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著名曆史學家趙俪生先生誕辰100周年。在中國農民戰争史、中國土地制度史等多個領域，趙俪生都是開創性的奠基人，顧颉剛贊其為“史學界的楊小樓”，後輩學者、華東師大終身教授王家範則說：“20世紀上半葉講中國通史講得最好的是錢穆，20世紀下半葉講得最好的，當屬蘭州大學的趙俪生。”
2006和2007年，趙俪生和夫人高昭一相繼去世，女兒趙絪開始撰寫回憶父母的文章。近日，這10年來的文章集結為《孤燈下的記憶》，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為父親的“右派”身份，趙絪從小被打入“另冊”，淪為“狗崽”，雖出身書香門第卻無法接受正規教育。讀到初中畢業，趙絪便辍學在家，不久又趕上上山下鄉運動，去了甘肅河西農場勞動，待到恢複高考時她早已結婚生子、人到中年，無法再進一步深造了。不過父親從小的培養讓她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曆經坎坷後終也走上了教書育人的道路。從甘肅省水利水電學校退休後，趙絪在家中照顧父母二老長達十餘年，平日常與父親切磋交流，也成為小有名氣的畫家和作家。
談及回憶錄的寫作，趙絪告訴本刊記者：“我寫回憶，絕不用‘權威’‘大師’‘大家’稱呼父親，我隻用‘學人’‘教師’這樣比較實際的稱謂。”趙俪生30年代在清華讀書時醉心于文學創作和翻譯，得到葉聖陶、朱自清、茅盾、鄭振铎等人的欣賞，後來興趣轉向曆史研究，經胡适、傅斯年的賞識舉薦進入史學界，成為中國新史學的奠基者之一，學術成就可謂卓著。其一生經曆也頗為傳奇，早年參加革命，上過前線，做過情報工作，和政界軍界皆有來往。然而在女兒心中，一個研究學問、教書育人的讀書人，就是父親最本原的形象。趙絪說，在最極端的“文革”時期，全家人受父親的影響“無一人堕落，無一人絕望”，“父親就是一個教師，既教育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的子女”。
趙俪生在晚年也仍對趙絪耳提面命，時常督促其讀書作畫，若是幾天沒有作品呈上，他便要說：“你不能這樣‘耍流氓’啊！要好好幹，交幾份作業來我瞧瞧。”在他眼裡，偷懶不寫作就是“耍流氓”，是“不務正業”了。如今這本《孤燈下的記憶》出版，趙絪說：“我終于給父親交上了這份遲交的作業。”
“一二·九”一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12天之後，清華大學外語系“大三”學生趙俪生悄悄鎖上了宿舍的房門，攜帶幾件換洗衣物，隻身離開了北平，前往太原參加抗日戰争。出發前趙俪生做的最後一件重要的事，是将自己翻譯的20萬字的蘇聯小說《孤獨》的譯稿用挂号信寄給了茅盾。從清華園離開，他便流轉于全國各地，跟着遊擊隊打遊擊，自己的學曆也就停留在“大學肄業”。
離開清華前的趙俪生，愛好文學又熱衷政治，正是一個多才且激情的青年。同時考上北大和清華，他嫌棄北大太古闆，進了清華外文系，學英文文學，兼聽中文系的課。雖然當時清華名師雲集，他也并不滿足。趙俪生後來在回憶錄裡對老師們一一點評：吳宓“神經質太厲害”，張申府上課不講正題，朱自清人望很高但“講不出東西來”，心裡最佩服的則是聞一多。提及學長錢鐘書，錢認為無人配做自己導師而拒絕留校讀研究生，趙俪生寫道：“我十分佩服他的這種高傲。”可見，他心裡多少也是有這種高傲的。
既然有如此傲氣和才情，自然在課外閑不住。寫小說、搞翻譯，主編學生刊物，出任清華文學會主席，都是趙俪生大學期間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對政治運動的參與。
據趙俪生回憶，當時的清華學生已經明顯地分為左、中、右三派，右派學生領國民黨津貼，往進步教授身上扔生雞蛋，中派學生不問政治，一心念書，包括趙俪生在内的左派則組織秘密社團，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趙俪生走上左翼道路，有時代大潮的影響——畢竟在當時的黑暗政治面前，學生老師中較有才情和正義感的多偏向于左翼以求變革，但也有個人經曆的原因。趙俪生出身讀書人家，但到他那一代已經落魄，少年時在青島度過了幾年相當窮困的城市貧民生活，這讓他從小對貧富差别有很深刻的認識。趙俪生的外孫、蘭州大學曆史系副教授邱鋒對本刊記者說：“外公信仰共産主義是想讓人與人之間達到比較平等的狀态，這是他一輩子的理想，這個理想跟他童年貧困的生活有着很大的關系。”趙俪生夫婦和女兒們合影，懷抱者為趙絪（攝于1946年陝西蔡家坡）（圖片出自《孤燈下的記憶》）作為活躍的左翼學生，趙俪生和他的同學們很快在曆史舞台上得以亮相。1935年末，日本策動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宣布脫離中央。各大學校長及名教授聯名發布宣言反對，北平學聯乘機發動各校學生起來行動，決定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新華門向何應欽請願。這次由中共實際領導的請願及後續一系列遊行就是“一二·九學生運動”。“一二·九”是繼“五四”之後最為重要的一次學生運動，民國知識分子的代際也就被這兩次運動所劃分，“五四”一代如傅斯年、羅家倫，“一二·九”一代如蔣南翔、姚依林。清華是“一二·九”的中心，而趙俪生又是運動中清華的主力，曆次遊行，都是他擔任執旗人。
“一二·九”這一代是發揮了承前啟後作用的人，他們受“五四”熏陶長大，年輕時受民國教育，新中國成立後正值壯年，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叱咤風雲，他們成為民國和共和國之間的紐帶。他們個人的人生，基本也曆經坎坷，抗戰、内戰，以及曆次運動，全都完整趕上了。邱鋒說：“他們這一代人将來拍電影的話是非常好的題材。他們處在政治上最動蕩的時期，各自背景、性格和追求的不同，造成了非常大的分流。”經曆五四運動洗禮，新舊文化之間已無需過多争辯，這一代人最主要的分流體現在對政治的态度上。“一二·九”運動之中和運動退潮後，趙俪生這一批清華同學們就發生了大分裂。
楊聯陞、何柄棣、徐高阮這些人，拒絕或是“背叛”了左翼運動，此後去了美國或台灣，過着學者的生活。趙俪生晚年時去美國訪問，曾與正在哈佛任教且享有頗高威望的楊聯陞有過遭遇。兩人在電話中言語不合，趙俪生毫不客氣地對楊聯陞說：“記得盧溝橋炮響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華六院（新齋）門口碰見還說了幾句話。你說，這一來就要各分東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軍打了兩年日本鬼子，彈片至今還留在腿裡。可是您呢？您卻在中美處在極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國來，替侵華軍師當了軍師。試問，咱們二人誰丢人？！”可見，趙俪生對于這一種選擇是頗不兩立的。不過，做出最大學術成果，被國際上承認為第一流學者的，卻也正是這些跑去了美國的人。趙絪（黃宇攝）積極參加運動的人裡，許多都成了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如蔣南翔、楊述，趙俪生當時的清華同學裡在新中國成立後出任部長級官員的就有十餘人。然而，趙俪生又不同于這些人。他積極革命卻拒斥組織的規訓，這讓他一生遠離權力。“一二·九”運動之後，蔣南翔親自發展趙俪生入黨，卻遭回絕：“我走不成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我受不了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我願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個“老革命”，一生也沒有入黨。他選擇成為思想意義上的左翼，而非政黨意義上的左翼。
進“儒林傳”
1941年，清華同窗王瑤造訪趙俪生。此時正是抗日高潮，屋外日軍飛機一架架飛過，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二人探讨起了自己的未來，得出一段著名的結論：“進《宰輔傳》壓根沒有門；進《忠烈傳》也未必有資格；進《貨殖傳》根本沒有本領，到頭來還是進《儒林傳》吧。”
王瑤日後成為北大中文系的資深教授，他的學生錢理群在文章中寫道：或許就是在發生這段對話的那一刻，作為“學者”的趙俪生與王瑤誕生了。
王瑤來訪前的一年，趙俪生因為一場惡性瘧疾暫時遠離了遊擊與宣傳情報工作的第一線，做起了中學教員。因病而來的教員生涯，卻讓趙俪生體會到了教書的樂趣。教學自此成為趙俪生一生的一大樂事。趙絪回憶，改革開放之後父親重新有機會站上講台，每次去學校上課之前，母親都要準備好一套幹淨的換洗衣物，因為父親一定是酣暢淋漓地講了課、博得學生滿堂喝彩，渾身汗濕而歸。
做中學教員期間，趙俪生重新撿起學術上的興趣，方向由文學轉向史學，因為“（史學）比兄弟學門更深邃，耐人探索”。這一時期他寫出了《清初山陝學者交遊事迹考》，是他積累的讀書心得。這篇文章受到胡适的贊賞，趙俪生又受傅斯年的推薦獲得了大學教職，由此正式步入曆史學研究者的行列。日後，趙俪生在中國土地制度史、農民戰争史、思想文化史等多個領域都做出了極為重要的開創性貢獻，在山東大學時是“八大金剛”（楊向奎、童書業、黃雲眉、張維華、陳同燮、鄭鶴聲、王仲荦、趙俪生）之一，調到蘭州大學後成為蘭大文科當家教授。
不過趙俪生作為一個非曆史科班出身的自學者，進入曆史研究領域又興趣極廣，一生中多次大幅轉變研究方向，做農民戰争史時是通史研究，治土地史時側重晚唐以前，做思想文化史又主攻明清，不專于某一具體曆史分期，與今日人們對“專門學術”的狹窄定義并不相符，一些人也因此頗有微詞。趙俪生外孫、蘭大曆史系副教授邱鋒目前的研究方向正是史學史，他告訴本刊記者，爺爺趙俪生那一代民國學者做的是學問，而不僅僅是“科研”，帶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情趣與關懷的色彩，不僅僅是專業化的學院操作。
的确，趙俪生一生的曆史研究與他的生命經驗和思想立場密切相關。他研究思想史無外乎是要尋找中國文化的出路，而對農民戰争、土地制度的研究則與其左翼立場密不可分。像給予自己最大精神影響的恩師聞一多一樣，在趙俪生身上，創作、研究和革命活動這幾者不是能完全分得清的，它們之間有着深刻的聯系。
趙俪生晚年最出名的學生秦晖，這樣評價自己老師的學術取向：“趙先生平生治學一出于‘愛智求真’的純粹興趣，二出于某種理想主義熱情與責任感，至于要在某特定領域成為‘名家’的目标，他是不在乎的。”
“看得清”卻“忍不住”
趙絪回憶父親到晚年便從不去開會，她說：“父親這一輩子最反感的就是開會。他作為教員的本職工作都能賣力地完成，但不願意去開會。他也不參加各類組織，他說多一個組織就多一個開會的地方。”
趙俪生不願意開會，确實也不“善于”開會。解放前後的兩次人生重要轉折，事端都由開會而起。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華北大學任教的趙俪生受邀參加讨論進城後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的會議。當時讨論的一個問題是，像陳寅恪這樣身體不好，又已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是否有必要親自來軍官會登記報到。華北大學的副校長成仿吾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說每個人都必須自己來，不能請家人下屬代勞，“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這是個态度問題！”此話一出，會場上鴉雀無聲。趙俪生看不慣這種把與知識分子合作搞成“受降”的姿态，坐不住了，要求發言。
趙俪生講了列甯和巴甫洛夫的故事，巴甫洛夫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列甯都以禮相待，耐心地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工作。趙俪生最後說：“這一切，我覺得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然後又提高嗓門，“特别值得成校長學習！”
三天之後，趙俪生就接到了調離華北大學的通知，喪失了以“勝利者”身份進城接管的權力，被貶至山東一年。
解放後，趙俪生再次回到北京，在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工作。因為兼任科學院學習組組長，得以列席院務會議，但沒有發言和表決的權利。然而僅僅是這“列席”的會議，讓趙俪生再次而且永遠地離開了北京。
趙俪生“靜觀”的過程中，看到了院長郭沫若是如何羞辱訓斥副院長吳有訓和陶孟和等人的。趙俪生又“忍不住”了，他跑去人民日報社反映意見，指出“科學院領導同志的一些作風問題”。人民日報社維護郭沫若的複信讓趙俪生“憋了一口氣”。在科學院，郭沫若和關肇直等人的一系列做法終于讓趙俪生“氣越憋越厲害”，提出了辭職。
“忍不住”，是趙俪生的一項重要人格特質。但他的“忍不住”不是因為懷着對政治的天真幻想，而是看透看清之後還決定要說，還“忍不住要說”。
作為解放前的“老革命”，解放後的“老運動員”，趙俪生對政治時局的理解是異常深刻的。趙絪回憶，父親晚年從報紙中解析政治時局的精準判斷力令大家印象極為深刻，到事後每每佩服父親的“神機妙算”。早在初到延安時，趙俪生就看出來了“此地不宜久留”，張國焘與反托派兩件事讓他嗅出了危險的氣味，察覺了延安“不聖”的一面，于是與妻子很快離開了延安。“反右”之前的“大鳴大放”，趙俪生也預感事情不簡單，甚至特意躲進了療養所避免抛頭露面。當被問及趙俪生是否如當年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一樣懷有對高層領導人的崇拜之情，女兒趙絪和外孫邱鋒幾乎異口同聲且斬釘截鐵地說“沒有”，趙俪生以前會提到《國際歌》裡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如此種種表現，足以說明趙俪生絕不會對現實政治抱有太幼稚的幻想。即使如此，他卻仍然“忍不住”，這就構成了他性格中倔強、拒絕向世故妥協太多的一面。
錢理群曾撰文談及80年代趙俪生門下研究生的答辯風波，比較了自己老師王瑤和趙俪生之間行事風格的區别。“文革”後首屆研究生答辯，王瑤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連夜向錢理群傳授答辯秘訣，以防“不測”。而趙俪生則“太大意了”，以為學生論文寫得好就自然能通過答辯，結果受了人事上的暗算，五個研究生裡有四個被刁難，其中有的隻好推遲獲得學位。
洞察與智慧兼具，甯願在現實中吃虧卻也要堅持自己的一點脾氣，這就是趙俪生的為人之道。然而終究如錢理群所說：“今天看來，兩位先生不同的處世辦法、風格，都有說不出的感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