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牌戲專門用來作詩，老師從中抽出一摞字牌教孩子“拼詩”今年春節的“中國詩詞大會”使得詩詞吟誦之風刮遍大街小巷，2017年成為名副其實的詩詞複蘇年。在吟誦之外，民間更是興起作格律詩的風潮，甚至刮到小學課堂。但是古人作詩的環境已不複存在，詩歌又是個性化的情感體驗。讓孩子吟誦中感受韻律之美，遠比刻意學習作詩重要。
全民詩詞熱
5月初的一個周末，上海東方明珠塔前辦了一場别開生面的詩詞誦讀活動，一個6歲的男童在台上與主持人對詩《蜀道難》，其間主持人時時被男童噎住，有被逼到牆角的感覺。一個5歲女童背下全部的《青玉案·元夕》，還用《小星星》的樂調唱出了韓愈的《春雪》。在這座代表上海的标志性建築前，這種場景是第一次。
自從今年春節央視的“中國詩詞大會”紅遍大江南北後，上海東方衛視的“詩書中華”繼而在本地刮起一股收視風，不僅是在東方明珠這樣的建築前，在各大街小巷，醫院、社區都紛紛向節目組抛來尋合作的橄榄枝。
“找我的人實在太多了，每集節目播後，我的微信都爆滿，還有直接找我報名的。”總導演王轶昕說，這次他把參賽選手帶到東方明珠前來演繹，也是節目線下造勢的一環，事實上這檔4月開播的黃金檔節目第三期就打榜全國收視排名第二。
當今年春節過後的“中國詩詞大會”決賽關注度達到0.941%，直逼“新聞聯播”的1.2%時，他覺得自己的節目是志在必得了。輿論的推動和社會風尚把文化類節目拱到收視前沿上，各個衛視借東風的時刻就到了。“看似偶爾，實際是必然，詩書類節目一定會越來越繁榮，那是社會需求決定的。”王轶昕說。這種社會需求體現在央視“中國詩詞大會”總決賽領跑全國收視的好成績上，使2017年成為業界所稱的“傳統文化綜藝節目年”。
在上海浦東一個攝制棚裡，搭起了一個不同于慣常娛樂真人秀的舞台，在這裡你看到一條光影汩汩的60米長的“河流”。溪石、羽觞在一塊巨大的地屏裡展現，這是模仿蘭亭曲水流觞的景緻。為了曲水流動的效果，20餘個機位、體育賽事轉播裡常用的電動滑軌、電子伸縮搖臂等都進入了節目制作。選手上台的規則就借用了“觞停詩起”，數字化的虛拟酒杯在河中随機流動、停止。
這檔節目的創意是“家庭詩詞派對”，以42組家庭上台對壘為主線。3個月來，有約5000對選手報名，這點讓王轶昕始料未及，其中多數報名者是父母攜幼童的家庭。但海選階段需要對每個成員進行基礎測試，被刷下來的很多家庭是因為父母沒有過關。“你不要小看小學生，他們的詩詞量遠超過成人，有些成人雖然水平不夠，上節目的心情卻很迫切。”王轶昕說。
這檔節目不外乎是考驗記背能力，比如，常規賽制有給出一個詞，讓一組選手對出一聯含有此詞的詩句；再比如晉級對壘時，讓兩組選手就一句镂了字的詩句搶答完整……出題範圍也不外乎是中小語文課本裡的古典詩詞部分，“電視競技，不可能出太生僻的内容”。即使如此，人們依舊躍躍欲試。
有的選手參賽初衷讓王轶昕印象深刻。一位母親帶着在清華讀核能博士的女兒過來，說是為了完成女兒的“詩詞夢”。因為母親自己是理工科出身，當時替喜愛文科的女兒做主填報了理科，這次為了比賽自發地惡補古詩文。一對在河南種有12畝玉米地的姐妹在田間歇息時愛上詩詞背誦，登台前已經是當地國學培訓機構的《三字經》老師。一位山東壽光的鹽田工人，用手抄本教兒子背《三字經》……
培訓機構：春江水暖鴨先知
上海最早開業的國學培訓機構“秦漢胡同”目前進入了暑期招生階段，針對前來報名的小學生家長，“千家詩”課程是他們的主推，“輪流開班、滿15人另開，兩個月大概能學100首……”一位招生老師就這樣一對一接待着源源不斷的家長。她告訴我，孩子不識字不會寫字也沒關系，“我們會教他指讀，至少他看見那個字能認出來”。
“詩詞熱是一定會出現的，中華文字開枝散葉的部分就是詩詞，中國本質上是文教和詩教的國家，中國的文教精神就像互聯網社區精神一樣，大有若無，它不指向哪個神或者上帝，但那就是中國人的信仰。”在七寶老街的一處雕梁畫棟的四合院宅第上，創始人王雙強這麼打開話匣子。他還記得2009年在上海辦了第一個蒙學課堂，當時是無人問津的。更不用說詩詞，沒人想過有一天它會在課外培訓上火起來。
王雙強2001年來到上海時，首先是以一個收藏家的身份做了個藝術博物館，漸漸發現朋友都愛把孩子送來受熏陶，便思忖着是不是做些國藝培訓，畢竟光靠藝術品陳列也生不了利。于是，琴棋書畫課就辦起來了，慢慢地，他感到一些流于技藝的古典文化如果沒有詩書根底，就像少了一條腿。當王雙強想到要做國文類培訓的時候，市面上基本沒有參照。
他當時的設想是像古代私塾那樣教學，從四歲開蒙，《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為主，輔以《百家姓》《朱子家訓》《千家詩》，這些發蒙課程讀兩年，再往上就是唐詩宋詞，諸子百家等，一共4年左右。但報名者寥寥無幾，甚至一開始就一兩個孩子開了一個班。國文類培訓它并不似技藝，可以讓家長立竿見影。在困難時期，他甚至把《弟子規》做成了公益課堂。老師也很難請，沒有大學老師懂得如何講蒙學，甚至編一本适合現代兒童教學的教材都沒人會做，王雙喜請的是幼教老師，鼎盛時湊集了一個二三十人的“教研組”，專門編教材所用。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真正的分水嶺是在2014年，王雙強整個國文課程的營業額增長率都在60%至70%。那一年，秦漢胡同把《弟子規》從琴棋書畫的國藝類别裡劃分出來，開始建立一套完整的國文課程。于是，蒙學、詩詞、諸子百家都囊括進去，王雙強認為“它做的是未來的市場”。從這屆領導人對古典文化的熱忱來看，他嗅到了經典複蘇的強勁勢頭，而今年的勢頭更是詩詞的複興。
小學生寫詩
但就目前“秦漢胡同”2000名受培訓兒童來說，學詩詞的孩子已經超過一半。今年1月，王雙強為全機構的國文老師下了道死命令，必須學會創作格律詩。在一系列講座培訓之後，這些“隻會教、不會作詩”的幼教出身的年輕老師紛紛交上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
平仄與韻律是格律詩的基礎，王雙強設置的門檻是，你必須在懂的基礎上自己能作一個沒有硬傷的近體詩（即格律詩）。而他最終的期望是能教那些已經在機構裡上了整套蒙學及唐宋詩詞的學生寫一首像樣的詩。不過現實是，如今的大學沒有一門古典詩詞課是要求作詩的，也有諸多學者認為今人無必要學此技藝。“現在懂得寫點格律詩的，都是圈子越來越小，這是最要命的。既然現在風刮起來了我們就要播種子，格律能給孩子一個台階，更深一步接近詩性思維，雖然詩歌的内核是詩性而不是形式，但有了形式，就更可能離經典更近。”王雙強這樣解釋，他是十足的回歸派，“秦漢胡同”成為業界第一個教孩子寫詩的機構。
“冬去春風舞，飛花入海無。為官雖自好，戰士念歸途。”當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女孩把這首字都歪扭着的詩交給伍智，她心中一驚，“這首詩叫《戰亂之情》，她說古代有一個戰士在外面打仗，他會思念自己喜歡的人”。在聲律啟蒙這堂課上，她扔給那五六個小學生一堆從《聲律啟蒙》《笠翁對韻》裡擇出的對偶詞語，告訴他們平仄和要求押的韻腳，比如就告訴他們這次要壓“一冬韻”。
他們還玩過一種叫“詩牌雅戲”的遊戲，288張本牌，收平聲字138，仄聲字126，還有一部分平仄兩讀字、無字牌。這套詩牌是發明于一位深圳大學文學系副教授的速成出詩法，玩法是在一摸牌一出牌間看誰先成詩。但伍智的玩法不能那麼高深，她教寫五絕，就在PPT上給出一種平仄類型，20字都限定好，再讓孩子從一部分詩牌裡擇字來湊。
有的孩子90分鐘就出了一首挺像樣的絕句，她會告訴他們，先寫出自己最愛的一句詩，再配以其餘部分。她很難說他們是不是真正對詩裡的意境有感。“他們可能不懂春夏秋冬裡的那些景物，但孩子是天生的詩人，雖然心智不夠，寫出來的詩看着就是不俗氣。”她這麼認為。
今人寫舊詩之困
但是在成人的作詩圈，民間創作者的尴尬似乎一直未消，舊體詩創作仍然處于“妾身未分明”的狀态。正好在100年前的1月，胡适發表《文學改良刍議》：“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所謂“八事”，就有一條，“不用典；不講對仗”。曆史來了一個輪回，又站在了重新選擇的原點。上海詩詞協會副會長楊逸明如今身處一個比較尴尬的作詩圈子，這個專事詩詞創作的協會挂靠在上海作協，已有30年曆史，卻常年默默無聞。
“都是些退休的老幹部，寫得好不好先不用說它。”他說。教寫詩這個風氣在他的社交圈裡更是遍地開花，“老年大學、社區詩社裡講課成鳳，但那些聽課的人還是懶啊，格律都是現成的規範，為什麼不能買一本王力的《詩詞格律》自學呢？”楊逸明對于圈内的種種意見和不屑也透露出這個圈子門派林立，各有成見而無統一之說。他甚至認為，罔顧詩歌的思想情懷、立意意境等更高層次的藝術性，有些人光是“批發”格律的遊戲規則，到最後都走樣。歸根結底在于這門技藝已近乎湮滅失傳。
這種情況下，孩子也不會從小就懂做對子。他對于目前盛行的詩詞類電視節目的看法是光強調背誦，沒有根本觸及古詩的根本，認為至少該讓孩子學會對對子，那是對仗、韻律的初體驗。但楊逸明也意識到困難重重。古詩詞從“文革”後的曆史縱線上來看，就複蘇得比琴棋書畫和戲曲要晚。“第一，詩歌講究更個體化的創作自由，在宣傳式的話語體系下很難突出；第二，它沒有技藝性的國學容易赢得市場。”
他也一直受邀做各種電視比賽的評委，兩年前，在上海本地一個電視台做中學生詩詞大賽評委時，他向廣電系統的官員提出是否可革新以镂字為主的比賽規則，比如從唐詩裡抽出一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做對句。“格律是有明确對錯标準的，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但現場一些官員回絕說：“那不是為難學生嗎？”于是就作罷。“會議結束後，有學生代表私下跟我說，我們倒是願意嘗試做做對子的。”楊逸明說。
上海交大舉辦一個“全球華文短詩大賽”，如今已是第三屆，1500多個大學院校的學生在每一屆都投來超過6000件的舊體詩創作，讓楊逸明這個終審評委很是感歎。他發現，這些詩拟古的味道很重，那意味着以舊體寫今詩的風尚還遠得很。今人畢竟無法身臨古代，是這類詩創作的局限。
“歸根到底就是從學術界到民間，即使是研究古詩詞的，也未必懂格律。”他知道，無法強求背詩的人去寫詩，同樣也無法強求研究古典的專家去研究格律，詩歌本身就是個人的事，但他認為格律作為一種基礎，現代教育中缺失這塊是很可惜的。
複興中的民間創作
有資料顯示，目前全國除了西藏，其他各省市都有挂靠在作協或文聯下的詩詞學會，其中，中國作協底下的中華詩詞學會有萬名會員。粗略估算，每年參加詩詞活動的在編人員不下100萬人，公開和内部發行的詩詞刊物就有600多種。
在楊逸明的說法中，全國寫格律詩的有組織人士已達一兩百萬，隻是不為外界所知，也缺乏相當權威的研究成果。上海詩詞學會雖然有30年曆史，楊逸明卻深覺古詩詞創作的邊緣性。
“上海詩詞學會有六七百人，湖南詩詞學會有6000人，中華詩詞學會有1萬人……數量不算少。”楊逸明說。在他看來，規則尺度那麼明晰的格律詩，都有好多人在技術上不過關。“古人給的106個韻部就像106個抽屜，你隻能一個抽屜裡取韻，或者鄰韻放寬。”。
除了格律之外，最難跨越的可能是一種舊體詩創作的身份認同。但這個圈子并不沉寂，楊逸明忙時每個月得赴兩三個地方詩詞交流會，一些縣鎮的文化官員将此視作提升當地文化含量的途徑。“特别是新開發的景區沒有前人題詩，就得找我們來寫了。”所以，稍有名頭的詩人到處受到追捧。
從吟到作是一個自然過程
“古代私塾教育裡，詩歌應該是沒有講解的，該懂的時候就懂了，讀多了也就會寫了。”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這樣說。他認為從吟到作是一個自然的深化過程，正如古話道：“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他反複告訴我，不論是誦讀還是創作，都是個人之事，不宜成為人人追求的目标。他反對強求孩子讀詩或作詩。“讓孩子作詩未必能達到很好的效果，因為他們以模仿為主，但詩詞裡真實的情感跟他們并不接近。”說到底，古詩詞是種自由松散的生命體驗，他把一個人一生中的詩歌體驗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吟誦。孩子天性裡就有種對音樂性的好感，詩歌光憑韻律美就能吸引他們，這個階段多背一些也不會覺得累。“歸根到底那是一種生命的節律”，但孩子的記憶力和誦讀快感會随着成長而減弱，“到了小學五六年級，很快樂地讀一首詩就不容易了，心理結構在發生變化，需要做一些相應的調整”。
駱玉明覺得第二階段是最難跨越的，感受力在弱化、思考能力在增長，讓孩子感受其中趣味就得動腦筋了。另一方面，他認為詩歌是不能解說的，他是反對闡釋和解說的，那樣就如解剖活魚，美感就沒有了。“比如《春曉》這首詩恐怕真是不好講，如果你講惜春，那就跟生命有關。世界是一個循環性的存在，大自然是無限循環，你介入無限循環的時候，你的有限循環在減少了，這是它背後真正的文化元素。”
第三階段就是一個人如何在更大的文化系統、文學曆史和背景下去欣賞一首詩，它調動的是一個人的知識背景和文化涵養。“詩詞是一個構造性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的情趣、美感跟聲調有一定關系，但不是完全附着在聲調上。就怕社會把誦讀看作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把它複雜化，或列為教學重點。”他認為詩詞之本是一種生命情調，誦讀、作詩是一種表象化的手段而不是根本。千年前，孔子講“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但孔子和他的徒弟并未留下詩作，這可能就是2000年文教的集體無意識的追溯——詩性。
駱玉明師承當代著名文藝評論家、文學史家朱東潤先生，朱東潤的老師唐文治先生用太倉話吟誦的“唐調”，是中國第一個以姓氏命名的吟誦調，曾在上世紀上半葉被江南一帶學人争相模仿。而唐文治師從曾國藩的弟子桐城派大師吳汝倫，在江南吟誦調的基礎上結合桐城派古文理論鑽研出一種讀文法。它強調以文體劃分調子，如《詩經》《楚辭》屬古體詩，可以不拘聲律，簡單吟誦；而格律詩則必須按照四聲、陰陽依字行腔，展現出高低錯落，平中有突。唐文治在1934和1948年錄制中國最早的吟誦專輯，蜚聲海内外，被稱“近現代吟誦第一調”。
解放後，複旦大學中文系的作詩與吟誦之風曾經熾盛，自創與自吟是互生的一種傳統。中文系集結了郭紹虞、朱東潤、陳子展、劉大傑、蔣天樞、趙景深、吳文祺、張世祿等一大批名師，星鬥璀璨，他們基本都能寫舊體詩，很多人都用“唐調”錄制詩歌，之後流行互相評點。
世易時移，唐文治的高徒，那些作詩的和吟誦的老先生相繼離去，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老派的文脈已無人繼承。如今的中文系裡偶爾有教古代文學的老教授會創作舊體詩，然而也隻是小範圍活動，不再是種顯學。在駱玉明看來，格律是種現成的模具，愛讀多讀的人有了一定的語彙庫，自然就會模仿和套用。“讀了那麼多詩詞你就有靈性，靈性就從你讀詩的感受和你的生活閱曆裡來，如果同時增長的話，這套東西發揮的作用越大。”他認為現代人寫舊體詩隻能是種個體追求，其中既有時代的普遍原因又有個體的原因，詩歌創作本來就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