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的顔色
不同時代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現代人由于生活在一個空前視覺主導的時代，常常難以體會到，我們所習慣的五光十色，對于我們的祖先而言無疑會是暈眩般的體驗，他們的生活環境中沒有這樣強烈的視覺刺激和色彩對比，沒那麼多過剩的色彩和色彩種類（須知，第一種化學染料苯胺紫直到1856年才被發明出來），因而也就沒必要發展出對色彩的細節區分。
這在語言中可以得到最鮮明的反映：幾乎所有語言的早期詞彙中所能界定的色彩都隻有黑、白、青、紅、黃這最基本的五種顔色，而這些詞在極其漫長的時間裡所指稱的與其說是“一種”顔色，倒不如說是“一組”顔色，往往包含了在現代人看來是光譜中相鄰的許多種同類顔色。這其中，古人最難區分的似乎就是藍綠色系了，因而漢語中的“青”長期以來泛指藍、綠、蒼、碧乃至青白（如“青山”）、青黑等所有屬于這一系列的顔色。
這在很多詞語中都留下了痕迹：唐宋以來讀書人的家常服飾青衫也稱藍衫；中國人慣稱的“綠燈”，在日語中卻作“青信号”；法國民間傳說中的“藍胡子”，法語Barbebleue和英語Bluebeard對應的都是“藍”，但日語卻譯為“青髭”，而國内也有一種譯法稱為“青須公”；也别忘了，我們現在慣于說的“藍天”，古人卻習慣說“青天”“蒼天”。我們如今常用藍色表示水的顔色，這其實是受歐洲影響的結果，但歐洲也直至17世紀才開始固定使用藍色表示水體顔色，此前更多使用的是綠色。在西方的早期曆史上，藍色甚至根本不存在，雖然自然界不乏藍色，但無論是繪畫、織物還是文學作品中，都極少看到藍色的存在。這就不僅僅是因為傳統社會中人們所處環境的相對單純了，也因為對古人而言，要提煉并複制藍色實在是極為困難的事。
這些并不僅僅隻是“趣味曆史”，事實上，一代代感官史學者專注于此，都不是為了某些“有趣的知識點”，而是為了證明感官體驗（尤其是視覺、聽覺）不僅有自己的曆史，而且那無疑是人類生活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即便是一種顔色，在它背後也隐藏着無數觀念的變遷。
法國學者米歇爾·帕斯圖羅最初的專業領域是中世紀紋章學，但卻在解讀紋章的符号意義的過程中，逐漸轉向了對色彩的研究。近十餘年來，他的《色彩列傳》系列已陸續出版了藍（2000）、黑（2008）、綠（2013）、紅（2016）四種，且都在面世一年内被迅速譯成英文，中文版的問世說起來已不算快了。
由于他的本行是紋章學，解讀圖形、符号、色彩背後的文化象征意義是順理成章之事，他主張從曆史遺留的物品、圖像和文本中提取出意義、邏輯和系統，并強調“是‘社會’創造了顔色，為顔色賦予了定義與含義，确立了它的法規與價值，為其提供用處，決定其利害”，因而“顔色的問題首先是并永遠是社會問題”。基于此，他寫的每一種色彩的曆史，實質上是這種色彩的社會史、觀念史，涉及不同曆史時期的人如何認知、看待、運用這些色彩，如何在技術上制造和提取它們，又賦予了它們什麼意義——看上去是顔色的象征發生了變化，其實當然是運用這種顔色的社會及其觀念發生了變化。
顔色及其象征
他的《色彩列傳》之所以先從藍色寫起，并非偶然。正如他所言，藍色在西方曆史上，是變遷最具戲劇性和颠覆性的一種色彩：最初的卑微沒有地位（以至于19世紀的學者懷疑古典時代的歐洲人是否能看見藍色），随後被視為陰沉、古怪、低下、屬于蠻族的色彩，藍眼睛甚至被看作身體上的恥辱。然而從12世紀晚期起，藍色開始通過彩繪玻璃窗、釉、繪畫、織物和服飾進入教會的色彩體系，并由于聖母瑪利亞被越來越多地繪制成身穿藍色衣物而逐漸走運，最終它由此被法國王室接受，開始獲得一系列正面意義。到中世紀末期，它已被視為最美麗、最高貴的顔色，最終它成為法蘭西的代表顔色，并成為現代人最偏愛的色彩。正如帕斯圖羅所強調的，“藍色在12世紀到14世紀間的崛起絕非微不足道的瑣事，它體現了社會秩序、思維體系和認知模式上的重大變化”，這乃是因為“新的社會秩序要求新的顔色秩序”，正因為藍色在原先的社會等級象征中符号性很弱，所以它“既不合規又不合禁”，反倒可以讓人自由而中立地廣泛運用它。
一種顔色的“命運”與它的象征性往往有着莫大的關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人們看到的不是顔色本身，而是這種顔色所代表的意義。如果一種顔色所表達的是低下的、歧視性的、侮辱性的含義，很難想象它會被社會上層接受并流行開來。更複雜的是，同一事物可以表達完全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含義，這一點上顔色也不例外：紅色既可以象征激情、革命、高貴，卻也可以象征暴力、血腥。這在黑、白這類絕對性較強的顔色上表現得特别明顯。而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文化的人們往往取舍輕重不同，從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社會心理——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西方婚禮上新娘常穿象征純潔的白衣，但在中國傳統婚喪習俗中，白色卻是喪服的主色；同樣的，黃色在西方多具有貪婪、色情等負面象征含義，但在中國卻曾是皇家專用的最高貴色彩；歐洲流行的藍色，在中國則是平民之色，多見于工藝，也不入高雅藝術，和富貴、神聖、喜慶或和平的象征均無緣。不同文化對象征色的設定也可以完全不同：中國五行學說中，黑為水，黃為土，但西方傳統中卻以黑色代表土，而綠色代表水。
這可能也是《色彩列傳》的缺憾之一：帕斯圖羅聚焦于色彩在歐洲的曆時性變遷，但幾乎未做跨文化比較。當然這對一個學者而言似也太過苛求，畢竟就算有人能具備這樣開闊的知識面，可能也會犧牲深度挖掘。不過，補充一些不同文明的比較研究，對于我們豐富對色彩的認知，其意義無疑不可低估。
如果把中國對照觀看，這種差異是十分明顯且頗具啟發的。英語的“綠”源出青草，但漢語卻都取自織物——這一點不可小觑，正因漢語的“綠”源出織物，所以現代之前的中國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樣慣于把綠色作為生命、機遇和希望的象征。
這樣的比較不僅可以增加一個視角，也可以使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某些差異所在：手工紡織業的早熟以及人文色彩對文化的更強滲透，由此影響了文化系統中色彩象征意味的取舍和表達，進而更可反思《色彩列傳》中那些源于歐洲的色彩含義何以能流行于全世界。一如帕斯圖羅強調的，一種顔色不是單獨存在的，隻有在與其他顔色進行關聯或對比時，才能體現其全部意義，因而“絕不能孤立地看待一種色彩”；如果是這樣，或許也可以說，一種色彩的社會文化意味也不是單獨演化的，隻有在不同社會之間進行相互關聯、相互映照時，才能更好地體會到它在人類文化中的豐富内涵，我們同樣不應“孤立地看待色彩在單個社會文化中的意義”。
米歇爾·帕斯圖羅的著作《色彩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