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下旬，曆來隻對明星绯聞、官員升遷、兇殺案件之類“結棍”消息感興趣的上海市井小民們又有了最新、最獵奇的談資。據《申報》和《民國日報》報道：應國民黨當局的協查要求，法租界巡捕房自11月21日起，對姚主教路大同坊（愛棠村）33-37号、武定路修德坊6号、麥特赫司脫路陳家巷91号三處地址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挖掘，起出15具高度腐爛的無名屍體。《申報》的系列報道引用了一名自稱“李龍章”的知情人的供述，稱此事涉及政治因素，大不同于一般仇殺。而李龍章本人便是“當時參加殺埋之一分子”，現已“向黨國當局悔過自新”，故而能投書報章，“将此宗殺人藏屍滅迹之秘密殘酷行動，悉行指出”。2.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左一）奉命撤回延安，行前與留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堅持工作的董必武合影（FOTOE供圖）
3.1943年，陳赓與傅涯結婚後在山西（上海畫報/東方IC供圖）
（FOTOE供圖）4.1937年，時任中國工農紅軍聯絡處處長李克農李龍章的真名為王世德，綽号“老先生”，原系中共中央特務科（簡稱“中央特科”或“特科”）下屬行動科的一名槍手，當年9月在武漢執行鋤奸任務時被捕，随即叛變。他的招供以及愛棠村藏屍地的被發現，使1931年國共兩黨間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暗戰最終畫上了句号。而這一系列看似跨度頗大的事件，内裡卻有着隐藏的因果鍊條：當年1月在陳家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向鄂豫皖根據地增派幹部。而特科重要負責人顧順章在當年4月護送相關幹部前往湖北後，于武漢被捕，供出了在上海的中央機關的大部分辦事點。盡管秘密得到消息的周恩來等人已經提前安排重要同志轉移，但在滬機關還是遭到嚴重破壞，甚至連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逮捕處決。為了切割顧順章的關系網，特别是避免變節分子繼續對地下工作造成破壞，特科采取了相應的應急措施，并對相關人員采取了處治。當年9月，執行人員之一王世德在武漢刺殺與“顧案”有關的叛徒尤崇新時被捕，供出了相關細節。
而11月底最後一處被掘開的埋屍地，正是年初召開中央全會時的據點陳家巷91号。1927年3月23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常務會議時合影。後排右四為顧順章（FOTOE供圖）“愛棠村事件”是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複雜性的一個縮影。在長達8年的駐滬工作期間，為保衛中央機關安全和獲取敵方情報而設立的中央特科，一方面要負責執行鋤奸、劫囚、盜取文件等“武”的工作，另一方面還要兼顧發展線人、建立無線電台、傳遞消息等“文”的任務。以鮮血為代價總結出的秘密工作經驗和教訓，日後成為隐蔽戰線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而在非常年代的嚴酷環境中堅持下來的李克農、陳赓、劉鼎、李強等特科早期負責人，日後也成為新中國國家安全機關的第一代締造者。
2017年5月23日，在中央特科成立将滿90周年之際，幾代隐蔽戰線工作者的後人們齊聚北京，通過回顧充滿神秘感和傳奇色彩的故事，緬懷那些在血雨腥風的非常年代無私忘我、不計名利的無名英雄。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早早犧牲的父輩隻有模糊的個人印象，或者每每要借助旁人的回憶和描述才能了解父輩的青春歲月，唯一一緻的是懷念和自豪之情。特科的早期締造者周恩來曾經以16個字對情報工作人員提出過要求：“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而許多有名和無名的英雄，最終以他們的整個人生踐行了這一切。
以城市為中心
1927年11月在上海誕生的中共中央組織部特務科，前身是當年5月在武漢建立的中央軍委特務科。無論是從機構成形的背景還是承擔的主要任務看，都對應着當時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總路線。這不僅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重視城市工運思路的慣性延續，也和共産國際基于蘇聯經驗、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置于農村武裝割據之上的明确引導有關。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到1926～1927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共大體視産業工人為大革命的主要階級基礎；其第一代“行動派”負責人，往往也出身工運系統。是故特科早期負責鋤奸、暗殺等武裝行動的具體執行者，基本都有在“五卅”時期的工人稽查隊中服務的經曆。
早在1923年9月，印刷工人出身的中共“三大”代表、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徐梅坤就在上海組織了一支小型武裝分隊，配備手槍和利斧，負責懲治破壞工運的叛徒、工賊和買辦。1925年底，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決定成立7人“打狗隊”，成員皆為棉紡織工人，使命仍是懲辦工運中的叛徒和密探。與後來的“紅色恐怖隊”（以下簡稱“紅隊”）或行動科相比，其專業技巧和管理嚴格性相對欠奉。不過中共最早的專業特工和情報人才的培養，在此時也已經萌芽——1925年10月，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決定組建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和軍事運動三個委員會；同年12月，由張國焘兼任部長的中央軍事部正式成立，繼而确定了“軍事部的技術部門分組織、情報兩部分”。由于缺少相關專業人才，1926年9月，黨中央決定派上海市總工會會員顧順章、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陳赓和陸留（身份不詳）前往蘇聯，向“格别烏”總局（OGPU）學習特工技能。
“格别烏”總局，全稱為“全聯盟政治保衛總局”，是蘇聯1923年組建的直屬于人民委員會的政治警察和情報機構，其前身是1917年12月誕生的“契卡”（Cheka）——全俄肅清反革命、投機和怠工非常委員會。由于“契卡”在世界情報史上的地位，許多研究者會将後來的特科與其做類比。但從組織結構和承擔的工作性質看，兩者其實存在諸多差異。“契卡”建立之時，布爾什維克已經成為俄國事實上的執政黨，故其在各省、各縣也能建立垂直管理的分支機構；而中央特科的工作重點仍在黨中央駐紮的上海，機構和人員相對集中。俄國内戰期間，“契卡”被明确賦予了不經司法審判，直接逮捕、拘禁和處決潛在颠覆者的權力；而中央特科系在國民黨控制下的上海活動，本不遵守敵對政權的法律，行事自然完全以本黨的利益為準。但敵強我弱的總體态勢畢竟已成事實，故特科也極少主動發起不計代價的全面沖突。另外，“契卡”還負責涉及外國幹涉者的經濟、軍事情報的搜集，并處決過英國間諜，而特科的行動目标大體集中于國民黨當局和本黨的變節者。
不過在初創階段，來自“契卡”和“格别烏”的技能、組織經驗，的确為中共的城市秘密工作解了燃眉之急。據穆欣所著《陳赓大将軍》一書記載，陳赓等人在蘇聯受訓期間，不僅學習了爆破、射擊、通訊等特工技能，還接受了關于政治保衛工作和工人武裝暴動的專門培訓，顯然是在為大革命的下一階段做準備。而顧順章在1926年底率先回到上海後，立即将“打狗隊”改組為組織更加嚴密、效率也更高的紅隊，由中共江浙區委領導。1927年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裝起義期間，紅隊已經開始執行制裁洋商代理人和幫會流氓的任務。為防止暴力活動泛濫化，時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對紅隊的任務做了規誡：“小的走狗我們可以中立和争取他們，要打大的。”這也是後來特科一以貫之的做法。
随着北伐臨近勝利，國共兩黨的矛盾開始激化，中共在保衛工作方面的考驗變得日益突出。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黨中央臨時由上海遷往武漢，并在當地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考慮到領導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派系随時也有可能宣布“分共”，當年5月底，周恩來以中央軍委（由軍事部擴編而來）書記的身份下令組建特務工作科，由新任軍委委員顧順章兼任科長，下轄情報、保衛、特務、匪運（土匪武裝運動）四個股，分别由董醒吾、李劍如、曾培洪（李強）、胡步三擔任股長。由于成立時間倉促，這個以武漢為根據地的“老特科”的成員，大部分來自已然存在的公開組織，例如情報股系以原國民政府武漢偵稽大隊為主體，保衛股則由轉移來漢的上海工人武裝稽查隊員組成。以城市工運為中心的“血統”，依然滲透在整個編制和人員構成中。盡管嚴格說來，武漢時期的“老特科”和後來在上海重建的“新特科”是兩個不同的組織，但因為主要領導人和任務範圍大體一緻，故而1927年5月往往也被視為整個特科曆史的起點。
老特科成立後不到兩個月，7月15日，汪精衛以及武漢政府開始“分共”，中共的活動正式轉入地下。盡管黨中央依然暫時留在漢口、部署發動武裝起義等事項，但安全處境已經大為惡化。這一時期，老特科除去派員掩護共産國際代表鮑羅廷北上歸國外，也在積極發展内線、搜羅武器、籌措資金，以為長期鬥争做準備。但由于8月初的南昌起義和計劃中的兩湖工農暴動成效不如預期，9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将核心機關和人員撤往上海。兩天後，老特科宣布撤銷，主要成員在李維漢、顧順章等人指揮下，秘密掩護中央主要領導分批向上海轉移。當年11月初，在上海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壓縮核心領導機構，不再設單獨的部，改由直屬于常委會的組織局負責日常工作。組織局由羅亦農、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維漢三人組成，下設宣傳、組織、軍事、特務、交通各科；其中的特務科即“新特科”，當時僅下轄總務、行動兩個部門。至1928年11月，新特科又升格為中央特别委員會（特委），增加了情報、通訊兩個部門。特委的三名負責人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和中央委員顧順章，可見其級别之高。
中共中央重回上海這一龍潭虎穴，雖屬冒險，在1927年時的中國仍有其可解釋的邏輯。首先，上海系歐美帝國主義勢力最盛之處，有總面積超過3200平方米的租界存在，華洋雜居、各派勢力犬牙交錯。國民黨當局無法在租界行使行政和司法權，亦不得駐軍，無形中為中共提供了秘密開展活動的灰色地帶。即使遭到巡捕房的破壞，形式上也須經租界會審公廨（至1931年夏取消）裁判才會決定是否移交給國民黨當局，為組織營救提供了可能。其次，“四一二”政變雖然對中共在上海的組織機構造成了巨大破壞，但随着“清黨”逐步擴大到針對國民黨左派和其他左翼同情者，一部分基層黨組織和幹部穩定潛伏了下來，構成繼續開展革命工作的基礎。若幹對“清黨”“分共”感到不滿的左派國民黨人和社會名流也主動與中共做進一步接近，為其提供必要的掩護。例如後來成為特科重要線人的楊登瀛（鮑君甫）以及傳奇人物楊度，都是在白色恐怖泛濫之後才和黨組織建立了密切聯系。這使得上海的群衆基礎要好于方興未艾的江西蘇區。最後，由于“四一二”政變對上海的社會秩序和經濟活動構成了沖擊，為了平息工商界的不滿，國民黨當局一度暫時雪藏了數名厲行屠殺政策的高級官員。如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在1928年調任參軍處參軍的虛職，司令部軍法處處長陳群改任第26軍政治部主任，肅殺的氣氛相對得到緩解。中共中央遂得以在夾縫中暫時安頓下來，繼續活動數年之久。
随着中央機構逐步站穩腳跟，特科的部門構成也日漸正規化、完善化。到1928年底，形成了四大科的基本格局：總務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建立聯絡點，首任科長洪揚生。情報科（二科）負責刺探敵情、發展線人、合法營救被捕同志，首任科長陳赓。行動科（三科）由原紅隊成員和老特科武裝人員組成，負責制裁叛徒、内奸、國民黨特務人員，保衛中央機關領導人和劫囚，由顧順章兼任科長。通訊科（四科）負責維持與江西蘇區以及莫斯科之間的無線電聯絡，首任科長李強，電台設在香港、漢口和天津，至1931年已經建立起中央與瑞金和莫斯科的穩定直接聯絡。即使是國民黨當局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特科）雖無經驗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學習及創造的精神，定出整個的計劃，按照一定的步驟，腳踏實地地向前努力。為時不到三年，竟有驚人的發展與奇異的成績。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鬥精神啊！
”不隻是“鋤奸”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特科工作人員尤其是三科行動隊員似乎總是以西裝筆挺的造型出現，腰佩手槍，每每于鬧市之中開槍狙殺叛徒。一些關于特科曆史的普及文章甚至專門著作，也津津樂道于渲染“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之類的離奇情節。這種印象再經過一系列諜戰影視劇的放大，使人們傾向于誇大特科工作中的個人英雄主義，而忽視了在白區開展地下工作的艱難程度。實際上，即使是在敵方監控相對薄弱的租界，過于招搖的舉止或者大量身份不明人員的聚集，依舊會招來巡捕和“包打聽”（偵探）的注意。1930年12月，通訊科在法租界巨籁達路四成裡借“福利電器工廠”之名舉辦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時，就因為人員進出過于頻繁，遭到巡捕房突擊檢查，有20人被捕。為降低風險，除去一科的少數專職工作人員外，大部分特科成員在平時皆有合法職業作為掩護；即使是精通槍械、爆破的三科行動隊員，日常也須從事工人、小商販等行當，以免招人注意。重要負責人除去必要的出行和參加會議外，往往深居簡出，避免抛頭露面；周恩來等知名度較高的人物，更是連每次出行都須經過精密的路線安排，以免暴露在公開場合、為密探或舊友所認出。
至于傳奇色彩最強也是後世演義最厲害的制裁行動，同樣不是率性而為。早在1927年底新特科成立之後不久，周恩來就為其制定了嚴格的原則和紀律，規定：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準打公開的特務；不準搞綁票。而特科在實際行動中，也嚴格遵守了這三項紀律：對叛徒的制裁，僅限于出賣重要領導人或機關、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損害者，對一般脫黨分子或自首但未出賣機密者則常常網開一面。對國民黨警政官員和特務的制裁，對象僅限于公開招納叛徒或企圖對黨的重要機關實施直接破壞者，職位一般限于中下層，以免招來大規模報複。對被捕同志的營救，優先考慮通過線人和外圍關系進行聯絡，以合法方式進行保釋，萬不得已之時再策劃劫囚。即使是在遂行制裁時，“請君入甕”的情況也遠遠多過當街擊斃——再成功的伏擊也有可能招來巡捕房的注意，繼而通過目擊證詞和槍彈型号捕捉到蛛絲馬迹，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常見的做法是由安插在國民黨軍政機關中的線人出面，将叛徒引誘到特科事先租好的秘密據點，随後當場制裁并轉移屍體。在許多資料中被描述為“遭紅隊當街擊斃”的黃埔一期生、叛徒黃第洪（黃警魂），便是在1930年秋經楊登瀛誘至陳家巷91号據點，由三科同志以麻繩勒斃，埋屍屋下。而黃第洪的屍首直到一年多以後，才随着王世德的叛變而從地下被起出，此前渾然無人察覺，足可窺見特科對隐秘性的重視，遠勝于一時的快意。
更多時候，一、二、四科的工作人員從事的是徹徹底底的“文鬥”。在白區領導全國革命，意味着重大事項的決策特别是中央的關鍵會議必須在敵人的耳目下召開，有時還會有共産國際的代表親自來滬指導。從1929年夏到1931年初，中共中央陸續在上海召開了六屆二、三、四中全會和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每逢此種情形，都是由特科一科派員首先在租界租下一幢小洋樓作為會場，提前摸清周邊地形，進駐工作人員進行僞裝。參會的數十位代表被分散到幾處旅館住宿，自大會召開的前一晚起，陸續進場。會議召開時，附近巷口有三科便衣負責把風，一樓有打麻将的“客人”制造噪音；一旦發現可疑情形，與會代表可迅速轉移。一處會場使用過之後即不再重複動用，而是改為臨時安置來滬同志的“安全屋”，甚至作為處決叛徒的刑場。如陳家巷91号洋房，最初系用于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随後成為制裁黃第洪等人的秘密據點。待靜安寺巡捕房對其進行發掘時，洋房已經結束使用，由房東重新出租給新中華實業社，而新租戶對天井下的伏屍一無所知。
與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采購軍火等“粗笨”業務的一科相比，全權掌控情報搜集的二科從事的是更危險、更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據顧順章叛變後為國民黨情報機關撰寫的《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一書記載，二科的工作模式大體分為三種：一是“拉出來”，即設法接觸國民黨軍警機關、租界巡捕房的中低層負責人，乃至社會關系複雜的流氓幫派人員，通過生意往來、交換情報、建立私人友誼等方式打探消息，并慫恿其在必要時為中共傳遞消息。二科首任科長陳赓就曾親自發展了幫派分子楊安清、陸震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偵探範廣珍作為外圍情報關系；1931年之後，繼任科長的潘漢年又籠絡了法租界工部局政治處翻譯薛耕莘（後升任巡捕房特級督察長）。甚至連政治處主任程子卿——也就是1921年闖進中共“一大”會場的那個華人巡捕——也曾參與營救過被捕的共産黨員。二是“打進去”，即直接派遣身份未暴露的共産黨人打進國民黨警政機關内部，以在第一時間獲知情報。例如二科成員宋啟榮（宋再生）在1928年底成功打入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獲得政治密查員的身份，得以公開和租界巡捕房交換信息。宋啟榮随後又将其弟宋啟華安排到機要職位上。三是發展外圍關系，例如通過宋慶齡、楊杏佛等名流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及“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等公開活動的群衆組織，接觸同情共産主義的各界人士，為營救被捕同志、安置烈士遺孀提供幫助。
在“拉出來”行動中，二科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是發展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即習稱的“中統”特務機關的前身）駐滬特派員楊登瀛作為情報關系，并派出女地下黨員安娥（田漢夫人）擔任其秘書。借助楊登瀛這條暗線，特科不僅得以提前掌握“中統”獲知的若幹中共機密情報，提前進行機關轉移和鋤奸行動，還成功搭救了被捕的中央委員任弼時和關向應。另外，遵循“拉出來”“打進去”兩條線并行的方針，二科成員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在1928年考入中統開辦的無線電訓練班，直接進入國民黨黨務系統特務機關的核心部門。李克農随後得以掌管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實為中統在上海的通訊總部，由中統創始人徐恩曾兼任局長）電務股，胡底以“長城通訊社”的名義在天津負責籌建中統的華北情報網，錢壯飛更是被調往南京、直接擔任徐恩曾的私人秘書。通過這三位二科精英，特科得以盡數獲悉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重要活動，包括借由中統渠道接觸到國民黨當局的核心軍事和政治情報。在1930～1931年，錢壯飛曾兩次從徐恩曾處獲悉國民黨軍關于“圍剿”江西中央蘇區的軍事計劃，經李克農交到陳赓和周恩來之手，再由秘密電台知會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為粉碎前兩次“圍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日後周恩來曾盛贊：“他們三個人深入龍潭虎穴，可以說是‘龍潭三傑’。”1951年初夏，第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代表田漢與妻子安娥在遼甯大連中山廣場市政府招待所天台傳奇與教訓
自創立之日起，特科大體能按照周恩來制定的嚴格紀律，始終以單線方式進行聯絡，并審慎地發展情報關系。然而早期特科尤其是負責行動的三科人員畢竟主要選拔自上海工人武裝稽查隊，且高度依賴其長期負責人顧順章的個人能力與喜好。而成長于街頭的顧雖然是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但依舊保留着濃厚的江湖習氣和幫會作風，自由散漫，放蕩不羁。在成為特委三位負責人之一後，顧順章将其兄長顧維祯夫婦、妻子張杏花、嶽父母一家、嫂子的弟弟等十餘位親屬悉數安排到總務科工作，從而嚴重違反了秘密工作紀律。他還計劃開設直屬于特委的“技術設計研究班”，搜羅各路雜耍藝人、魔術師、算命先生等江湖人物充當地下工作的眼線，這無疑又是一項冒險之舉。周恩來對此大感擔憂，先是決定将原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聶榮臻調來上海，對顧順章形成監督；接着又考慮更換特科高層領導人。然而決心尚未下定，顧順章已經被捕叛變。
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屆六中全會決定徹底結束由李立三首倡的發動城市暴動、帶動全國革命再度複興的冒險路線，并由中央向鄂豫皖蘇區派出直接負責人指導工農武裝割據。考慮到顧順章曾任中央軍委交通總站站長，熟悉湖北的地下交通線，周恩來派他護送張國焘和陳昌浩前往蘇區上任。任務完成後，玩心大起的顧順章在武漢樂不思蜀，與一名舞女打得火熱，很快花光了所帶的盤纏。為了籌集路費，4月中旬，他重拾變魔術的江湖技藝，以假名“化廣奇”“黎明”在漢口新市場遊藝場登台表演，并四處張貼海報。當月24日，已經叛變投敵的原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尤崇新在鬧市區認出了顧順章，立即密報中統兩湖特派員蔡孟堅，在漢口小高爾夫球場前将顧順章當場捕獲。這位流氓無産者幾乎立即決定叛變，當場告知蔡孟堅：“我有對付共産黨的大計劃，請你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我将當面陳情。”蔡孟堅随即将顧順章被捕的消息經電報知會南京中統總部：“黎明（顧順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26日一早，他即乘飛機前往南京。顧本人則由一隊憲兵押送，乘輪船經水路于27日抵甯。中共中央特科無線電訓練班舊址：上海巨籁達路四成裡（今巨鹿路391弄）12号（上海畫報/東方IC供圖）不幸中的萬幸，蔡孟堅拍發電報的時間已是4月25日晚間。當天正值周六，中統負責人徐恩曾已流連在夫子廟的花街柳巷，留在中央路305号總部辦公室值班的恰恰是他“謬托知己”的機要秘書、特科二科情報員錢壯飛。這位身處虎穴的共産黨員在接連譯出6份以兩湖特派員和武漢行營名義發來的加急電報後，毫不猶豫地召來其女婿兼交通員、“民智通訊社”報務員劉杞夫，命令他馬上乘當晚11點最後一班甯滬特快列車趕往上海，向李克農通報情況。26日清晨6時許，劉杞夫抵達上海，将這條十萬火急的消息報告給李克農，後者又經陳赓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迅速召集陳雲、聶榮臻等特科負責人開會，決定立即轉移顧順章知曉地址的所有重要機關，并讓可能暴露的同志盡快撤離上海。顧順章的家人以及由其發展的工作人員也被帶離現有居住地，轉移到新據點加以隔離。緊張的疏散工作持續了20多個小時，深夜宵禁之後，陳赓甚至想出了以“奔喪通報家屬”為名傳遞消息的辦法。到26日晚，中共中央機關、江蘇省委和共産國際遠東局均成功撤離原駐地。當抱着“投誠”博功名之夢的顧順章在27日抵達南京、見到蔣介石時，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魔術師”顧順章為他待價而沽的企圖付出了代價：他原本打算将錢壯飛和李克農的身份作為“獻禮”直接透露給徐恩曾或蔣介石，因此在被捕的前三天始終有所保留。不意卻被邀功心切的蔡孟堅弄巧成拙，為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創造了時間窗口。
即使是經過了代價巨大的補救，顧順章叛變帶來的破壞依然是極端驚人的。此前被捕入獄但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恽代英随即被驗明正身，于4月29日就義。特委負責人之一、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于6月22日在法租界被捕，一天後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處決。特科安插在國民黨當局内部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宋啟榮等同志和楊登瀛等情報線人，或者被迫放棄現有工作，或者因身份暴露而遭到羁押，整個情報網絡幾乎被一掃而空。鑒于上海的環境已不适合再領導全國革命，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特科成員的保護下轉移到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員改為隸屬上海中央局，繼續從事地下活動。随着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江蘇省委在1934年連續遭到6次嚴重破壞，1935年1月，紅隊功勳、特科三科前期著名鋤奸隊員龔昌榮（邝惠安）、王德明、歐志光在龍華英勇就義。同年11月，特科上海辦事處負責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動随之結束，直至抗戰爆發後在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領導下東山再起。
90年前特科在白色恐怖非常環境下的鬥争，是中共早期黨史上輝煌和壯烈的一頁。由于隐蔽戰線的特殊性，特科早期工作人員中的許多人到犧牲為止都無法公開表明身份；加上檔案記錄的遺失或無法解密，關于那些非常年代的諸多記憶，至今仍顯得混亂和模糊。但他們的付出和犧牲，最終帶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他們的全部精神和信念，也依然包含在“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這短短16個字中。
（參考資料：《地下“契卡”》，英霆著；《陳赓大将軍》，穆欣著；《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顧順章著；《細說中統軍統》，徐恩曾著；《中國秘密戰》，郝在今著；《蔡孟堅傳真集》，蔡孟堅著；《周恩來：腥風血雨的三十年代》，劉德偉著。感謝劉德偉先生提供個人研究成果及收藏資料。記者吳麗玮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