士對話會。對話會采取閉門形式，與會者可以暢所欲言，坦率交換意見。十多年過去，雙方各大媒體的一線骨幹，盡管價值觀、新聞觀都有不同，但通過坦誠交流，大家成為好朋友，也都一定程度了解了對方的立場，為相向而行創造了條件。我在對話會上一再強調的觀點是，兩國媒體的國際報道對本國民衆正确認識和了解對方國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兩國的民意走向發揮着巨大的引導或誘導作用。我堅持呼籲，應該重視跨文化交流媒體的獨特作用，兩國媒體的決策層應該進一步加大對話力度，紮實開展務實可行的共采共稿等多種形式的媒體合作。
近年，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聯合主辦的“北京—東京”論壇是一個更大的公共外交平台，各個分論壇幾乎涵蓋中日之間存在問題的所有領域。各路嘉賓在這個平台上，基于每年的雙方輿論調查結果，分析兩國民意對立的問題點所在，為中日兩國消除分歧、擴大共識建言獻策，其社會影響日漸擴大。這個論壇作為交流平台的特點之一，就是每年堅持通過民調分析兩國輿論對民意的影響，進而将其作為在媒體分論壇交流時的依據，探讨在改進民意方面雙方媒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選題策劃從被忽視的領域切入
對日傳播媒體在夯實民意基礎方面可做的事情有很多。在加強現有時政報道和經濟報道的同時，還應該在相對被忽視或重視不夠的領域加大選題策劃力度，以便打開對日工作新局面。筆者根據近年來的親身實踐與思考，結合目前的主要問題點，重點展開以下讨論。
1.地方交流。地方交流是中日交流的一大特征。各地的橫向交流，擴大了經貿合作、人文交流，造福了地方人民，同時也為更深入均衡地加強兩國人民了解作出了曆史性貢獻。但近年來許多地方友好城市的交流已經形同虛設，人員來往也大不如從前。一些地方官員，對中日關系感到沒有把握，開展地方交流的積極性有所下降。這個問題應當引起我們重視。因為廣泛的民意基礎就在地方。我們不能隻注意東京而忽視關西、忽視東北地區、忽視九州。同樣，日本和中國的交流也不應該隻集中在北京、上海、蘇州、廣州，還應該對中國廣闊的内地多加關注。《人民中國》每年都向中日雙方的地方政府呼籲加強交流，“美麗中國”“知事訪談”等欄目都是為這種交流搭建的平台。今年青海外宣辦将通過人民中國雜志社東京支局的協助，在日本舉辦“大美青海”展等交流活動，這是“美麗中國”欄目産生的延伸效應。
2.災難報道。兩國人民在災難面前相互守望，是增進兩國民意改善的重要報道資源。今年是汶川大地震發生10周年。不論是四川還是福島，當年大地震發生時，中日兩國人民曾相互守望，互相支援。《人民中國》在汶川地震、東日本地震、熊本地震發生時，做過許多有溫度的、有針對性的及時報道，拉近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心靈距離。今年第八期《人民中國》再次推出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特輯報道，其中還通過東京支局采訪到當年日本救援隊成員。這個策劃無疑将再次在日本讀者中引起良性反響。
3.人文交流。人文交流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旅遊。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于對悠久曆史文化的向往，日本曾興起來華旅遊熱，修學旅行也十分普遍。那時候中國公衆還不具備赴日旅行的經濟實力，因此雙方的旅遊是不對等的。如今仿佛一切都倒過來了，中國遊客大批赴日旅行，而來自日本的遊客卻完全不成比例了。旅遊是增進彼此了解的最直接途徑，但目前的這種失衡卻令人感到遺憾。中國經過40年改革開放，各地發生了深刻變化，通過旅遊可以非常接地氣地了解中國實際發生的變化。然而日本旅遊者、來華留學和修學旅行人數都遠遠少于從前。日本媒體的片面誇張炒作造成心理恐懼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國遊客赴日遊也要克服過度的消費主義傾向，增加和當地人交流的比重，以加深對日本社會的了解。《人民中國》策劃了“不平衡的中日旅遊”等多個針對上述問題的選題策劃；連續多年推出的金牌欄目“美麗中國”，刊登的對地方城市曆史、文化的深入報道，引起日本許多讀者關注，并得到贊譽。今後，對日報道應該在這個領域進一步加大報道力度，吸引更多日本遊客特别是年輕遊客來華旅遊，以“一見”克“百聞”，校正日本媒體對中國片面、失實報道帶來的負面作用。
4.評論選題。媒體本身對兩國民意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前面也提到，近年對媒體責任的讨論一直沒有間斷。一個大背景是，随着數字技術與網絡的發展特别是移動終端的崛起，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得到拓寬，有價值的信息與虛假新聞也魚龍混雜，甚至有人提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後事實”時代。情緒化、簡單化導緻的與民粹主義思潮相伴随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一有機會便成為幹擾中日關系理性、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也成為綁架民意、削弱民衆互信的頑固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傳統媒體，新媒體、圖書的影響也應該列入我們的評論選題關注範疇。如何正确引導、平衡不同觀點，克服商業主義、廣告至上主義導緻的對受衆的誤導與迎合，都考驗着我們的智慧與良知。媒體一線人員的交流已經有了一些暢通的平台，而媒體高層決策人士的直接交流不論是渠道還是次數都非常不夠。除了對話，還應該采取一些行動。從大家有共識的領域做起，比如就災後重建、精準扶貧、有效治理污染、人口老齡化等話題共同策劃、采訪，發現彼此的關切與利益共同點，甚至在條件成熟時推進媒體合作。這一切，都是媒體本身在夯實民意基礎方面可做的“基建工程”，對日傳播媒體“打鐵必須自身硬”，同時還要引導日本媒體與我們相向而行，共同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
5.中日關系。不論是政府層面還是民間層面，當年推動中日關系發展的那一代人已經老去。中日友好事業的接班人在今天的中生代、新生代。如何在喧嚣的輿論環境中放大老一代人曾經發出的睿智聲音，并在今天将後繼者的新聲推出，也是媒體應該積極面對的課題。今年初，92歲高齡的野中廣務先生去世，《人民中國》微信公衆号轉發了一篇中國外交家懷念野中先生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轉推。人們為這樣一位有良知、有信念、有擔當的老牌政治家的離世感到惋惜，更為後繼乏人的現實感到不安。周恩來、田中角榮，或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那樣彼此建立“言必信，行必果”政治信任的老一代人，大部分都已做古，健在的人也年逾古稀。所以，應該加緊推動中生代、新生代政治家或者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智庫、學者之間建立個人信任關系，形成真正深入的交流。曆史上中日千人規模的交流奠定了廣泛的群衆基礎，今後還可以繼續開展這樣的交流。但今後更加精準的、機制化的深入交流将是提升交流質量的關鍵。如果這些努力都在媒體報道中得到有力體現，并有效地傳遞到雙方手中，對民意的正面影響不難想見。《人民中國》的“中日關系大家談”在中日關系最為困難的5年中堅持每月推出，以緻引起各方高度關注與評價。今年6月，結合李克強總理訪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等，《人民中國》策劃的特輯更是将中日有識之士的聲音集中推出，用新的睿智的思想影響日本受衆。
6.流行文化。針對年輕一代的興趣與思想創新報道方法也是媒體的緊迫任務。年輕人之間往往以動漫、音樂、文學、舞台劇等早已沒有交流鴻溝的流行文化進行着富有成效的交流。日本的流行文化外宣做得比我們要好。流行文化交流是我們改善年輕一代民意基礎的重要工具，我們也要善用好這個工具。為應對年輕讀者後續乏力的局面，近年來《人民中國》在報道中增加了兩國青少年喜聞樂見的漫畫要素，将一些曆史話題、傳統文化話題運用流行文化要素處理，用這樣的辦法我們穩步争取到一些年輕讀者的關注；同時，策劃作文大賽、攝影比賽、動漫創作大賽等多種活動吸引中日雙方年輕人參與，在實踐中也收到明顯效果。其好處是，既照顧到了年輕一代的接受習慣，又注意引導大家避免在交流過程中形成陷入流行文化本身而忽視彼此真正相互了解的傾向。此外，媒體形态的多樣化也為吸引新的年輕讀者提供了機會。《人民中國》的微信公衆号由于圍繞精準的讀者定位，立足于中日人文交流設置選題，創辦短短3年粉絲數即超過3.3萬人，而且保持強勢增粉勢頭。結合24節氣申遺成功連續推出兩年的“俳人筆下的節氣與花”、每年一度的日本“工薪階層川柳佳作漢譯”等欄目大受歡迎，成為圈粉利器。
7.國情變化。彼此加深對對方當代曆史的了解也是增進互信的重要環節。對于中日兩國在當代發生的深刻國情變化，媒體也應該及時策劃出好的選題，以推動兩國人民對彼此國家發展的正确認知。今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日本将是平成時代30年落下帷幕的一年。我們彼此對這一段的各自發展有多大程度準确、深入的了解與認識，将決定今後我們如何相處。冷戰結束之後開始的平成時代，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們的意識所發生的變化，值得中國方面認真研究；同樣，經過40年改革開放，走進全新時代的中國，也值得日本冷靜、客觀、全面地了解與面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全面複興，對日本是機會還是挑戰，在日本國内認識很不統一。鸠山由紀夫前首相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思想、福田康夫前首相最近在中國強調的“和合思想”都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有交集，值得媒體多做文章，推動媒體、智庫、學者作為介于政府與公衆之間的力量，多多發聲，引導民意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
8.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能夠對民意走向形成有溫度的影響，這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媒體給予更多重視。那些動人心弦的作品在中日幾代人中形成的潛移默化影響不可低估，并值得在今天發揚光大。40年前高倉健、中野良子主演的《追捕》直到今天還在被記憶，并在去年由中國導演吳宇森重拍；同樣，中國電影《那山那人那狗》給日本觀衆帶來的感動至今猶在。四季劇團的音樂劇《李香蘭》和中國人物傳記電影《周恩來》曾在1992年分别在兩國引起轟動。去年松竹大歌舞伎訪華公演與中國京劇在日巡演，以及中日合拍的《妖貓傳》在兩國的同時公映都為民意回暖營造了氣氛。今年，中國電影節在日本舉辦，日本的狂言大師也将率經典作品來華演出。
特别要指出的是，李克強總理訪日期間兩國政府簽訂的合拍電影協議對人文交流具有特别意義。1982年為紀念邦交正常化10周年，中日合拍了電影《一盤沒下完的棋》，影片講的是兩國圍棋棋手如何因戰争而改變了命運。這部電影的片名今天看來依然有着高度的象征意義：圍棋是古老中國的發明，由日本推廣到世界。以圍棋為媒介展開的故事就好像中日兩國在東亞舞台上相互博弈的命運。曆史告訴我們，比鄰而居，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如何确立一種良性競賽而非惡性競争的機制，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人民中國》在今年7月号“中日關系再起航”特輯中專門就電影合作與交流在近40年中日民間交往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系統梳理，各方反響強烈。
簡言之，夯實兩國民意基礎，為中日關系發展行穩緻遠創造輿論環境，對日媒體應發揮自己的重要作用。本文僅就如何改進中日關系中幾個需要引起進一步重視的領域的相關報道提出經驗之談，希望能夠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