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人類社會，信息的傳播和接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這場全球性的媒體巨變之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它們既古老又年輕，它們有158年的曆史，當前卻勇于接受新媒體的洗禮。它們使用中文，卻為世界服務，現在已遍布五大洲超過一百個國家和地區。這個特殊的群體就是海外華文媒體，在數字化的浪潮中，近年來它們的傳播場域發生了怎樣的嬗變？
本課題組從2016年6月起在六個華人聚居的國家考察近年來海外華文媒體傳播場域的變化，發現傳播場域要素之一——媒介平台已經發生巨變：社交媒體已成為海外華人社區的全新傳播平台，華人使用社交媒體從保持和拓展關系網絡，擴展到傳遞信息、接受服務、便利生活。這些都促使課題組深入思考傳媒場域的四個要素：傳播平台、傳播者、傳播内容、傳播功能，從而産生兩個研究問題：1.海外華文媒體的傳播平台發生了怎樣的具體變化？2.傳播平台的變化又對傳播者、傳播内容、傳播功能産生什麼影響？
課題組将日本作為一個案例研究地點，因為中日關系密切而敏感，中日交流頻繁而久遠，日本又是東西方文化交彙之地，當地華人華媒衆多。同時，課題組通過搜索中外文學術數據庫（中文數據庫CNKI，英文數據庫EBSCO、Proquest，日文數據庫CiNNi），均未發現與社交媒體背景下日本華文媒體平台變化直接相關的論文，而且，近年來研究海外華媒的課題也不多。本課題采用三種研究方法：一是文本研究法，收集、分析與日本華人相關的微信公衆号、臉書（Facebook）、“連我”（Line）的群組以及其他社交媒體軟件，如“抖音”日本版，對三個代表性公衆号東京新青年、旅日、這才是日本近三個月的推送内容和重點文章進行比較研究。二是民族志，研究者2016年6月在東京、福岡深入考察當地社會，實地了解、感受日本社會及傳播環境，以及華人聚居社區的生活、媒體消費，從而理解華文媒體的生存與發展。三是深度訪談法，共訪談原中國主流媒體駐日記者、日本資深華文媒體人、日本媒體政治專業博士以及當地華人留學生代表九人。
涉日微信公衆号的類型與特點
信息傳播技術特别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加上海外華人社區中年輕人不斷增多，使得日本華文媒體的傳播平台從傳統媒體過渡到社交媒體+手機社交應用軟件，華人在這些平台上從發布新聞、傳遞信息到獲取服務、娛樂，使得社交媒體變成綜合性傳播平台。其中一個具體變化，就是各種類型涉日微信公衆号的出現與普及。
與臉書、“連我”等社交媒體相比，由于微信是中文界面、來源于中國，而不少華人華僑留學生們出國前就使用，自然就把它帶到海外。特别是微信公衆号類似大衆傳播，人們隻要知道公衆号，就可以添加獲取信息，并留言反饋、轉發，所以在海外華人社區中有重要影響。課題組海内外的調查發現，國際傳播背景下微信公衆号中出現了一個全新方陣：涉外微信公衆号。它們在受衆、傳播内容、傳播者、語言方面與一般公衆号有很大差别，如表1所示。
課題組在分析比較日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涉外微信公衆号時，又發現涉日微信公衆号的特點。通過對搜狗微信搜索和各類有影響力的微信排行榜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6月1日，以日本為專題、月發文超過10篇的微信公衆号有363個以上。根據發文數量、文本内容、建立時間、媒體導向等參數，這些微信公衆号可分為三種類型：綜合類公衆号、專業類公衆号、轉載類小型公衆号，如表2所示。
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公衆号會出現不同的類型？通過對公衆号内容及創立者的分析發現，這與它們的背景高度相關。公衆号的背景使它們的規模、傳播内容與導向等不同。經過分析162個主要涉日微信公衆号，并參考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主要涉外微信公衆号，上述涉日微信公衆号有5個特點，見表3。
結合對日本華人的深度訪談與民族志研究結果，我們發現，日本華人常用社交媒體獲取公共信息，最常用的是臉書與微信公衆号。當他們要了解國際性信息時通常用臉書的群組，而了解中國信息還是浏覽微信公衆号。因為微信公衆号中有關中國以及日本華人社區的信息比其他社交媒體數量大、類型多。而使用日本本土的社交媒體“連我”獲取公共信息的次數比前兩者少。除提供信息外，當前媒體平台還向提供服務方面拓展。如在日華人可借助使領館公衆号辦理出入境手續，其他公衆号的社區服務也能滿足華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所以，涉日微信公衆号已經嵌入到不同年齡與背景的日本華人生活之中，實現了信息服務娛樂的一體化。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華文媒體傳播平台并不隻有微信公衆号。不少人還用微博獲取信息，或用知乎了解專業信息等。另一個具體的變化是華文手機社交軟件的流行，抖音就是明顯例子。該軟件從2017年起居日本手機軟件下載首位，超過了臉書，其中不少用戶是在日華人。手機社交軟件“互動吧”也成為許多日本年輕華人交流與傳播平台。同時，因為華人社區的複雜性，傳播平台出現多樣化、分衆化的特點。如部分日本中青年華人受訪者坦言，很少看微信公衆号，不知道抖音在日本這麼火，也沒聽說“互動吧”，隻用某一種電子傳播工具。所以，日本華文媒體傳播平台的嬗變也是日本華人社區多樣性的折射。
從傳播平台到傳播者、内容與功能的嬗變
作為傳播場域重要因素之一的傳播平台的拓展，引起海外華文媒體傳播者、内容與功能的深刻變化。一是傳播平台的變化引起傳播者的代際更替。以前在海外辦報社、電台、電視台，主辦者通常擁有經濟實力，并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和人際關系，這樣的人一般是華人社區領袖，而且以中老年人居多。然而，社交媒體降低了辦媒體的門檻。由于年輕人天然就是互聯網的“原住民”，對新媒體平台的操控更為熟悉，因此成為海外華文新媒體的主要傳播者。所以現在日本華文新媒體如微信公衆号的主辦者、社交媒體群主等基本以“90後”為主，即使新媒體的組織者是中老年華人，一線從業者也是年輕人。
二是傳播平台導緻傳播内容的變化：本土化占主導、信息服務和娛樂并重。在微信公衆号方面，課題組選擇“東京新青年”“旅日”“這才是日本”作為海外華人組織、個人、國内媒體背景的公衆号進行案例研究，以日本新聞、中國新聞、廣告、其他等4個項目對各公衆号2017年1月1日至3月31日的全部内容（含工作日、春節等節日）進行定量分析。統計結果表明，日本信息在“東京新青年”“旅日”“這才是日本”分别占61%、52%、54%，而中國信息卻僅占1%左右，信息與廣告更是明顯的本土化。
課題組也對抖音日本版（TikTok）進行了定性文本研究，可以看到平台裡在日華人對當地生活點點滴滴的分享，如在日本帶孩子的樂趣、學習日語的小竅門、翻唱流行歌曲、才藝表演、風景等。因為大量的傳播者——年輕人群體的傳播特性就是自我表達、去中心化、娛樂化，所以傳播内容必然與此高度相關。總之，不論是微信公衆号還是手機社交軟件，在日本華文新媒體平台裡内容豐富且極為繁雜，從傳統媒體時代海外華媒以新聞、廣告為主，拓展到适合社交媒體平台傳播的本土化的信息和服務、娛樂内容。
傳播平台、傳播者和傳播内容的變化大大擴展了傳播功能。過去以報紙電視為主的海外華文媒體，不少與中國有直接或間接的利益或關系，因而部分承擔了中國對外傳播、樹立國家海外形象等政府傳播功能。然而現在海外華文傳播的主體已經從由政府背景的傳統媒體，轉變成傳統媒體、商業媒體、組織與個人的結合。所以，以社交媒體為主體的海外華文媒體的傳播功能，也從構建中國國家海外形象擴展到滿足海外當地華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或許可以說是外宣功能的淡化和娛樂、服務與個人表達功能的泛化。
國際傳播框架下的日本華文傳播場域嬗變的折射
以社交媒體為主的日本華文新媒體傳播，雖然表面上紅火，但并未改變海外華文傳媒場域的曆史局限性。海外華文媒體的傳播場域在傳統媒體時代是“小而散”，當今科技的發展雖然使信息傳播加快、類型增多，卻使華文傳媒的力量進一步分散。各種社交媒體平台裡低俗、抄襲、淺層次的内容占相當比例，絕大多數内容閱讀量、點贊數等并不高，深層次、專業化、原創性、高質量的新聞、信息、服務都不多，總體上推動當地華人發展的力量還不夠大。
當前日本華文媒體傳播場域的變化是全球華文媒體的折射，相關研究對國際傳播具有實踐與理論價值。一方面，認識和掌握新時代海外華文傳播場域的客觀規律，有利于制定切合實際的對外傳播策略、摒棄不合時宜的做法，使國際傳播更順暢。另一方面，日本華媒傳播場域之變，與當前美國等西方華文媒體傳播有許多相似之處。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海外華文媒體當前的變化與其他海外族裔（如日本、美國的韓國社區媒體傳播，美國的西班牙裔社區媒體傳播）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個性，既體現出全球性的社交媒體時代屬性，也顯示出鮮明的華裔族群特色。所以，海内外學者可攜手對這些課題作進一步研究，為國際社會更深入的溝通作出貢獻。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微信海外傳播的‘中國故事’與‘全球本土化’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号：17BXW052）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