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8日夜，在距北平百裡之遙的通州，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趕到通州文廟。通州文廟是當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所在地。細木繁十萬火急地提醒“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二張不穩”——“二張”指的是“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隊長張慶餘和張硯田。細木繁要求殷汝耕緊急處置。殷卻不以為然：“他們都是沒娘的兒子，除了冀東，無處逃生，可以放心！”
時年54歲的殷汝耕或許認為，時下，他人生正在走向巅峰，區區兩位保安隊隊長并無膽量妨礙他的似錦前程。1935年11月，他在日本方面的授意下建立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轄管冀東22縣及唐山市、秦皇島市，人口800萬，面積3萬平方公裡。但過去近兩年時間裡，冀東并不完全掌握在殷汝耕的手裡。以通州為例，當時的武裝力量有三支：一是日本人的勢力，包括日本警備隊、特務機關憲兵隊；二是“自治政府”下屬的保安隊；第三支是駐紮城外的29軍獨立第39旅第2團第1營。第29軍軍長宋哲元衛戍平津、擁兵自重，一直是日本方面看重的拉攏對象。關東軍參謀專田盛壽是一手策劃“華北自治”的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助手。他後來回憶，土肥原曾親口向宋哲元許諾，如果宋願意加入傀儡政權，就讓殷汝耕做宋的部下。
但在7月28日這天晚上，形勢已經大變。“七七事變”發生後，中日雙方和談破裂。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日，日軍動員本土的3個師團進入華北。27日深夜，南苑之戰爆發。28日淩晨，日軍總攻南苑。到這天晚上，29軍副軍長佟淩閣和第132師師長趙登禹都犧牲了，宋哲元撤回保定，平津的陷落大勢已定。殷汝耕不難想象，日本人正在全面控制華北和平津，在未來版圖擴大了的傀儡政權中，自己将是無人可以一較高下的一把手。
然而無論是土肥原賢二還是殷汝耕都未能看到一種更為宏大的曆史進程所呈現的蛛絲馬迹。“冀東保安隊”前身是河北省特種警察部隊。冀東在《塘沽協定》後被劃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駐軍，隻能由警察維持治安。1933年夏，蔣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以省政府名義建立特種警察部隊。“冀東保安隊”雖列在傀儡政權名下，但嘩變事件時有發生。1936年底，駐昌黎的官兵就發生過三次嘩變，最多一次涉及400人。
張慶餘和張硯田領導的駐通州的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大部分人員來自原東北軍，背負國仇家恨，與日軍矛盾由來已久。1936年8月27日，張硯田部第四分隊百餘人嘩變。在通州城内保安隊士兵常與日本特務、“浪人”發生沖突。
殷汝耕對張慶餘、張硯田等人早有戒心。張慶餘、張硯田曾與教導總隊長沈維幹密謀設立一個與殷汝耕并駕齊驅的軍務長官，以便掌握更多軍權，但此計被殷汝耕知曉。或許根據殷汝耕的一貫邏輯，他認為這不過是一場官場中司空見慣的單純的權力争奪。他托人從中疏解，并多次宴請二張，張慶餘、張硯田也表現出了盡釋前嫌的順從。但殷汝耕并不知曉，冀東僞政權成立之初，張慶餘曾密派親信副官長孟潤生赴保定向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備司令的商震請示應對之策。商震囑其目前不宜與殷汝耕決裂，暫時虛與委蛇。1936年初，通過原馮玉祥國民軍宿将、河北省哥老會首領之一張樹聲斡旋，張慶餘、張硯田曾赴天津與宋哲元秘密接觸。宋哲元對二人愛國和抗日态度表示歡迎，希望他們堅定立場，強化軍隊訓練，做好準備工作，并贈予每人1萬元經費。就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張慶餘派心腹劉春台密往北平面見29軍37師師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馮治安。馮治安請他于中日開戰時一面出其不意在通州起義，一面分兵側擊豐台，起到夾擊效果。29軍參謀長張樾亭已經将張慶餘、張硯田所部編入29軍戰鬥序列。
細木繁的擔憂來自一場“不合作”。1937年7月27日淩晨，駐通州日軍突然向29軍發動攻擊。然而部署在通州舊城南門的保安隊并未像日本方面安排的那樣截擊29軍，隻是對空鳴槍放炮虛張聲勢，29軍得以安全撤離。日軍對保安隊甚為不滿。當日9時，日軍12架飛機轟炸舊城南門外保安隊教導總隊營地，保安隊十餘人傷亡，房屋被炸毀。
事已至此，張慶餘、張硯田等人秘密集合，認為不能坐以待斃。他們将起義指揮機關設在縣城北關，規定以午夜進攻日軍兵營的槍聲為起義信号，兵分三路同時行動。28日午夜，起義信号響起，槍聲大作，起義部隊迅速攻占特務機關，細木繁被亂槍擊斃，日本特務機關人員全部被殲。
起義軍沖進通州文廟的時候，細木繁剛剛離開不到一個小時。殷汝耕聽到槍聲，連忙呼喚衛隊長，衛隊長早已被起義部隊架到了指揮部。殷汝耕見無人應聲便藏身櫃頂。起義部隊官兵撲進殷汝耕的卧室，但見被單、衣服散落在地卻不見人。廁所、壁櫥、立櫃都搜盡還是找不到人。起義軍從廂房搜出一個仆役，逼迫他交代殷汝耕的去處，仆役指向櫃頂：“長官您出來吧！”幾個保安隊士兵上去就把殷汝耕拽了下來。
1933年5月31日，中日華北停戰首席談判代表熊斌（右三）和岡村甯次（左四）在《塘沽協定》上簽字（視覺中國供圖）張慶餘後來回憶：“事先本拟枭首示衆，以平民憤，但冀東僞教誨鍛煉所副所長劉春台勸止，說：殷逆系何應欽、黃郛的心腹，說不定擁有中央密旨，我們不宜擅殺，最好押送北平交給宋哲元，轉解中央比拟安妥。”于是起義軍将殷汝耕押解到北關呂祖祠指揮部監禁起來。在那兒，起義軍要求殷汝耕表态反正抗日。這個要求讓殷汝耕遲疑不決。
1940年4月，以汪僞政權全國經濟委員會特派委員的身份訪問東京的殷汝耕（前排中）在赤坂“錦水”料理店宴請早稻田大學時代的老師鹽澤昌貞（前排右三）（鄒德懷供圖）“弄潮者”
1947年，《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觀摩了首都高等法院刑二庭對漢奸殷汝耕的正式審訊。龔選舞在回憶錄裡描述殷汝耕給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轉過頭猛一看，不由自主地揉了一下眼睛，原來這押進來的人犯簡直像位明星。盡管他已年近花甲，但穿着一襲綢袍，在端正、優雅、安詳之外，竟還顯得有些飄逸！我甚至可以發誓，他該是我所曾見到最為漂亮的中年男子，如果退回去二三十年，他準比當時最吃香的趙丹、劉瓊、陶金、舒适一類明星還要英俊！可是，他卻是那個臭名四揚的殷汝耕。”龔選舞說殷汝耕在庭上的表現“文雅之至”：“與庭上對答之際一路總是不溫不火的鎮靜安詳，不躁不急的謙遜守禮，聽到他那細聲溫語，真令人不敢再信命相之論。”
殷汝耕的風度倒也不難解釋。1883年，他出生于浙江餘姚縣的名門望族殷氏家族。父親殷鴻疇官至刑部指分四川司行走，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随慈禧太後一行西逃。還京後，慈禧念其曾護駕有功，遂賞湖北安陸知府一職。殷鴻疇膝下五子，除早逝的長子外，全都曾赴日本留學，亦全是時代洪流之參與者。次子殷汝威曾在東京任黃興秘書。三子殷汝熊曆任湖南高等監察廳長，浙江、山東高等法院院長等職。四子殷汝骊1911年當選為國會議員，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長。殷汝骊愛國之心拳拳，與沈鈞儒共同主持“全浙公會”，組建“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募捐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營救沈鈞儒等抗日七君子。唯有五子殷汝耕與兄長殊途。
1908年，哥哥殷汝骊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經濟科就讀。殷汝骊有志于革命，拉着同在早稻田留學的弟弟殷汝耕一并加入了同盟會。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兄弟二人和其他同盟會骨幹成員一道重返東京。孫中山和黃興在東京成立軍事學校“浩然廬”，組織大家學習。民主革命家陳銘樞回憶，學校聘請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退職軍人和日本大學教授擔任講師，殷汝骊和殷汝耕同任翻譯。殷汝耕的日語順溜，因此有了日本通之名。
殷汝耕的仕途發展幾乎都與他的日本通身份有關。1917年，護法政府成立後，他被委為駐日特派員；1928年，任外交部駐日特派員；1932年4月，殷汝耕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在談判中任翻譯，參與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殷汝耕不溫不火的仕途生涯終于在50歲那年因一場巨大的民族危機發生了轉機。1933年5月，黃郛北上就任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負責與日媾和、解決華北危機。為與日本直接交涉，他帶去了一支以“知日”著稱的隊伍。殷汝耕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
1933到1934年，殷汝耕在黃郛手下參與了《塘沽停戰協定》及其善後協定的談判。對于黃郛而言，那段歲月，身為外交官，“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争，隻好強顔以好意奉求”，“彷徨午夜，相對凄戚”。日本之野心絕不隻在長城一線已是世人共識。而當時的華北可謂中國的多事之地。投機政客、軍閥餘部雲集平津，加上日本人的策動，情勢撲朔迷離。翻天覆地時代的大潮眼見将滾滾而至，而潮水究竟要往哪裡走，每個人自有掂量。
陳銘樞在回憶錄裡說，早在“浩然廬”時期，“殷汝耕在校時，同學們對他的印象不好”。但為何不好，他并沒有解釋。1918年，殷汝耕與日本女子井上慧民結婚，取了日本名字叫井上耕二。井上慧民的哥哥是日本憲兵隊軍官。與陳銘樞無話不說的殷汝骊幹脆禁止兩家眷屬往來。陳銘樞引用殷汝骊對弟弟的評價：“我這個弟弟品質極壞，隻要利之所在，他将來不僅可以出賣朋友，而且可以出賣民族。”
以“利之所在”作為權衡标準，在當時的華北，殷汝耕的選擇并不難做出。在殷汝耕看來，日本不僅有實力，也有“親善”的可能。1920年他與日本人合作開過“新農墾殖公司”。1925年冬，奉系将領郭松齡倒戈反對張作霖事件發生。殷汝耕在郭松齡軍中任外交處長。不久，郭軍戰敗，郭松齡夫婦遇難，殷汝耕逃入日本駐新民縣領事館。日本駐華外交官森島守人曾記述當年殷的情況：郭松齡倒戈失敗後，殷汝耕“不得不逃亡到遼河畔新民縣我領事館避難達數月之久。由于奉天總領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妥善安排，在黑夜裡才使得他得以逃出東北軍的重圍”。張作霖曾懸賞10萬元買殷汝耕的腦袋。殷在領事館避難期間，結識了日本政界人士金井房太郎等人，在金井的護送下，得以于1926年逃往日本。後來，張學良獲悉情報數次緻電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強烈要求引渡叛亂嫌犯，均遭斷然拒絕。
從“知日”“親日”到最終“投日”，殷汝耕随潮就勢。1933年10月中旬，日本政府齋藤内閣召開會議，通過了《帝國外交政策》，其中明确提出：“支持中國大陸上之分治運動，逐驅國民黨政府勢力于華北之外。”
殷汝耕本并不入日本方面的法眼。1935年，在華北掌握兵權的，有北京的宋哲元、山西的閻錫山、濟南的韓複榘和在保定的商震。把這4個人掌握起來，使之相互合作，便可以建成一個強大的政權，這是負責此事的天津軍司令多田駿的想法。這年10月，關東軍将土肥原賢二派往平津主持建立親日親滿政權。多田告訴土肥原，親日政權很快就可以建立，因為他已經分别和這4人進行了試探，問他們是否願意和滿洲合作，“建立一個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生的中立政權”？這4個人都表示大為贊成，并表白自己并不反日，對于日本竭力扶植的“滿洲國”還可以幫忙；至于新政權，隻要其他三人贊成，自己一定充分合作。
土肥原賢二以知華著稱，立刻判斷多田的主意根本行不通。專田盛壽回憶，土肥原說，根據他多年的經驗，和中國人打交道，隻有一個人在場時，他回答得很爽快肯定；要是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在場，他們就會采取“你如果幹，我也幹”的觀望态度。特别對這些實力人物，如果隻是一個一個地分别說服，而不讓他們面對面地共同約定下來，新政權是建立不起來的。土肥原積極設法邀請宋哲元和商震在北京共同聚會，研究新政權一事，果然，雙方态度都暧昧不明，敷衍搪塞，不了了之。接着，他安排宋哲元和韓複榘的直接會面，也以同樣的結果告終。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南京高等法院判處死刑後，由法警押赴刑場（秦風老照片館/FOTOE供圖）幾輪接觸，土肥原明确了策動華北實力人物的計劃：“第一步先說服并切實掌握灤榆區兼薊密區專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閻、韓、商4人中選擇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進來。”總之，殷汝耕被視作了搭建親日政權的基礎。專田盛壽回憶，這是因為土肥原看出殷汝耕是真正的親日派，說服他不成問題。
日本人看出了殷汝耕的貪念。專田盛壽回憶，由于蔣介石的反日政策，對日方亟待出售的商品征收很高的關稅，有意識地拒絕貿易，令日本商業界十分為難，于是日本商人把眼光轉移到了中國“主權以外”的冀東地區。秦皇島一帶由殷汝耕管轄，殷汝耕對流入冀東的商品大為歡迎，隻象征性地收極少的進口稅（名為檢查費）。“殷汝耕政權也由此開辟了一個很好的财源，日本的貿易公司也大大喘了一口氣。在這樣的關系下，日本和殷汝耕關系自然而然親密了起來。”
那個時候，在權力上，殷汝耕也已經嘗到了與日本合作的甜頭。1933年9月，國民黨政府就批準将冀東劃分為兩個區，在通州和唐山分别設立薊密、灤榆兩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銘分任公署專員。陶尚銘對日本軍部并非言聽計從。1935年7月，陶在日方的威逼下辭職。南京政府下令讓殷汝耕繼任陶灤榆區專員，蘇玉琦任薊密區專員。殷汝耕接到調令并沒有馬上去唐山赴命，而是先到天津，與土肥原密談。1935年8月，殷汝耕在唐山就任灤榆區專員儀式上宣稱，他本人仍兼薊密區專員一職。因為知道殷汝耕有日本人撐腰，蘇玉琦根本未敢赴任。
讓殷汝耕違抗南京政府的任命是土肥原的一步試探。專田盛壽回憶，1935年11月中旬，宋哲元的态度一直不明确，土肥原暫時決定停止對宋的說服工作，轉而全力扶植殷汝耕。本來，日本方面認為“殷汝耕由于有冀東貿易的關系，同時和關東軍的關系也源遠流長，他揭起反蔣叛旗本有可能”，沒想到的是，“他那徹底的反蔣态度，卻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11月24日，專田盛壽和土肥原來到天津某一飯店，與殷汝耕及其部下見面。土肥原要求他們起事。意氣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說：“好事要快辦，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為高興，讓專田盛壽馬上去拿香槟酒。不巧得很，香槟酒已全部賣光。專田盛壽提議用日本酒代替。土肥原和殷汝耕客氣道：“太不巧了，隻有日本酒，怎麼樣？”殷答：“用日本酒慶祝比香槟還好。”殷汝耕幹完杯，就緊急馳車返回通州。
1937年8月，進占北平的日軍與中國兒童合影，佯裝“親善”（左/右：鄒德懷供圖）
1937年8月，進駐被占領的南苑機場的日本陸軍航空兵部隊第二天，殷汝耕在專員公署召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大會，自任“委員長”，宣稱：“從此，脫離中央，宣布自治，樹立聯省之先聲，謀東亞之和平。”專田盛壽評價說：“宣言使用的強硬語言，大大超過了我們的想象。”“蔣介石很快下達了逮捕殷汝耕的命令，可是日本軍的這道牆太高，他到底沒能辦到。”
聰明反被聰明誤
1937年7月28日這天晚上，殷汝耕對自己的前程有如此的信心不無道理。土肥原曾稱贊他是效忠皇君的能人。“自治政府”成立以來，殷汝耕不遺餘力。
通州有兒歌：“殷汝耕坐冀東，不是下雨就刮風。”1936年，為适應日本對棉花的需要，“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制定了一個《冀東區域植棉改良增殖計劃》，強行劃地幾萬頃土地，拱手交給日本“興中公司”作為試驗植棉的農場；日本6家紗商，也成立于“華北棉花協會”，以統制華北的棉産。同年，僞政府對拒絕日方收購的唐山華新防止産課以重稅，迫使該廠陷入困境，不得不将資産一半售與日本企業。秦皇島的耀華玻璃廠和柳江煤礦的長城煤礦公司也先後以收買股份的形式為日本侵略者所霸占。對遷安金廠峪金礦，僞冀東政府先是下令限制私人開采，後來通過天津的資本家出賣給日本人。1936年1月11日，僞政府保安隊侵入塘沽，占領新河、軍糧城等産鹽區，并向長蘆鹽運稽核所索款每月60萬元，否則停開新（河）榆（臨榆）段車輛。當天僞政府在轄區内設立大隆、大興公司，由日本人壟斷鹽産。根據日本方面的需要，僞政府進口日本商品所規定的稅率隻相當于南京國民政府海關進口稅的四分之一至八分之一。日方規定，貨物一經冀東完納，即不得再完他稅。由于稅率低微，大批走私貨物如潮水般地湧入冀東，流向華北乃至全國各地。
在政治上，殷汝耕也毫不收斂。“自治政府”與“滿洲國”締結了軍事、外交、交通協定。1936年4月12日，殷汝耕派遣秘書長兼外交處處長池宗墨為專使，率團赴僞滿專程答謝關東軍的支持。池宗墨在長春拜會了日本關東軍司令植田和“滿洲國”外交大臣張燕卿，分别呈送了殷汝耕的親筆信。殷汝耕在感謝信中說：“不肖殷汝耕……得貴關東軍充滿友誼之援助，建立起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本政府這次特派秘書長兼外交處長池宗墨赴新京，代表不肖殷汝耕……對貴軍以往的真誠援助和友誼表示感謝，向閣下表示敬意。”“如沒有中、日、滿三國的共同協力，就談不到增進東洋和平及東亞民族的福祉。”“特别是在确立東亞和平、民族繁榮的大計上，日、滿、支三國須同心協力。為達目标，我冀東與貴國自應一馬當先。”
殷的作為連日本妻子井上慧民也看不上眼。據在北平與殷家比鄰而居的嚴家理先生回憶，他曾聽井上慧民說過：“殷樣（日語‘先生’）這樣搞，不僅中國人瞧他不起，連日本人也瞧不起他。”
1937年7月29日上午10時許至黃昏，日軍派出12架飛機輪番轟炸縣城。入夜，起義軍挾持殷汝耕棄城向北平進發，拟與駐北平29軍會合。由于情報失靈，部隊行至安定門與德勝門之間，才知北平守軍已棄城而逃，北平淪于敵手。日軍從城内殺出，将押解囚車的士兵沖散，殷汝耕趁機脫逃。
雖然逃得一命，但這個試圖在時代洪流中投機得利的小人物最終被滾滾的曆史車輪碾壓而過。“通州事變”中，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被殺時，他的妻子适在北平幸免一死。她知道丈夫生前曾多次提醒殷注意二張行動，而殷始終不以為然。為了替夫報仇，她糾集其他日本家屬，向日本駐軍控告殷與二張互相串通。曾經在華北呼風喚雨的殷汝耕在日方看來實在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殷汝耕在日本憲兵隊看守所關了3個月。在獄中，他不時誦讀佛經，為“通州殉難者”沉痛哀悼，給細木繁撰寫紀念碑文：“同細木繁志同道合，相處無間”，“先生雖身殉，而所志竟成”。經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的竭力說情，殷才最終被釋放。
1938年以後，殷汝耕回到北平，聲稱要過“隐居”生活。其實，1938年底，他還曾來到陶尚銘家，表示自己有意出任僞河北省長，請陶在“僞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面前美言幾句。陶表面答應，實際并未去辦。陶尚銘後來了解到，王克敏确曾推薦過殷汝耕任僞河北省長，由于日本軍方反對而作罷。
令人感歎的是，1947年，殷汝耕一案在南京審理時，殷本可逃過一死。殷延聘章士钊、葉在杭與張文伯三位大律師為他精心設計辯護。據說，章士钊從“老牌漢奸”稱謂裡想到了妙法：殷的叛國行為主要發生在始于1935年11月25日終于1937年7月29日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期間。國民政府《懲治漢奸條例》當時尚未公布實施。這一辯護在法理上一時無懈可擊。但就在此時，陪審的一位年輕法官卻提出反诘：“殷某割裂冀東國土犯行固發生在《懲治漢奸條例》公布施行之前，但是為敵僞劃策、修浚運河以便利兵糧輸運，且由此而獲任為治河僞官，卻是在條例施行之後。”原來，1938年以後，殷汝耕始終不甘于寂寞。他應汪精衛僞政權的邀請赴南京擔任“全國經濟委員會特派委員”。這期間，他提出了日本海空軍既在海上蒙受盟軍威脅，不如修浚運河，貫通南北，使運輸船舶得以避入内河以策安全。殷這番說辭，企圖借此以求在南北兩僞組織之外，獨樹一幟，稱雄河上。因此他的此一計劃雖獲日方贊同，卒因陳公博與周佛海之杯葛而未見實施。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判殷汝耕連續通謀敵國，處死刑。殷汝耕不服，數次申請複判，均被駁回。他又直接寫信給蔣介石，要求“俯念防共有功”，準予特赦。蔣未給回信。同年12月1日高等法院檢查處對殷執行槍決。執行庭設在南京可容萬人的朝天宮大殿。臨刑前，殷汝耕口念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而後又忽而大聲叫喊：“本人并非叛國，我的心還是向着國家的。”
池宗墨
（1890～1951）
池宗墨系浙江平陽人，青年時期赴日本留學，曾先後畢業于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明治大學，歸國後一度供職于教育界。北洋政府時代他出任過浙江省教育廳首席督學、北京中學校長、廈門師範學校校長等職，後轉入商界，曾為中國銀行鄭家屯分行行長和蘇州通成紡織公司經理，但并不得志。北伐勝利後，池宗墨以所謂“王道政治”的宣傳者自诩，敵視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理論，因此成為遊離于主流之外的政界邊緣人。
早在留學時代，池宗墨就與平陽同鄉殷汝耕交好，北洋時期又曾一起混迹于實業界。1932年殷汝耕随黃郛北上、獲任河北薊密區行政督導專員後，池宗墨即前往投效，于1935年初出任專員公署秘書長。在此後日軍推動的“華北分離工作”中，他與殷汝耕沆瀣一氣，為一己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1935年11月，殷汝耕公開附日，宣布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翌月改稱“自治政府”，池宗墨依然以僞政府參政兼秘書長的身份為其從事聯絡工作。1936年4月，他曾作為殷汝耕的專使前往長春和大連，“感謝”僞滿洲國和關東軍承認冀東僞政權的“獨立”地位，并鼓吹“中日滿三國，非誠笃親善、共同協力，（就）不能确立東亞和平”。
盡管池宗墨在日本軍方心目中的利用價值遠不及殷汝耕、殷同等老資格“日本通”，且其政治地位完全系因依附殷汝耕而獲得，但他依然野心勃勃，希望博取更多利益。1937年7月29日，冀東僞政權保安隊在通州反正，殷汝耕一度被扣押，之後失去日方的信任。恰好因事不在當地的池宗墨乘機向日軍示好，于7月31日獲準代理政務長官一職，并獲準在唐山重建僞府。為向日方輸誠，池宗墨不惜多次向日方表示“謝罪”，承諾逮捕審判通州事件之責任人，并向死難日本人家屬賠款120萬日元。不過随着統一的華北僞政權在1938年1月成立，冀東僞政權最終被合并，成為僞“臨時政府”下屬的河北省，池宗墨改任僞行政委員會參議的閑職。嗣後他再度棄官從商，任河北采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協助日本進行經濟侵略。抗戰勝利後，池宗墨一度被國民政府逮捕審判，但依靠裝瘋逃過懲罰。1951年鎮反期間在北京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
（文/劉怡）