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内容及相關理論
探析日本大衆對華認識，首先要明确改革開放之後其對華認識的階段劃分問題。關于日本人的中國觀如何進行階段劃分，中日學界均尚無一緻的定論。本文綜合研究對象的特征，将1978年至2017年的對華認識分為四個階段：1978年至1989年的“蜜月期”、1989年至2003年的“穩定期”、2003年至2009年的“‘U’字型期”、2009年至2017年的“‘W’字型期”。第一階段的劃分是中外學界的共識，第二階段很多研究者将其劃分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或21世紀初期，本文基于中日民間的互相認識及中日間的曆史遺留問題認識，劃分到2003年。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的劃分，依據日本大衆對華認識的變化特征，2009年至2010年急速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因此以2009年為節點劃分第三、四階段。
對于研究對象“對華認識”，北大中文系教授嚴紹曾指出：日本人的中國觀是在一定的曆史階段，日本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對中國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意識。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周維宏也曾指出：日本對華認識，需要分成不同的社會集團意識。由此，文中“對華認識”可以理解為一種大衆群體對客體中國的意識形态。作為輿論的重要意識根源，日本大衆“對華認識”這一意識形态，通過内閣府的輿論調查表現出來。
本文基于自由主義輿論觀及大衆傳播對輿論的效果論等相關理論展開研究。國際政治中的自由主義輿論觀認為，大衆可以作為政治進程中的能動者。大衆傳播對大衆輿論的影響是歐美國家輿論研究中的一個方面，也是對外傳播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其效果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陸續經曆了強效果論、有限效果論和新強效果論三個階段。其中新強效果論主要包括框架理論、議程設置和顯化效應。本文根據大衆傳播的新強效果論來論述自1978年以來，日本大衆對中國的親近感認識和對中日關系認識的變化，以及新強效果論如何使日本大衆的對華認識出現了曲折的變化。
二、改革開放以來四個階段日本大衆對華認識的變遷
下圖1中對中國親近感的數據變遷，以及圖2中中日關系是否良好的變化，趨勢基本一緻，都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整體呈下降趨勢。據圖1所示，對中國有親近感在1980年達到最高點78.6%，2015年達到最低點14.8%。在1978年至1989年階段，日本民衆對中國的親近感在整個改革開放之後是最高的，之後逐步下滑。在1978年至2017年間，日本民衆對中國親近感的認識變化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至2015年，2009年日本民衆對中國的親近感是38.5%，而2015年下降至14.8%。其次是1978年至1989年，從62.1%下降至51.6%。而1989年至2003年，整體來看相對比較平穩，從51.6%下降至47.9%。2003年至2009年這一階段，由47.9%下降至38.5%，并呈“U”字型。2009年至2017年這一階段，由38.5%降至18.7%，中間呈現出“W”字型。圖1對中國親近感的認識（1978-2017）
圖2對中日關系的認識（1986-2017）（一）第一階段的“蜜月期”(1978年-1989年)
1978年至1989年這一階段，從圖1的變化曲線來看，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後日本大衆對中國最具親近感的階段，其中45.7%的日本民衆認為自中日建交以來，中日友好關系有了很大的發展。
日本大衆對中國親近感的數據顯示，在1978年至1989年各年中，對中國有親近感所占的比重分别是62.1%、70.9%、78.6%、68.3%、72.7%、72.5%、74.4%、75.4%、68.6%、69.3%、68.5%、51.6%。從這些數據來看，1978年至1980年直線上升了16.5%，1980年至1981年突然下降了10.3%，1981年至1988年相對平穩，1988年至1989年又直線下降了16.9%。
除了對中國的親近感認識和中日關系是否良好兩個問題之外，“關于外交的輿論調查”還涉及到第三個問題。1978年的問題是“你認為中日間遺留的問題還有哪些？”，答案比重分别是：中日貿易19.4%、中日條約17.8%、台灣問題8.7%、往來不自由8.5%、釣魚島8.2%。從數據來看，日本大衆認為中日間遺留問題涉及到經濟、政治以及曆史遺留問題等。1986年至1989年的數據中，涉及到對中日關系的認識問題，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從1986年的76.1%逐步下降到50.1%。數據顯示，在此階段日本大衆認為中日關系在逐漸變壞，尤其是1988年至1989年下降了16.2%。
綜合上述數據，日本大衆對華的親近感認識、對中日關系的認識等都有明顯的起伏變化。其中1978年至1980年之間，所有數據都呈上升趨勢；1980年至1981年間，數據略有下降；1981年至1988年間，數據有起伏，但變化幅度不大；1988年至1989年之間，不管是對中國親近感還是對中日關系的認識上，數據下降非常明顯。
（二）第二階段的“穩定期”（1989年-2003年）
1.日本大衆對中國是否有親近感
1989年-2003年這個階段，對中國有親近感的認識，内閣府的數據顯示是相對平穩，幅度很小，1992年數值最高，1996年最低（見圖1）。
這個時間段從整體上來看，1991年至1992年上升之後，1992至1996年持續下降，緊接着1996年至1999年漸增，1999年至2002年又持續下降，2002年到達此階段的第二個谷底45.6%。
2.日本大衆對中日關系的認識
日本大衆對中日關系的認識在這個階段也相對比較穩定，變化幅度不大。此階段日本大衆對中日關系的認識如圖2所示。
在此時間段，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大部分保持在40%-50%之間，其中1992年的數據最高，1996年最低，并且認為中日關系不好的比例第一次超過了良好的比例。
這個階段，中日政治方面一個突出的特色是中日高層領導互訪頻繁。中日之間核心領導人的頻繁互訪，對日本大衆的中國觀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1992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和日本天皇夫婦訪問中國，使得日本大衆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比例也到達這個階段的最高點。
（三）第三階段的“U”字型期（2003年-2009年）
1.日本大衆對華親近感的變化
2003年至2009年這個階段，由圖1來看，對中國有親近感的認識呈現“U”字型變化。2003年的47.9%達到最高點，2008年的31.8%達到最低點，降低了16.1%。這個階段的數據，呈現“U”字型變化，并且底部比較平穩，其中2003年-2005年變化最顯著，下降了15.5%。這個階段的“U”字型變化，或與當時的政治變動、經濟及社會背景有關。
2.日本大衆對中日關系的認識
2003年至2009年之間，如圖2所示，日本大衆對中日關系的認識，整體上也呈現“U”字型變化，認為與中國有良好關系的，2003年為46.9%達到最高點，2005年的19.7%達到最低點。在認為中日關系良好方面，變化幅度最大的是2003年至2005年，直線下降了28.2%；其次是2008年至2009年，上升了15.8%；其他年份變化幅度相對比較平穩。而認為中日關系不好的數據呈現“倒U”字型變化，2003年至2005年，直線上升了28.3%；2008年至2009年又直線下降了16.7%。
（四）第四階段的“W”字型期（2009年-2017年）
1.“‘W’字型期”日本大衆對華親近感的變化
如圖1所示，2009年至2017年日本大衆對華有親近感的比例呈現出曲折變化，尤其是2009年至2010年下降了18.5%，下滑幅度最大，在2011年稍微有所恢複，而後繼續下降，2015年之後又有所上升。
2.“‘W’字型期”日本大衆對中日關系認識的變化
如圖2所示，這個階段日本大衆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變化幅度較大，也呈現“W”字型變化。2009年至2010年下降了30.2%，是這個階段中下降幅度最大的；2010年至2011年又上升了10.5%；之後曲線變化，2015年開始又逐漸上升。認為中日關系不好的情況正好相反。
三、大衆傳播的新強效果論及對日本大衆對華認識的影響
輿論學及傳播學中，大衆傳播對輿論的影響一直是研究的核心話題。其中效果研究中的三個階段——強效果論、有限效果論及新強效果論，與中日邦交後的日本大衆對華認識變化相對應。對華認識作為一種意識形态，本文具體體現在“關于外交的輿論調查”中對華的親近感認識等輿論中。因此大衆傳播的效果論對日本大衆對華認識的影響，即通過對華認識的親近感變化等輿論的影響來實現。
效果研究中的強效果論認為大衆傳播對輿論的影響是巨大的、決定性的。強效果論對日本大衆對華認識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日邦交前後階段。如日本研究者毛裡和子曾提到，中日邦交開始時，關于兩國關系的行為體，中國隻有政府和國營企業，而日本除了政府還有經濟界和輿論界。這個階段中日大衆傳播是作為政府的代言人，其強效果論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對日本大衆對華認識有決定性的作用。有限效果論主要是指大衆傳播沒有力量直接改變受衆的意見，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體現在中日關系良好的上世紀70年代。
上世紀80年代及以後，政府、經濟界、輿論和媒體傳播都與中日關系密切相關，政府不得不關注輿論的進展。輿論發展更多是在感情的驅動下進行的，很難被控制，而輿論的正确引導，對中日關系，尤其是日本大衆的對華認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日傳播顯得尤為重要，尤其是新強效果論的影響更為凸顯，作為一種宏觀的效果理論，具體體現在議程設置、顯化效應和框架理論對輿論的影響上。
1978年至上世紀80年代，在兩國政界領導推動及日本媒體的正面報道下，再加上中國在1972年中日建交時放棄了戰争賠款，日本對中國有一種潛意識的好感。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日本認為結交中國對于維護自身的利益有益。具體如：中日建交、兩國領導及高層頻繁互訪、日本對華ODA（官方開發援助）和大平内閣援華等一系列當時的新聞報道。其中政界領導等的精英輿論以及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和顯化效應都會對大衆輿論起作用，議程設置可能無法影響人們怎麼去想，卻可以影響人們去想什麼，所以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中，日本大衆印象中中國的形象就會變得好很多。從圖1的數據變化中看出，日本大衆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比例也直線上升，1980年到達頂峰時期。另外對中日關系友好的認識和中日關系對日本是否重要，積極回答的比例也直線上升。
另外，1989年訪中人數劇減，據圖1中的數據分析，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比例和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也下降到上世紀80年代的最低點。這個結果顯示出了媒體的顯化效應，它的作用不在于告訴大家要談論什麼問題，而在于怎麼激活在受衆頭腦中已經存在的概念和意向。當媒體不斷報道1989年政治風波這個議題時，會激活大衆頭腦中的相關内容，使之更加突出，進而影響大衆的認知和判斷。除此以外還有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釣魚島領土主權問題，從圖1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數據中也能看出，1980年至1981年，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比例由78.6%下降到了68.3%，是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下降。受1986年的教科書事件影響，1987年日本大衆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直線下降了5.9%。從圖1的數據中也可以看出，1987年的“光華寮”事件等影響下，不管是日本大衆對華有親近感的比例還是日本大衆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進入第二個階段，随着國際環境的變換，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和中國國力日漸增強，日本國内關于“中國威脅論”的說法興盛，再加上日本經濟的不景氣，國内民族主義氣焰高漲，而政界内“55年體制”崩潰，一大批戰後出生和成長的新生代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這些年輕的政治家們沒有老一輩政治家對侵略戰争的負疚感和贖罪感。這些經過大衆媒體的報道，再加上政府中倡導中日和平相處的精英政治家日益變少，使得日本大衆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比例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見圖1）。據自由主義輿論觀的相關理論分析，日本大衆的對華認識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中日關系的實況，可見中日關系已經走過了黃金時期，雖然整體上不如前一個階段，但大緻比較平穩。
這個階段也存在一些偶然事件，如1992年的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和日本天皇夫婦訪華，使得日本大衆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比例到達這個階段的最高點55.5%。再如中國核試驗問題、台灣問題、靖國神社問題、曆史教科書問題、釣魚島問題的再度激化，這一系列的摩擦和矛盾使得這個階段中日關系并不順暢。不管是對中國是否有親近感還是認為中日關系是否良好，數據雖然比較平穩，但是遠遠低于上世紀80年代，呈現曲折變化，起起伏伏。從上述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具體事件來看，都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左右，雖然高層領導頻繁互往，但矛盾依舊存在，也導緻1996年中日關系跌落谷底。此階段日本大衆對華認識的變化趨勢，除了新強效果論影響外，也反應出大衆傳播對公衆輿論影響效果中的公衆選擇信息接觸的影響。它指媒體報道對公衆輿論并不存在決定性的影響，而是同時受到多種調節變量的作用，包括個體心理、知識結構、所在社會政治環境及媒介使用情況等。媒體報道通常隻能激活已有的知識結構中的某些位置，但面對不确定的公共議題與突發性公共事件時，媒體報道仍能通過框架建構等方式來吸引和動員公衆對政策的支持。由此來看，此階段中一些曆史遺留問題和突發性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大衆對中國的認識。
新世紀的第三個階段由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導緻亞洲等國家對日本反感，日本大衆對華有親近感比例也下降。日本的大衆在很大程度上受本國媒體的輿論誘導，在大衆傳播的框架理論影響下，日本大衆對華認識在變壞之後又呈現出變好的趨勢。這個階段，除了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外，日本大衆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的理由，最主要的是曆史認識上存在巨大差異、存有領土和主權的争端以及日本國内中國人的犯罪率極高。這些都是些曆史遺留問題，以及在此問題上爆發的某些特定事件，如：中國2005年的反日遊行及曆史教科書問題、2008年的“日本毒餃子”事件等。此外，日本大衆傳播及新興的自媒體等的框架理論構建中有關中國的不正确報道和負面報道較多，甚至肆意抹黑中國形象，使得日本大衆對華的親近感更少。從圖1和圖2中都能看出，2005年和2006年，對中國有親近感和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也最低，另一個谷底是2008年。
第四個階段中日本大衆對華認識雖在2009年至2010年間呈直線下降，但2011年稍微有所恢複。這與新上任的民主黨采取親華政策及中日高層互訪有關，2011年也成為這一階段的第一個回暖期。之後2014年下降至最低潮，2015年至2017年又逐步上升形成第二個回暖期。在第二個回暖期中，尤其是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等相關的紀念活動，日本大衆對華認識有逐步“再正常化”的趨勢。同時在中國2015年開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等影響下，2015年至2017年日本大衆對華有親近感和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也在逐步上升。2018年李克強總理訪日及日本高層的訪華，使中日關系走出低潮期進入回暖期。
綜合分析，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日本大衆對華認識曲折變遷，受大衆傳播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政府政策以及精英輿論的影響。大衆傳播通過議程設置來誘導大衆去思考中日之間的敏感話題或者其他影響中日關系的事件。同時關于同一事件在媒體的不斷報道下，在一定程度上反複地激活人們頭腦中的已知内容，使之越發突出，進而影響公衆的認知能力。而大衆傳播的框架理論通過對公共話題中的某個角度進行積極報道，比如2015年以來的“一帶一路”倡議、中日高層互訪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日本大衆對華的正面認知，緻使中日關系進入回暖期。
探讨日本内閣府“關于外交的輿論調查”中日本大衆對華認識的變遷，能夠及時掌握日本對華關系的走向，同時也能為我國的對日策略調整提供有價值的參照。21世紀以來的大衆傳播出現了多樣化趨勢，其效果論作用也複雜多樣。我國應進一步豐富對日傳播的途徑，同時注意網絡媒體的用語，客觀、準确、全面地傳播我國的立場。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日本對華輿論形成的結構和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号：16BXW051）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